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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引 言
世纪之交，国内外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促使人们对许多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当今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半个多世纪风雨历程中，它已经显现了自己所特有的功效。问题是，进入新世纪后，这一制度所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需应对的挑战更为严峻。于是，关于它的前途与命运，---- 例如，“要不要继续坚持与完善”、“如何有效地坚持与完善”，---- 便成了人们热切关注的重要课题。一些论者多从我国历史因素与现实需要的结合上得出“必须坚持”的结论。那末，能否将这一重大课题放到世界政党现象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加以分析、思考呢？
我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政党现象（政党政治、政党制度等）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都是世界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都需要我们以认真的、理性的态度去重视与研究。应当相信，考察与研究国外政党政治，对于思考中国政党制度的问题，是会有所启迪的。
基于这一考虑，2002年6月，我们非常乐意地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委托，决定对国外政党现象开展一次专题研究，进而联系我国现行政党制度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
我们的课题组由复旦大学浦兴祖教授领衔。参加者有复旦大学政治学等专业的2位博士生、4位硕士生以及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
限于条件，课题组主要依据文本资料进行考察与研究。第一步是，广泛收集有关国外政党制度的资料（包括若干外文资料）。第二步是，对资料进行筛选、分类。重点选取了：实行两党制、多党制的典型国家或地区（美、英、法、意等）的资料；相对后起的两党制、多党制国家与地区（俄罗斯、非洲与东南亚诸国等）的资料；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资料。第三步是，分工协作，分析、研究相关资料，并联系我国政党制度进行思考，写出分报告。第四步是，在7篇分报告的基础上，多次进行集体研讨，逐步提炼观点，形成总报告。
通过历时三个月的研究，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1）必须继续坚持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
（2）必须对某些重大问题引起高度警觉；
（3）必须切实完善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
二 、 坚 持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从世界范围看，这种政党制度确实独具特色。通过本次研究，我们认定，在当今中国，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不是某种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各种客观因素的必然要求。
1、 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决定了我国现行政党制度之必需
众多资料显示，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与发展初期，普遍建立起了由强势政党为主导的政党体制。例如在东亚，韩国的民主共和党政权、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权等，无不如此。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因为，现代化必定引发社会利益结构的急剧变动，从而也必定激起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的高涨。这就要求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初期），必须处理好制度化与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政治参与冲击社会稳定的情况。而要处理好这对关系，又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强而有力的政党作主导。事实证明，东亚诸国相对集中的政党结构为各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就。
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前期阶段，处理好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营造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任务仍很艰巨，全球化的趋势又给现代化过程中的稳定问题增添了不确定性。加上我国是一个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发展程度极不平衡，社会整合的要求与难度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今中国最大也是最强的政党，责无旁贷地应充当全民族领导者的角色，承担起保障社会稳定，推进现代化顺利发展的重任。同时，由于所有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民主党派的代表性很可能会更加增强，各党派亦应在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中有效地发挥参政党应有的功能和作用。这样，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被激活的政治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开发，不断增长的社会政治参与需求才会被有序地整合进政治体制内，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才会得以避免。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好适应了我国现代化历史阶段的需要，不能不坚持。
2、 “一主多种”为特征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国现行政党制度之必需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由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决定，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对立与社会结构的分化，进而产生多元竞争的社会政治体系。政党作为现代社会中主要的利益聚合与表达组织，根据其多元化社会基础的要求必然建立起相应的竞争性运行机制。资料所表明的情况也基本如此。虽然其中的某些国家----主要是一些长期"一党独大"的国家(如新加坡),未见不同政党轮替执政，但政党间明显的竞争性关系，已经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得到宪法、法律以及惯例的认可。
