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1999年的中国影坛，因为其特殊的时世背景，为中国导演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纷纷登场亮相的机遇，特别是60-7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年导演如雨后春笋，纷纷出土发芽，尽管他们自身的先天不足以及机遇本身所规定的制约，使他们的影片很难在整体上对中国电影的艺术观念和
父与子：恋父认同
任何变革的时代都是屠格涅夫所描绘的"父与子"的冲突时代，而任何变革时代中的新一代成长都是以弑父情结为心理驱动的。应该说，80年代，在第五代电影中，作为一种精神依托的"父亲"形象就已经悄然退场，陈凯歌、张艺谋在《黄土地》中所塑造的那个苍老、沧桑、愚钝的父亲形象正如同罗中立那幅经典油画《父亲》中的形象一样，是对"父亲"/传统的一种含泪的追忆和无奈的告别，小憨憨与父辈们的逆流而动，正像喻了与过去的艰难而执着的决绝。进入90年代以后，当第五代解开了那个曾经让他们神采飞扬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不断出席各种国内外的加冕仪式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电影人则开始了新一轮的电影冲击，在他们的影片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表达出一种"父亲死了"的空洞、绝望和寻找"父亲"的迷惘、努力。
先是阿年在《感光时代》中，叙述了一个在物欲现实中青年人的成长故事，一个与商品社会格格不入的艺术青年在"父亲/精神"和"母亲/物质"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拒绝与认同，在那个教育他成长的"父亲"一样的老人死去以后，这位青年也告别了那个试图豢养他的"母亲"一样的款姐，最后成了一个孤苦无告的流浪者；路学长更是在《长大成人》一开始，就借用唐山大地震来隐喻失去精神之父的后毛泽东时代的降临，直到故事结束，一对青年男女还在继续他们寻找早已失踪的父亲式的"朱赫来"的心路旅程。新生代电影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群没有父亲庇护、也没有父亲管制的青年人那种飘荡和游离的迷惘和狂乱，处处洋溢一种没有家园和憩居的青春骄傲。也许正是这种"无父"的流浪使新生代电影具有远远超过其商业价值乃至艺术价值的文化价值。
但是，在张扬1999年导演的《洗澡》中，那个被告别、被遗忘、被丢失的父亲却重新款款登场，而且不仅是以一种家庭身份出场，还以一种文化符号出场，在影片所提供的父与子的冲突中、父与子的隔膜中，最后以子对父的全面认同而结束了叙事。影片中的父亲老刘（朱旭饰演），是一位"澡堂"老板，不仅外貌造型慈祥、温和，而且性格开朗、豁达，倔强但通情达理、与人为善，叙事极力回避"澡堂"作为经营实体的经济运作和金钱效益而极力渲染"澡堂"对于社区、对于远亲近邻的亲和作用和凝聚作用，"澡堂"似乎是一个供人们共享天伦之乐、人情之乐的大家园，而老刘就是这个家园的家长。不仅各种各样性格各异、年龄各异、身份各异的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快乐，而且即便是二明（姜武饰演）这样的傻儿子也能够在这一世外桃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到父亲的宠爱。这似乎更像是一个老少咸宜、妇孺同乐的人间天堂。
而影片中唯一与这个天堂般的"澡堂"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就是老刘的大儿子大明（濮存昕饰演）。大明因为不认同父亲的"澡堂"生活，曾经离开（背叛）了父亲和他的澡堂，离家出走到了被80年代中国文化符号化为与"内地文化"、"传统文化"迥然区别的"他者"--深圳淘金，显然，父与子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亲情的冲突，而是澡堂文化与深圳文化的冲突，或者可以更准确发说是父/传统/东方与子/现代/西方的冲突（濮存昕饰演大明，显然与他被当作消费社会中男性偶像的广告象征有互文本联系）。
而影片的意义并不在于父与子的冲突，子对父的背叛在影片中是被作为过去时来间接叙述的，或者说，背叛在影片中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出场过，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仅仅只是当二明用一幅图画将大明从深圳"误骗"回北京以后，大明如何亲眼目睹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过程，如何亲身体验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魅力，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早年叛逆的轻狂，而心甘情愿地臣服在父亲慈祥的形象面前，不仅成为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血缘亲情意义上的孝子，而且也成为了告别叛逆、皈依传统的父亲所维护的"澡堂"文化的精神遗产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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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