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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元新千年之交，「第三条道路」的话题，打破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厌倦，在欧美各国政、学两界流转激荡，正领一时风骚。但是，这种话题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中国人对「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文明」的类似追求，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开初、中叶和末叶掀起了三次高潮。正像在西方一样，「第三条道路」的指称在中国也多有歧义，但在本质上似可界定为社会民主主义。中国人追求社会民主主义而有不直呼其名，皆缘于错综复杂的历史际遇。在新千年之交，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将「第三条道路」作为最佳的选择，并力图促成世人的共识，实在耐人寻味。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对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历程所作的回顾与辨析。
一、新文化运动与「第三种文明」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西方世界拖进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现代化只有西方的成功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自然地采取了移植西方文明、也就是「西化」的形式。然而，由于这种被动的现代化对统治阶层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也由于先进的西方同时也是侵略中国的西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便一直呈现半心半意的追求、一波三折的轨?。到本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中心课题终于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本着「取法乎上」的善良愿望和不无狂妄的赶超心态，寻求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主流文明的「第三种文明」，而且越走越偏。
应该说，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曾一度痴迷地追求西方主流文明。他们明白无误地将民国初年军阀武人对民主政治的成功颠覆归因于半心半意的现代化，认定如果没有彻底颠覆以儒家等级尊卑观念为核心、而不给个人的独立和自由留下合理空间的中国传统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建立与西方一样的那种以自由平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伦理，民主政治便没有赖以依存的文化支撑。这也是为甚么以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思想家一度不约而同地倾其全力投身启蒙运动，试图移植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理性来取代传统中国的儒家等级专制理念和迷信盲从心理。1
当然，现在人们并不难争辩，巴黎和会那种种纵横捭阖的叛卖行径、同流合污的分赃交易和恃强凌弱的强盗逻辑，来自强权政治和当时西方「现实主义」政客们对「民族利益」的狭隘见解，而与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民主制度毫不相干。然而，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的五四知识界无暇心平气和地细加思量，将西方列强的自私自利、强权政治及殖民主义政策，同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的自由平等观念、科学理性及民主制度区别开来。由突发性事件造成的公共情绪迅速支配了公共舆论。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人的民族屈辱使激愤之中的五四知识界对西方主流文明造成了强烈的幻灭感，而且在这种幻灭感驱使下形成强大的反西方思潮。3按毛泽东的说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先生」对「学生」的侵略导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4
本来，无论是在道德还是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从未在中国正名。之所以如此，既因为自从中国人开始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它便同剥削、贪婪和欺诈等丑陋的字眼、而不是同效率、竞争和财富等动听或至少不太刺耳的字眼连在一起；也因为当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西方便受到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猛烈冲击。在西方，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已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形成相当强大的力量。中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便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使这一思想在成形的中国新知识界传播开来。5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初步传播的结晶。不过，直到1919年5月，「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它先进的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调情，并不妨碍他们热烈追求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文明。即便是后来被描述为共产主义壮丽日出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没有让他们分心。除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发表了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甚维克的几篇零星的文章，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直到1919年5月仍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二、「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行动中的中国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从来就是模糊的概念。它们倒可以互相界定：「第三势力」就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人们，「第三条道路」就是「第三势力」所走的道路。但是，本文所论列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条道路」是中华民国史上的特定现象，前者指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后者指介于国、共两党的政纲和实践之间的第三种主张，前人对此已有很多论述。15本文所要强调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
「第三势力」发展成为民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背景是日本全面侵华造成的民族危机。面临灭顶之灾的国民党政府，被迫将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统统合法化，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产党则力图借助「第三势力」来挑战国民党的独裁。这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第三势力」由诸多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组织上非常分散。1938年6月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给「第三势力」提供了形成集体的声音、甚至于结盟组党的机会。于是乎，具有「第三势力」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39年11月在重庆成立，并随后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基于个人党员已经超过团体党员的事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新政党虽然只有数千党员，但他们大多数是各界颇有能量的头面人物，特别是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也称「中间派」），当时对它的社会基础相当乐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成立之初还比较谦虚，自称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17「民盟」理论家施复亮则自信地宣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18平心而论，且不说没有多党选举等民主政治的运作，「中间派」与他们所要「代表」的社会基础之间根本没法建立实质性的关系，就「中间派」对民主自由的百倍热情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言，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恐怕只有自由知识分子。