最近20多年内，我国的经济成分有了重大变化。但从总体上看，至今还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便决定了与公有制联系最为紧密的工农群众在社会中仍应居于主体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全国人民----作为公有经济的所有者，在社会经济利益方面仍存在着统一性与共同性。反映到政治上层建筑，就依然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在当今中国，只有集中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同时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坚持其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适应了经济基础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同时，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新经济成分正在不断增长，一主多样的经济结构同样需要坚持多党共存与合作。在一定意义上讲，现在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需要，也是最可以发挥多党派作用的一个时期。因为，这样更有利于那些伴随新经济成分而起的新阶层便于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总起来说，既坚持共产党领导，又坚持多党合作，这是当今中国“一主多种”为特征的经济基础对政党制度的要求。
3、 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有着自身的"弹性"优势 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设" 计中"弹性"机制，弹性强调的是包容性，政党制度的“弹性”，主要是指政党间的协调、协商、协作的关系，我国的体制内政党组织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利益的代言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基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通力合作与政策协调，同时又强调双方在此基础上的互相监督，整个制度在内部结构上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充分体现了社会民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基本取向，有利于在民主与效率之间实现一定的动态平衡，有效地减少了所谓的"民主成本"。
鉴于以上诸点，我们觉得，坚持我国现行政党制度，决不是任何主观意志的选择，而是由当今中国经济基础、历史阶段与文化状况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同时，这一制度自身之优势也正适应了这种客观需要。------ 这是我们研究外国政党政治所获的第一启示，也是我们反观中国政党制度后的第一结论。
三、 警 觉
我国现有的政党制度的基本架构是符合国情的，也是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是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但是也要注意到我们的政党制度还很不完善，政党制度确立的时间还不很长，而国外政党制度的已往或当下面临着许多挑战与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警示，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通过对国外政党政治的研究，我们认为，必须对以下一些重大问题引起高度警觉。
1、 长期执政的党如果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政党研究学者指出，政党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如此，东方也如此，一党体制如此，多党体制也如此。对于一个有着长期执政经历的政党而言，形势则更为严峻。长期的政治实践一方面为这些政党积累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执政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也使政党在结构与功能上具有鲜明的历史规定性，政党自身如果不能在结构与功能上作出及时的调整，就有可能因为体制上与功能上的僵化而难以应对政局以及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就有可能会面临执政危机。然而，一个长期拥有执政地位的政党往往会因为自身强势而忽略这种执政危机。
从世界范围看，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是惨痛的。为什幺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90多年光荣历史、近1500万党员的大党，会在一夜之间坍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长期执政，苏联共产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与领导体制，以党代政、党过多使用行政命令乃至镇压手段，因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党结构下，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而导致权力对党的严重的腐蚀以及削弱党与其基本群众的政治联系，体制的僵化也使苏联共产党难以应对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急剧变化，从而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迅速瓦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它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党和国家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印度的国大党、台湾的国民党、日本自民党、意大利天民党、南非的国民党都因为积弊深重，组织体系老化弱化，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最后都沦为了在野党。尽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这些危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原因。但是值得引起我们警觉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党都因为长期执政而出现了体制僵化的危机，并在其后无力回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实行政党轮流执政，因为影响执政的并不是执政时间长短这一因素，而是当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之时，政党能否在体制上功能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应对，政党能否通过这一调整继续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
但是对于老牌的执政党而言，由于长期把持政权，并在社会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难免会忽视自身建设，忽视政党本身的发展问题，或者即使有所意识也难以引起高度重视，直到政党垮台才追悔莫及。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长期执政的政党，要想取得持续与稳定的执政地位，应该有足够的危机意识，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变迁及时调整自身结构功能，能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也就是，增强政党体制本身的吸纳能力，努力使自身始终保持足够的活力。世界上一些老牌执政党相继衰落或沦为在野党，教训十分剧痛，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无疑是一种警示，它要求我们高度警觉：如果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就随时有可能覆辙重蹈。