影片并没有真正正面展开"澡堂文化"与"深圳文化"之间的叙事冲突，大明一直被安置在一个被动的观看位置上，他在影片中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性，他只是一个被教育者，他从来不可能有机会在影片中证明自己的选择和行为的合理性，因而，他如同我们所有观众一样，是通过看而成为了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的俘虏，我们被父亲的宽厚、被父亲的亲切、被父亲与周围人的和谐和睦、被父亲所代表的超功利性的东方人伦情感所感动、所征服，于是我们也同大明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恋父认同，也完成了对"澡堂文化"的认同。当我们完成这种认同以后，几乎和所有关于成长的影片一样，《洗澡》也采用了一个"继承"性的叙事转换策略，正如同当年《青春之歌》用卢嘉川之死来为林道静的成长、《红色娘子军》用洪常青的退场来为吴清华的成长开辟道路一样，当大明完成了对父亲的认同过程以后，老刘便在他一生所维护的"澡堂"的温暖的水中安然辞世，而最后大明和二明共同经营澡堂的情节，则是"文化继承"交接完成后的一次彩排：儿子们已经继承了父亲的精神遗产长大成人。从这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代老人对传统的眷念，而且也通过儿子对父亲的认同将传统塑造为现代生活温情脉脉的世俗天堂。
"五四"时期，鲁迅曾经呼唤过用"幼者本位"来替代"长者本位"的文化，经过80年的循环往复，从父与子的冲突，到子对父的寻找，再到子对父的认同，似乎勾画了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文化的一个运行轨迹。在今天这样一个重新塑造新世纪"父亲"形象的主流文化氛围中，在这样一个处处充满了"弘扬"、"继承"、"回归"、"东方中心"等流行话语的氛围中，出现《洗澡》这样一部表达恋父认同、长者本位的影片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只是，这样一部将恋父过程叙述得如此从容自如、如此溢于言表的影片出自一位青年导演之手还是多少有些让人意外，而且影片将父/传统/西方与子/现代/西方的二元对立如此想象性地解决不仅在电影叙事中而且在文化叙事中似乎都显得过分简单化。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无论是放到中国100年的文化过程中，或是放到中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洗澡》都是一部世纪末中国父与子大主题中的一部耐人寻味的文本。
上善若水：传统膜拜
"洗澡"离不开"水"，但是在《洗澡》中，"水"却是负载了明确文化意义的符号。在影片中，当老刘回忆陕北缺水的过去时，插入了一个相当突然的陕北农民祈求雨水的画面，无论是画面造型或是秀儿、弟弟的人物设置，都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当年的《黄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段落其实就是想让我们联想到《黄土地》。而在《黄土地》中人们所祈求?"雨水"渺茫无望，翠巧消失在黄河的滔滔急流中，憨憨仍然在绝望地期待，但《洗澡》中，人们终于有了源源不断（但隐逸了来源）的水，这水就是所谓东方的仁慈、宽厚、和睦、亲情，是一种以老刘和他的"澡堂文化"所代表的东方人伦。在《黄土地》中，"水"是一个悲剧性的期待，而在《洗澡》中，"水"则成为了一个正剧性拯救。《黄土地》中的西部造型被有意识地生硬地插入当代都市空间中，的确显示了张扬整合第五代的勃勃野心，那似乎是对第五代的一种消解：当年陈凯歌、张艺谋们沉痛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祈?"水"的执着和愚昧，而这救命之"水"在《洗澡》中早已预备妥当，《黄土地》中那个逆人流而奔向新生活的憨憨已经得到了"水"的滋养。第五代的文化反省经过15年的演化，在《洗澡》中成为了文化回归。
几乎可以说，影片中所有对"水"的赞美，其实都是对父亲、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澡堂文化"所像喻的东方传统的赞美，我们不仅在影片中看到了赫然醒目的"上善若水"的匾额，而且也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对水的崇拜和留念，在一段同样生硬的插入段落中，老刘对儿子二明讲了一个关于西藏的故事，说湖水可神圣了，那是圣湖，"湖水不但能洗净身子还能洗干净他们的灵魂，治百病呀，所以这一辈子他们一定要到圣湖去洗次澡"。这一段的声音处理和画面构图，都使我们联想到冯小宁导演的《红河谷》中那段老奶奶讲述的关于长江、黄河等5个儿子的故事，他们同样都用水来作为中华文化时间和空间联接的中介。随着旧城市的消失，澡堂也即将被推倒，人们意味深长地表达着对"澡堂"之水的一往情深："我担心哪，啊！一搬进那新小区，连个澡堂子也没有这上哪洗澡去呀，是不是?""你说那热水器，啊，一个人在那淋着，哪有在这儿泡着舒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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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当然，怀旧、怀乡，几乎是所有表现现代化冲击传统生活的共同意绪，然而，在《洗澡》中，"水"不仅是怀的对象，而且也是影片为我们提供的未来的养料，它不仅仅属于过去，影片更想将它带入将来。传统之"水"是解决所有危机的灵丹妙药，所以，影片中一对处于家庭危机、夫妻性危机的男女也通过老刘提供的澡堂之水得到了解决。水之万能在影片中被作为一种意念反复被强调，但是水（传统人伦）之万能作为一种神话，它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我们正在经历的走向现代化的危机和我们每天体验的生存危机，其实是很难得到不可置疑的豁免的。 我的太阳：文化想象《洗澡》中有一个用心良苦的情节，我们显然难以忽视：