「民盟」的政纲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纲大同小异。它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高悬「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的目标，一方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主张「全国经济之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制订统一经济计划」，「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共事业及独立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而且还特别标明「无论公营私营企业，其监督管理均应实行民主化」，「公营企业及规模较大之私营企业之员工，应有参加管理之权」。它的社会政策要求国家「推广公共卫生事业，推行疾病、死亡、衰老、残疾、失业、妊孕等保险政策」，「励行劳工福利政策，对于最低工资及八小时工作时间，应分别规定之」，并且要「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19
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扮演名副其实的中间调停人角色，力图从左右两极将国共两党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上来。其实，如果我们不把国、共两党当时的政纲和言论都当成欺骗宣传和政治把戏，便应承认他们的政治经济主张与「民盟」政纲其实相去不远。中共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它在当时揭橥的是「新民主主义」，如果放弃对「领导权」的要求，平等地对待其它党派，便与社会民主主义大同小异。国民党自称奉行三民主义，包括民族独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五权宪法等具体原则和主张，如果诚心诚意付之实施，与「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更加接近。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给「第三势力」充当历史主角提供了理想的政治舞台。这个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中国似乎胜利在望。
不幸的是，国共两党、特别是当家的国民党主要领袖并不将纸上的这些协议和决议当真。他们都没有、和不相信政治上的双赢观念，而是固执地认定在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让步和解的余地。而当时中国也确实存在诸多足以激发人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的社会矛盾。于是乎，国共两党终于各率几百万军队到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去决一高低，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它「中间派」的人士们只有徒喊奈何。那些因为各种历史机缘而出于关键地位的人物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选择，可以影响几代人的命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难题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展望
在毛泽东时代，带上西方印记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被斥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而打入冷宫，社会民主主义连同其它标记的「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因为来之内部，更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大加挞伐。24到了今天的改革时代，当年贴上「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标签的许多具体政策和作法都已以不同的方式正名，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反思仍然姗姗来迟。
按官方说法，当今天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应该说，在这些理论出台之前的几项重大改革，如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发展多种经验和各种形式的乡镇企业、开放价格、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倒是受明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导下的国有经济改革，至今仍步履维艰。国营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拨改贷/利改税」、「承包制」、「股份制」和「抓大放小」等几个阶段，迄今仍回天乏力、无法扭转国营企业效率低下、利润跨坡的颓势，不是延缓而是在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使银行呆帐、工人失业等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短缺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已基本完成，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也在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逼近。但是，由旧体制拖累和改革变形所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吏治腐败、大规模失业和天文数字的银行呆帐，也令世人忧心忡忡。25
从理论的角度说，中国改革的套路是遵从典型的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试图谋求政府计划和自由企业、公（国）有制和市场秩序之间的妥协和共生，以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效率和社会公正。对于这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个别例外，当前国际理论界并不分享中国政界和理论界的乐观。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萌芽于20年代布哈林等人关于「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探讨，在30年代经兰格和狄更森等经济学家的系统化而成型。26此后便分成两支。一支是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们在书斋里的想象、展望、设计和论证，特别是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内如何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建立「社会所有制」的可行性研究，但至今仍旧只是纸上谈兵。27
另一支是从50年代起在东欧、苏联各国相继出台的改革理论、实践和试验，曾经创造出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模式，最终则留下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失败的权威解释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在基本维持原有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历史条件下，对市场经济的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经济效率，却无法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在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框架中的党政官员行政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互补关系，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公平，而是与此相反，走向两种机制相互为害、市场纪律和行政纪律同时失灵的局面。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刚化格局的出现和各级官员职业选择多元化的可能性，在权钱交换利益驱动下的政纪败坏便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与此同时，由于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依旧存在，政府或各级党政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掌握着资源配置的大权，各种市场原则便往往不能贯彻到底，特别是国营经济领域的预算软约束痼疾无法消除。结果便是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失控和社会混乱。28