2、 如果不能尽力提高政策绩效、增强执政能力，执政党就有可能丧失民心，丢失政权
苏共长期以来奉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严重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终于导致苏联经济在速度和效率方面都出现了危机。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人民心目中大打折扣，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苏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信任危机。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政权难以为继，人们做出了另外一种选择。 在英国，工党几经沉浮，并在撒切尔时代一度非常低迷。布莱尔一上台便强调党必须适应英国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从根本上扭转工党游离于英国主流社会的态势。在他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就是修改党章第4条。英国工党的章程产生于1917年，并在1918年的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其中第4条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即以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由于这一条明确要求实现公有制，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党的社会主义象征，同时它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布莱尔上台后，他要求党内抛弃关于公有和私有、国家与市场的争论，认为理想的经济模式应是"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而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市场作用奏效的领域靠市场，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靠政府。这一改革使工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从一个目标比较狭窄的政党转变为能够有效地管理一个发达社会、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政党。2001年5月，英国布莱尔再次以高选票蝉联首相职务，他对此更加踌躇满志，认为这进一步表明第三条道路的治国方针得到了选民的理解和支持。
这些经验和教训给予我们以警示，要求我们高度警觉：人民群众是政党的社会基础，提高政策绩效与执政能力可以赢得人民的支持，但如果不注重提高政策绩效，不注意增强政党的执政能力，党就会因为失去民心，缺乏群众基础而垮台。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想获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的信任，执政的共产党就必须提高执政能力，以政绩来取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3、 如果不能痛下决心铲除腐败，执政党就无法摆脱自我瓦解的厄运
大量资料表明，执政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是削弱党的战斗力、危及党的生存的直接因素。印度的国大党、台湾的国民党、日本自民党、意大利天民党、南非的国民党等等政党的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党内腐败导致党在重大政治事变面前软弱无力，并" 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
苏联共产党的倒台不仅在于苏共长期奉行脱离实际、忽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上，而且也在于斯大林当政后，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俄罗斯独立后出现的一批"新贵"，绝大多数是从苏联时期的党政干部演化而来的，出现变相的世袭制。这苏联剧变期间，有学者曾就"苏共代表谁"搞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 在意大利，米兰丑闻几乎囊括了以天民党为首的所有传统政党，导致了一连串政界人物收授贿赂、贪污公款大案的被曝光，从罗马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十几个大城市，各级官员中有1/3的人受到审查。甚至在某些地区，全部官员均涉入此案，无一幸免。时任天民党人总统斯卡尔德罗也被指控涉嫌受贿或贪污。天民党及社民党、自由党等传统政党在一片声讨中，票房率急剧下跌，不得不让位于左翼民主党等新兴政党。
印度国大党人收受贿赂案是八九十年代轰动全印度并激起公愤的大事。其中的 "博福斯" 丑闻成了国大党的拉吉夫在随后大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拉奥执政时期，"哈瓦拉"丑闻牵涉到了国大党政府的几乎一半部长，拉奥印度还成为印度第一个面对刑事审查的总理。为了筹集选举资金，后来的国大党还吸收大批有犯罪史的商贾及谋权者入党，这一现象被印度媒体斥之为"罪犯化政治"。国大党虽然在执政时期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后，经济发展明显提高。然而，国大党的腐化还是成为印度反对党大势炒作的对象，从而使国大党民心背离。
以上事实给我们以警示，我们必须高度警觉：执政党内的腐败现象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那就必然导致丢失民心，丢失政权。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国外这些老党衰落的深刻教训，重视并坚决铲除党内腐败现象，正本清源，从而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三个代表"。
4、 如果不能适时地扩大社会基础，加强政治整合，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往往难以为继
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四小龙"包括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在取得了民族解放和独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执政党通过基层组织和执政党的外围组织来实现的社会的控制，从这些国家的当时所处的国家环境来看，这无疑起到了动员社会资源，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维护民族独立的重要作用，并直接推动了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社会从来都是多样性的存在，很难整齐划一，社会的生机就是来源于多样性之中。社会过度的政治化、组织化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容易窒息社会的活力，从而政党发展本身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政党的发展难以应对社会的急剧变化，难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在台湾，国民党在逃台之后试图继续延用其在大陆的一党专制体制，但是在其开始现代化之后，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却使国民党在统治过程中不得不开始放宽对社会政治参与的压制和控制，党外和本土势力的体制内空间随着地方选举的放开和党禁的解除逐步开始扩大，并最终导致国民党的下台以及台湾政治局势的动荡。新加坡、韩国等国曾经依靠政党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使得本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而当经济现代化目标达成之后，执政党再次全面控制社会的努力难以为继，原有的政党体制纷纷开始松动、瓦解甚至彻底的颠覆。如新加坡，在民主发展的基本趋势下，PAP的一党制似乎也不大可能单纯的依靠僵化的体制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目前在党内所做的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正说明这一点。