一位名为苗壮的小伙子，总是在老刘的澡堂里放声高歌《我的太阳》，这位小伙子不仅身强体壮，似乎吃了太多的黄油、面包，喝了太多的牛奶，而且他在这个传统澡堂里从来不泡浴而是选择更"西方化"的淋浴，他唱的歌曲也是一首典型的西方经典音乐，后来他衣冠楚楚走上舞台时，身着的也是一套西服革履，这所有的能指符号其实都在暗示其西化文化所指。然而，有趣的是，这位"西化"的苗壮每次都是在"水"的淋浴下高歌，一当有人听不惯他的"异国"曲调，关上水龙头，他便会哑然失声，而一当恢复供"水"，他才能重展歌喉。傻二明则是"我的太阳"的最忠实的听众，而当苗壮站在没有"水"的滋养的舞台上无论如何也唱不出"我的太阳"的时候，恰恰是这位傻子明白了"水"才是一切的关键，所以当他傻忽忽地将水龙头冲向舞台上的苗壮时，"我的太阳"那热烈、恢弘、奔放的旋律才能喷薄而出，回荡在天地之间。西洋歌曲"我的太阳"（阳刚）在东方象征"水"（阴柔）的灌溉下，构成了一个何等令人心旷神怡的中西融合的狂欢场面！
这一切，当然都是影片作者苦心经营的文化策略，东方人伦传统之"水"不仅是我们解决当下困境（如家庭危机、甚至性危机）的灵丹妙药，而且也是西方文化移植东方的本土养料。上善之"水"具有一种吐故纳新、养育万物的神圣性。影片最后，在"我的太阳"的歌声中我们看到那些陈旧、低矮的建筑正在被现代化的推土机所摧毁，那是对西方文化压倒中国文化、现代文化压倒传统文化的一种直观象征，同时，"水"的隐喻、人们对"澡堂文化"的无限眷念似乎又提供了一种对东方传统的自我膜拜。现代化带给中国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带给人们的巨大喜悦以及人们对现代化的无限渴望被隐藏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依依不舍、只是蓦然回首、只是无可奈何，联系到那个下海经商的大儿子大明最后从深圳文化（现代/市场）向澡堂文化（传统/天伦）的回归。
当然，我们会清晰地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市场与天伦进行二元对立的设计的，我们也会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将传统、将人伦想象为人间天堂的，尽管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被西方强势文化诱惑着"走向世界"、"国际接轨"、"现代化"的现实。因此，我们肯定会关心：《洗澡》为什么会如此不遗余力地神化长者、神化澡堂文化，神化东方人伦传统？ 长大成人：主旋律化与国际化
《洗澡》的导演是正在渴望进入主流中国的青年导演张扬，而影片的投资方则是由一位美国人创办的西安艺玛电影技术有限公司，公司首脑罗异（美国白人）还担任了影片的策划，这两个具体的因素与中国电影主旋律化的国内背景以及全球化的国际背景的合力，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这部电影的文化走向。
在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一方面必然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威胁和压力，另一方面也必然要面对原有和现存社会结构的变动、调整所引起的震动和颠覆，为了应对这种挑战，90年代以来，主流政治文化一直试图通过维护、宣扬、弘扬传统文化来强化民族凝聚力，通过东方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抵御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传统文化的神圣话语其实都是现实权威的中心认同。正是在这样一种"弘扬"的主流文化场景中，《洗澡》应运而生，成为渴望摆脱边缘、进入主流、获得命名的新生代导演一次相当虔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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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与此同时，在赛义德所谓的"西方主义"中，西方人视野中的东方其实常常都是一个双面人，一面是面目狰狞的妖魔化的东方，专制、愚昧、落后，那是西方人通过一个"反面"的"他者"来确立自己的优越性的文化/心理策略；另一面则是含情脉脉的天使化的东方，温馨、宁静、祥合，这是西方人借助一个"正面"的"他者"来平衡自己文化矛盾的另一种文化/心理策略，其实，无论是妖魔化的中国，还是天使化的中国，都与我们正在遭遇和正在经历的中国无关，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只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建构和想象出来的中国，正如我们从义和团、五四运动直到现在也常常有一种将西方想象为天堂和地域、使者和强盗的西方主义一样。但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试图"文化输出"的时候更是如此。