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断的让步与妥协也许令人沮丧，但正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马克思所体验和认识的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资本家的财富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社会财富因为「社会所有制」（股份制和各种公共基金的普遍化）的扩大而分散了，由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也大大地减轻了贫困阶层的疾苦。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也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以白领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压倒多数、而以制造业工人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阶级降为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妥协与让步，并不比社会主义自身的妥协与让步更少一些，以至于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当然，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并不一致，以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北欧各国（还应该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程度最深，欧洲其它国家次之，美国程度最浅。
由于中国改革日益受到深层次问题的重重困扰，也由于西方掀起「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小小波澜，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在东欧的抬头或回升，中国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在90年代末以来也日渐升温。中国社会的这种思潮变迁饶有兴味。国人在80年代曾经对现代化如痴如狂，但刚刚跨上现代化门坎便又开始了对现代化的诅咒；国人曾长期将苏联视为各弱小民族的监狱，但又对苏联的解体和各民族的独立深感悲愤；中国在80年代曾积极效仿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但在「苏东剧变」之后又立刻将东欧经验视为鸠毒；中国在80年代曾经将东欧视为必须追赶的先进，在「苏东剧变」之后又立刻将自己视为东欧必须学习的榜样。而当今的现实是，东欧和俄国已逐步走出了剧变所带来的混乱和危机，迈开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并开始从容地从事对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多种发展方向的多元选择。而中国则面临改革深水区的种种难题，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西方的社会主义势力也开始反击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倒行逆施、特别是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种种政策，着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来迎接各种新的挑战。这样，在包括东欧在内的欧美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都在强有力地响应前一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保守主义回潮。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多少体现着全球范围内的思潮变迁。
其次，在时下仍在进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战中，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热门话题。35有趣的是，虽然部分「新左派」广泛利用新马克思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以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词句，但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机制的钟爱和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情绪化敌视，他们之中多是些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倒是「自由派」的思想主张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且不说「自由派」中间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徒，如秦晖、朱学勤、何清涟等，「自由派」大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而且除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外，都同时强调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热烈拥抱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用秦晖的话说，他们所强调的是公民权力、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36这种现象本来也不足为奇，因为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再次，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圈也开始关注社会民主主义。东欧的共产党在「苏东剧变」中相继改宗易帜、转变为社会民主党，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曾一度引以为戒。但是，中共对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在90年代末以来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在2000年初刚刚提出，便立即遭到党内一些人士的异议，认为提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是向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党纲和通常标榜为「全民党」的社会民主党靠拢。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从「三个代表」思想可以引申，由各类企业家和各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有产阶级」，恐怕比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更有资格充当「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中共决策圈并不为" 所动，反而甘冒「离经叛道」之风险、加强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以借鉴其经验。37一些智囊机构或智囊人士更直接向党进言，建议模仿社会民主党、沿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修改党纲。38据说国家体改办主任潘岳最近还提出了一个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宗旨的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39
结 论
无论是就中国而言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选择都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摆在整个人类面前的新任务。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性，对资本主义下定义是很困难的事。在我们的语汇里，资本主义素来名声不佳，总是与贪婪、剥削和压迫等字眼连在一起。应该说，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所作的充满敌意的概括核描述，道德义愤远远超过学术良知和学理的严肃性。根据人类社会这两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从纯学理的角度说来，资本主义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将效率和利润置于首要地位的社会制度和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激励机制、经济活力和实现个人价值等角度说，资本主义的积极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资本主义所鼓励的确实是自私和竞争等人性中那不太光彩的一面、而不是利他和互助等等高尚的一面。因而可以理解，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可能是道德家们所青睐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学说中最多也只能被视为「必要的恶」来认可。即便是因为宣告「历史的终结」而被当今世人视为资本主义头号辩护士的福山，实际上也没有直接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置于共产主义对立面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而且，他也并没有被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冲昏头脑。当他瞻望人类的前景时，便再也没有回顾自由民主主义凯歌行进的历史时所带来的喜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隐患与人性的弱点流露出挥之不去的忧虑。40无独有偶，另一位举世闻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布热津斯基在著书欢呼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之后，又大声疾呼人们去救治资本主义「大失控」的种种病态，诸如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贫富悬殊、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等。显然，历史没有、也不应该终结于资本主义。41