随着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这样，其各自相应的政治代表--新的政党就有可能产生。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执政党要不断扩大社会基础，实现政治整合,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确保执政党的领导地位。这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尤其如此。如果执政党的政治整合能力不强，失去了对日益分化的社会的领导能力，执政党不能有效地领导社会，而是以强力控制社会，就会使社会窒息，从而失去活力。这种社会的不成熟形态将会导致社会的动荡，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也将因此岌岌可危。因此执政党必须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政治整合的能力，及时有效地把各种新生社会力量吸引过来，使之与现存政治秩序达到高度的整合状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分化也很严重，因此，如何通过激发社会的活力帮助社会趋向成熟，从而真正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化，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引起警觉的问题。
5、 如果不能处理好政治参与问题，执政党就难保政治稳定
政治参与一般是指普通民众试图影响政治决策的活动，通过选举、院外活动、组织活动、小范围的接触，甚至是暴力活动来实现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有益于公民了解政治过程，增强公民的社会责任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公民的政治参与使政府更能负起责任来。政治参与主要包括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两种类型，在大多数国家里这两种类型的政治参与都不同程度存在，只是在实行两党制与多党制的国家，自动参与要更多一些，而实行一党制国家由于主客观原因，自动参与要少一些，而动员参与要更多一些，民众通过“仪式性”的，或“支持性”的政治参与，表明对政党和政府的支持，例如各种类型的大型游行，动员参与中的压力与操纵难以避免，但是长此以往易造成民众对操纵者的反感，当反感与不满经过长期积累，而其政治诉求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以表达时，非常容易导致爆发性的政治参与，表现为直接的反政府行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的民主意识的提高，民众要求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要求社会更加公平，以及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诉求，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不可避免。但是政治参与也会导致各种政治利益的交锋，甚至是对抗，造成政局的动荡，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但是压制政治发展也会影响到稳定。如何处理发展、平等、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化变革社会的重要问题，从各国的政治实践来看，主要形成技术主义模式和平民主义模式两种发展战略，技术主义模式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暂时牺牲政治参与的发展，一切以实现经济的增长为目的，例如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西以及1987年实现政治选举前的韩国，尽管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却未解决社会分配的平等问题，而且造成新的更大的社会不公，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对民众的政治参与采取更进一步的抑制，在80年代到90年代间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表明了这种以单一的经济发展为指向的模式的严重弊端。而平民主义的发展模式，注意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的公平，但是经济增长却放慢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使社会矛盾丛生，政治上的稳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例如，智利、印度、乌拉圭等国。
政治参与涉及两个主要方面，即民众和执政党本身" ，对民众而言政治参与是对自身政治利益的维护，对执政党的权威而言，民众的政治参与无疑会使之受到削弱，不过这种政治参与却在根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以人民利益为指向的政党无疑会推动政治参与的发展，只是需要考虑时机和战略步骤问题，协调政治参与、经济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当社会的不平等还不很明显，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很强烈时，强调经济发展是完全正确的选择，执政党暂时放缓对民众政治参与的推动，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但是当社会矛盾已经比较的尖锐，社会政治参与的热情已经高涨的情况下，当执政党对政治参与的忽视，有时会导致政治参与的突然爆发，如果不能正确判断，处置不当，对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非常不利，这里还涉及到执政党的政治敏感性问题，执政党是否已经意识到社会政治参与的需要，如果当民众的政治参与已经高涨的情况下，却采取抑制政治参与的措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更难保证政治的稳定，政治参与本身也有利于推动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因此执政党必须重视民众政治参与。
四、 完 善
由国外政党制度的警示来看，我国政党制度必须完善，但是这种完善是在坚持我国政党制度基本架构的前提下的完善，强调坚持政党制度的基本架构有利于保证政党制度完善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通过政党制度的完善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从而也有利于我国基本政党制度架构的坚持。