而《洗澡》则正是在一个西方人精心策划下满足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想象的精巧文本，它将澡堂文化为象征的东方传统人伦书写得如此暖气融融，无论是澡堂内那腾腾的热气，或是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大量的全景镜头以及两人或两人以上相濡以沫的镜头，或是关于父与子关系的叙述、关于"水"的隐喻，都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安全、温暖、平和、干净的东方家园，那也许可以为处在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的西方人饭后茶余提供一点多愁善感，为他们在丰衣足食、灯红酒绿之外呈上一盆奇花异草。《洗澡》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野中那种天使化东方的需要有谋而合。加上影片本身制作精良、节奏流畅、造型鲜明，一些细节也相当精彩，它能够在西方国家得到认可、接纳（当然，作为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种补充，这种认可和接纳的空间相当有限）并不奇怪。
应该说这是一部令人吃惊的电影，它是如此尖锐地将传统人伦与现代经济对立起来（老北京的"洗澡"与新深圳的经商），并且它在如此鲜明地美化传统（明亮而暖融的澡堂空间和上善若水的象征）的同时还如此明确地表达了新一代对老一代文化的认同和继承，显然，《洗澡》是自觉地试图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省转化为文化回归（整合第五代电影主题和消融西方文化的外来性），影片在叙事上的从容、视听造型上的精致以及影像、声画表意上的营造，都显示了一种远离弑父渴望、恐惧和焦虑的恋父认同。这一认同的意义相当复杂，联系到影片的投资者身份，也联系到这部影片诞生的特殊语境，我们说，一方面它是对青年一代叛逆意识的审判和对权威文化的一次靠近，同时也是对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一次义演，在满足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同时，影片也为我们自身提供了抵制西方他者的优秀民族传统的"自我"想象。这是一个既满足了世界主流文化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也满足了中国权威文化对自我的文化想象的电影大餐。
有趣的是，弘扬传统的主旋律化策略与面向西方的东方主义策略在《洗澡》中竟然如此天衣无缝地叠和在一起。尽管这两种文化策略的立场和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却殊途同归。正像《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用一个人道博爱、高大英俊的美国男性（阳性/主动者）对年轻、美丽、楚楚动人的中国女性（阴性/被动者）的认识、理解、崇拜来证明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一样，在《洗澡》中，主旋律也利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来强化传统的承传性、民族的同根性以及民众的向心力，而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则借用主旋律将中国故事变成了一个情意绵绵的文化传奇。《洗澡》和它的制作人们通过对主旋律化和东方主义的双重满足，获得了自己的主流定位和利益回报。
《洗澡》的片名似乎太像一个"成人"的仪式象征了，无论这部影片在艺术和技术上达到了多么成熟的程度，但是那种"少年老成"的程度都多少令人不安。显然，在主旋律视野和东方主义视野的双重选择中，《洗澡》的确回避了对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发展与回归等许多现实冲突的展示，无论是光明温暖的澡堂文化或者是深圳文化的传统复归，其实都是一种文化想象，如果我们真的存在于天堂之中，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象麦当劳竟然如此疯狂地攻占着我们千百年来的饮食天地，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如此多的人在心急如焚地等待旧房的拆迁和新楼的重建，怎么能够想象好莱坞电影竟然如此横冲直撞地冲击着我们的电影市场，怎么能够想象市场经济的逻辑如此残酷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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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突然意识到，那些关于文化的述说无非是一种被消费的元素，关键不在于它是否真的具有理解、阐释现实的文化价值，而在于它有供人消费的价值。消费的回报，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它往往会将文化变成一付斑驳绚丽的金牍，而里面填充的却只是人造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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