然而，本来信誓旦旦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恐怕还要更加复杂。全球只有几个国家还挂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招牌，而且前途未卜。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依然像以往那样狭隘地理解社会主义，有足够的勇气割弃那种动辄将倡言妥协的派别逐出教门的极左传统，社会主义者便不至于那么孤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是人类试图取代、超越或改造资本主义的尝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都视为社会主义的分支。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和苏东剧变表明，那种以一党统治、国有制和中央指令性计划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失去人心。市场社会主义虽然稍胜一筹、但前景也不看好。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曾论证，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社会主义者关于利用新自由主义均衡理论来测算供需平衡并编制完善计划的设想只不过是乌托邦；而且，由垄断性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个人的自主和经济决策并强制执行中央计划，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42经济学上的实证性研究并不妨碍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薪尽火传，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以及它在东欧的失败记录，确实使这一思想流派罩着浓重的阴影。
时下在欧美走俏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恐怕是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支派。这当然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没有遇到难题。「第三条道路」正在受到左右夹击。来自右面的攻击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束手无策的表现；来自左面的攻击则将其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叛卖。「第三条道路」确实不像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旗帜鲜明，但诚如吉登斯所说，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更新(renewal)。43「修正主义」的恶谥在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已不再那么吓人，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及时修正政纲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本应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常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遇到的挑战相当严峻。随着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而愈演愈烈的资本外流和产业空壳化使完全就业成为高不可攀的目标；高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和保证充分就业的政策已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相交为患的「滞胀」而难以为继；「福利国家」由于财政压力、广泛的滥用和人口老化等因素的侵蚀而春光难再；产业工人、特别是蓝领工人所占人口比例的急剧下降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选民人数）日渐消失。为了避免日暮穷途的命运，社会民主主义者唯有随机应变、迎接挑战。「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高扬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同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提出以市场机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三强并重的方针来对付危机，似乎是令人鼓舞的因应之道，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再造辉煌还要假以时日。「第三条道路」近年来在英、美两国格外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更为先进，而是从70年代末开始对劳工立法和「福利国家」的新保守主义反44攻倒算在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为害最烈。
当今世界与以往其它世代一样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前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性兴趣未必能构成「历史潮流」之类的东西。不过，根据人类现有的经历和经验，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能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制度安排。基于中国的改革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提高经济效率和建全社会基本生存保障的两种任务都同样迫切、以及中国广大干部和民众有限的心理承受力，具有鲜明妥协性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实在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归宿也许没有中国人最初拥抱社会主义时那样激动人心，但却无疑是沉稳成熟的表现。
当然，即使人们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各国走向这一目标的途径可能因为出发地点的不同而迥然异趣。如果说西方沿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难题在于资源配置的进一步社会化（社会所有制）和加强对资本的控制；那么中国的难题可能更多地体现于政治的民主化和资源的解放。民主化的关键内容当然是建立和完善名副其实的宪政。而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民主化还特别强调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方面是指建立维护各种个人神圣权利的法律框架，使这些权力不再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和威胁；另一方面是指各种职业机关、社会团体和专业协会从国家那里独立出来、能有效地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并有效地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力求建立强社会、强市场和强政府三强并重的社会体制。但愿社会民主主义能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新的福祉，尽管「福利国家」的实现程度只能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注 释
1 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丁守和、殷叔彝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冯崇义着：《罗素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3 真实或想象中的民族屈辱常使大批亲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迅猛地转向反西方的立场。类似的例子还有1946年12月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事件和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