当代除了少数国家外大多是政党政治国家，政党在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政党政治发展较早、制度比较完善西方国家中政党制度有许多的优点值得我们借鉴，其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选才任人机制等方面有着长期的经验积累，考察成熟的政党制度一般主要反映政治系统之中四种基本关系的规定性，即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党内关系、党群关系，政党制度体现了政党围绕着政治资源的占有与分配展开的斗争，对政党制度完善也主要是从这几方面出发，当然由于各国的具体的国情并不完全相同，国外政党制度的一些经验也要具体分析。作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使命是蕴含于整体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之中，是更深层次的变革，表现为变革的艰巨性、长期性。通过对国外政党政治的研究，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切实举措(包括借鉴国外政党运作的某些经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
（一） 完善政党制度的战略
1、 坚持紧迫性和必然性相结合的改革
政党制度要不要变、如何变都不是主观的臆断，而是结合了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当然最终是否改、如何改还要取决于决策层的决定，这也取决于现有的政党制度架构发展空间的实际状况，而社会的需要成为推动政党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但是从当前来看社会主体力量尚没有强烈的改革诉求，同时现有的政治架构的潜力仍然没有发挥尽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更主要的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设计，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力保证，因而是必须坚持的，同时，我国的政党制度还很不完善，还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政党制度必然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只能是现有政党制度基本架构内的变革，变革的速度与步骤也不是主观的臆断，而是结合了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在当前最紧迫的、最急需的方向选择突破口。
2、 勇于借鉴与制度创新
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的前提下，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的前提下，吸取国外已经成熟的制度经验为我所用。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质在借鉴过程中必要的谨慎应该的，我们的根本制度还是要坚持，这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出发判断具体的政党制度优劣，政党制度的判断标准也应该坚持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前苏东国家的政治僵化、经济停滞人民很不满意，造成党失去了群众的拥护，丧失了执政的地位，直接原因表现为经济没有搞好，在西方的和平演变和党放弃领导权后造成的历史倒退，不过其中的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党的制度僵化、观念僵化，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不可能预料到现实中的所有问题，其中的原则性的规定也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在新的时代如何能既要坚持又要突破既有观念的束缚，这就要考虑改革的策略选择，要把借鉴与创新相结合，同时兼顾社会历史与革命传统，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3、 执政党的自主性推动
执政党的自主性推动是现阶段政党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共产党居于政权的核心地位，是国家政权的组织者与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基础而且还有着现实合法性基础，执政党掌控着绝大多数的政治资源， 担负着新时期制度建设、利益调整、政策供给、社会整合等重要功能，离开了党的自主推动是不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的，同时执政党的自主性推动也使改革的进程与目标操控在执政党手中，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而是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因此现阶段执政党的自主性推动是坚持与完善政党制度的保证。
4、 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渐进式战略选择
政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历史的进程，是基于本国国情的基础之上的完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改革不是应急性的措施，而是综观全局、有步骤、分阶段的长期性的改革，这也要求政党制度改革必须积极稳妥，不能急于求成，从而影响到政治稳定。社会主义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政党制度改革也是对生产力的一种解放和发展，同时生产力内在发展的要求又推动了政党制度改革，稳定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持续发展的前提，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政党制度改革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政党制度改革同时又是对政治权力、利益格局等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将会改变某些利益格局，可能会激起反对，因此要稳妥、慎重，要全面考虑、细心组织，把各种利益要求进行调整、综合，赢得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 现阶段完善政党制度的措施
1、 参政党的代表性与群众基础也应得到重视 首先，从执政党来看，不仅要在宗旨上明确宣布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在实际政策上也要代表。在新时期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多样化的前提下，执政党也面临着扩大执政基础、增强代表性的问题，江总书记"五·三一讲话"中提出执政党必须要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执政党的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是执政为民，党要通过自我的完善成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使党永远保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 执政党的先进性一方面是党的纲领的先进性，另一方面是党通过吸收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先进力量入党来保持党的与时俱进，在这样的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入党主要应看政治觉悟，在党的历史上有许多虽然出身剥削阶级，但是由于个人的政治觉悟仍然加入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列，当今适应变革的国内外形势扩大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成为焕发党的战斗力重要保证。
第三，从国外政党的发展历程来看，阶级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情况出现淡化的趋势，社会阶级结构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特点，中产阶级力量日渐壮大，任何政党都不能忽视这种社会变化。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向中产阶级靠拢，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在组织上大力发展个人党员，以期在此基础上，结束工会集体入党并左右工党事务的状态，也借此改变工党党员队伍的构成，扩大中间阶层出身的党员成分，提高党员素质，吸引更多的选民。1994－1997年，工党个人党员增加30%，达到40万，新党员多为持中间立场的选民，是新工党的有力支持者。在1995年4月的英国工党全党特别大会上，通过了取消在1917年规定的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等内容的党章第4条第4款，工党曾经长期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以改善工人阶级的境遇，但是实际效果不明显，而且英国的国有经济效益低下，导致英国经济衰退，劳资关系紧张，工人阶级也不满意工党的政策，随着工党的公有制条款的取消，使工党的执政基础得到扩大，为工党带来了更多的党员，实际上 1997年的选举结果也表明这种变革的作用，它也为工党带来了足够多的选票，使其上台执政。
当然党的基础在扩大的同时，也要加强党的精英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就决定了党必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精英集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断吸收社会的新兴力量加入组织，从另一角度提高了组织自我更新和组织的成熟。
2、 坚持参政党的功能开发
参政党在已有的功能基础上扩充其内涵与范围，就参政党的来看在缺少经验、资源的情况下增加其功能是当下难以承担的，就已有的规定加已落实和保障民主党派的作用将会得到发挥。
民主党派一方面通过党员参与政府、人大等，担任相关职务的直接参政的形式实现参政议政的职能，另一方面通过谈心、座谈会、民主协商会等形式执政党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决策问题与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党派也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党派间的政治协商等形式党和政府进行民主监督，参政党通过调研等形式献计献策，可以说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形式、途径已经初步形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参政党的功能发挥距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在总的原则、具体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途径与方式也有了相关规定，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缺少实效性与实施途径与方式的细化，不仅仅是由于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没有法律效力，缺少实施细则，而且是由于参政、监督的效果好坏不仅仅取决于参政党的参政、监督的力度，更重要的取决于是执政党的重视程度。
从政党结构分析，西方政党制度来看政党通过选举的方式，进入政治体制内，政党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制衡的关系，执政党无时不刻感受到在野党的竞争压力，就我国的政党制度的结构分析是多元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协商政治结构，在理论上是存在多元的政治力量间的权力制衡机制关系，只是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参政党本身的功能也不健全，这造成现阶段我国形成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是依赖型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党制度缺少独立的监督机制。
从政党性质来分析，建国之初民主党派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在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从其构成主体来看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基本完成了由资本主义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变，参政党的参政和民主监督是有益于执政党领导地位巩固，因此放手适度发展参政党，减少对参政党事务的过度干预是有利于执政党的建设的。当下执政党对参政党在组织规模、经费、人员构成、党的领导层等方面的领导过于具体，不利于参政党的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参政党是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执政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当然从现实考虑由于参政党自身在参政意识、参政才能、参政资源等方面相当缺乏，参政党在缺少参政的政治经验前提下，执政党还是需要在尊重参政党自主性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指导。
现阶段的参政党的作用发挥还很不充分，更多的是停留在"智囊团"层次上, 为执政党献计献策，这些工作当然是很重要，参政党的更重要的功能是体现在对执政党的民主监督层面上，通过对权力的制约机制的确立，达到监督的目的，由于参政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监督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多党制、两党制的互相攻讦，而是通过对政执政党与执政党领导的政府进行监督，最终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与执政党形成合力，从而避免多党制、两党制政治动荡的弊端，同时又可避免一党包揽一切，缺少制约的弊端。
对于参政党的功能开发，首先需要规范制度设计。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架构已经具备，在坚持既有架构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权力结构，加强制度建设与法律建设，把参政党的参政与监督的范围、方式、内容、步骤等方面用制度与法律方式固定下来，如积极推进"政党法"的出台，同时建立多层次政治协商结构，对国家大计方针以及重要事项进行协商。
其次，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发展对参政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政党应该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才能保证参政党的功能得到发挥。参政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共产党的各项决议、方针、政策，把对形势的把握与国情的了解结合起来。加强领导班子与后备干部的培养，合理发展组织，建立与完善参政党内的运行机制，认真贯彻1996年《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和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此外，参政党的功能发挥也离不开社会的理解与执政党的支持，后者更为关键。参政党的功能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参政党本身的改造虽然很重要，但是更主要的是为建立合理的权力制约结构的政党制度内部机制的改造，以及外部环境培育。
3、 党内竞争推进党内民主
执政党的民主建设不仅是关系到执政党本身，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局。由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性、步骤性、阶段性和长期性，使执政党的民主建设不可" 能全面铺开，鉴于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改革中的难点，既不能因为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而无限期推迟改革，又不能操之过急，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依据社会发展的现实，根据紧迫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原则，选取适当的突破口。
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但是我们不能采用西方的多党制的党外竞争方式，而是依据民主原则开展党内竞争从而有利于选拔人才，有利于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全面发展。就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内始终是存在着竞争，在革命战争时期表现的较为明显，党性强、功绩突出者很快就能脱颖而出，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那样一种环境里竞争是保证党的纲领、政策和措施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在和平时期，党没有了生死存忘的压力，竞争机制也逐渐淡化，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干部多了起来，甚至有的人成为改革进程中的阻力。
党内的派性是是历来禁止的，围护党的团结，使党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是无产阶级政党鲜明特色，但是竞争是否会导致派性斗争呢？竞争是否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属性？竞争的条件与方式又是怎样？这些问题的解答应该放到历史与现实的大背景下去分析。派性斗争是一定会导致竞争的，不过派性斗争是以派别的利益为依归，是无原则的斗争，这是要坚决反对的，党内是不能允许派性斗争的。但是在遵守党章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前提下的竞争是不违反党的原则的，这种竞争是在共同维护党的根本利益上存在着一致性，是在党的大政方针上存在着一致性，因此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派性。以往党内就存在着竞争，只是表现的更为隐性，在强调党内的一致性、统一性和稳定性的背后，合理的竞争仍然是存在的，甚至于违反党的原则的派性斗争也是大量存在的，从党史来看竞争的事实存在，使党内竞争问题难以回避，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多种利益并存于党内，这种情况在党的代表性和基础扩大之后表现的更为明显，围绕着党的具体政策的分歧将有增加的趋势，而通过制度性的规定把体制外竞争纳入到体制内竞争，有利于党的政策连贯性、一致性，有利于保持党内的团结与稳定，也有利于防止党的老化、僵化，使党永远保持青春活力。
世界上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里竞争是明确规定，可以说没有了竞争也就不可能有两党制或多党制，而在一党制国家中政党制度是排斥竞争的，不过如果对国外政党制度深入分析，会发现尽管各国政党制度不尽相同，有的还差异很大，但是事实上竞争却是普遍的，只是这种竞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前者竞争主要存在于政党之间，党内竞争则相对平静，而后者由于不存在竞争者，竞争主要是在党内展开。从西方政党制度来看竞争是围绕着选举展开，通过选举竞争来实现资本主义政治民主，而在一党制国家中竞争则是隐性的，透明度较低，竞争的透明化、制度化仍然有待完善。
从国外政党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竞争越来越透明化、制度化，其有益的经验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加强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稳步推进党内选举制度改革，逐步完善委任制与选举制的结合。
党内民主是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原则的保证。通过民主的过程把党内各种意见要求综合起来，使领导的决定更能反映全党的意志，有利于减少决策的失误。江总书记多次讲到民主集中制就是要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原则， 这个原则正是建立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之上的， 只有充分贯彻、实行党内民主才能更好地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在与中国政党体制相似的古巴， 其党的四大关于党章的决议之中，也提出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就必须把高度自觉的纪律性与广泛的党内民主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高度重视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制，提倡党内在讨论问题时畅所欲言，保证讨论和发表意见的充分自由。在保证党的集中领导的前提下，完善党内民主的制度性渠道，例如，采取切实的措施保证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党内的差额选举制、进一步提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与职权等等。
同时，现阶段党内民主建设的进程也依赖党的领导体制的完善。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应该防止和避免个人领导取代集体领导、党的领导的现象，在革命取得胜利后革命政党存在着向执政党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权威向组织权威转化，个人魅力权威向法理性权威转化是其重要特征。从国外政党制度的考察党魁的作用不仅在后发国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在发达国家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英国两党制的党魁、全国执委会、议会党团、基层党的组织结构中，党魁的作用非常明显。在韩国，自1945年独立至今，共出现过80多个政党，除目前尚存的4个之外，其余的70多个政党中，存在15年以上的只有朴正熙的共和党，当朴正熙被害后，该党也随即解散；存在10年以上但不足15年的也只有一个；大多数只存在几年左右就消失了。所有政党都以政治人物为中心建立或解散。泰国政党的庇护制，党魁更是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党魁一旦失势，政党也很快没落。在政党制度成熟的国家党魁一人是难以影响到政党整体的兴衰，党魁在组织选举、动员资源、使政党进入体制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选举过程紧紧地围绕在党魁展开，不过一旦选举结束党魁的影响始削弱。而后发国家的政党组织往往紧紧绕着领袖组成，政党稳定性比较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党内的制衡体制长期不成熟，严重的以个人领导取代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严重滞后，如何处理党领袖与党的关系还是一个长期课题，通过对民主集中制的不断完善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
4、 密切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江总书记最近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党执政的基础就将动摇。
新时期的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建设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关系到党的兴亡、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政党都对本党的基础非常重视，由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宗旨就是一切为了人民，更是真正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国外成熟的竞争性政党体制中是通过选举来保障选民利益，选民具有直接的报复权，以投票的形式选择让那个政党来执政，但是由于我们的政党制度是非竞争性的，执政党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规定性使执政党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更大的主动性，同时也要看到仍然存在着自下而上的压力，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对于扩大执政基础，落实、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必须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为此就必须加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措施，人民群众对党的具体的政策与措施的监督更需要以人民群众为出发点，要进一步提高信访部门、纪律检查部门地位和权限，加强舆论监督等方面。 从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当民意缺乏进入体制内的渠道时，就会危及政局的稳定，危及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孤立地谈一党制，包括非一党制的一党独大制、一党领导制，有利于政治稳定是危险的想法，政治稳定不在于是否实行了一元化的领导，这往往在同一声音之下隐瞒了矛盾，而是在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要求是否能顺利地进入政治体制，能否影响到政治决策，如果各群体的利益要求经过执政党的协调后在执政党的政策中能够得到体现，就可以达到政治稳定的目的。执政党的政治勾通是非常必要的，我党有长期的群众工作经验，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工作经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同时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进一步密切了群众与执政党的关系，把执政党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
5、 把依法治党提到战略高度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在宪法中制定政党活动的原则外，还通过专门的政党法来规范国家与政党的关系、政党间关系、政党的地位、政党的运作过程、选举过程、甚至是政党的经费来源等方面，在法律上规定政党制度许多具体的内容，尽管各国在具体的规定上不尽相同，但是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政党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立法则往往是通过政党间的博弈的过程展开。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依法治党的问题，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社会阶层多样化、利益多元化等趋势，不同的利益要求不可避免地进入党内，依法治党才能保证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把依法治党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依法治党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
依法治党包含了党与法关系、党与政关系、以及党自身的规范与调整，
首先，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政党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必须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其它参政党同样也要遵守法律的规定。
其次，坚持执政党的领导意志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要充分，发挥代议机关的立法作用，防止以党代法。
第三，实行党政分开，防止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组织和政府组织在职能、机构和干部任职方面是混杂、重迭甚至在某些部分是同一的。这样不仅造成党的组织深陷具体政府事务中而不能集中精力于党的建设，而且使政府机构缺乏全面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严重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实行党政分开，有利于合理区分与建构党内权力关系和政府权力关系，有利于防腐反贪。
第四，依法治党，防腐反贪。"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缺少权力制约与制衡，是非常容易导致滥用权力，长期把持议会的意大利天民党衰落的根本原因就是党的腐败，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防腐反贪是关系到我们党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党的自身的建设也就更为重要，一方面依靠党的自净能力，通过三讲、三个代表理论的学习，加强党的领导干部与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健全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保障与发展党内民主，以党纪、党法进行约束，另一方面国家的法律对党的干部与党员的行为的直接约束，并且由于中国一党的领导地位是永久性，立法机关还可以根据需要制定特别法，如"反腐败法"等把国家法律引入到党内，对执政党党内行为进行规范。此外，明析党产、党的执政经费与日常活动经费等也有利于避免挪用国家资金，产生腐败。
在不断发展变革的社会中，依法治党不仅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贯彻三个代表的精神，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活力与动力，不断回应国内外形势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而要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通过对国外政党制度的研究与反观，我们认为在应对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必须要坚持与完善我国政党制度，这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