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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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完善的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电视媒体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冲击力和说服力，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可以发挥社会整舍，化解纠纷，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等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 电视媒体 社会纠纷 多元化 解决机制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可选择性。20世纪6()年代，ADR概念在美国兴起。ADR，即Alternative DisputeResolution，又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这样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彰显司法的尊崇与权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协商、调解、仲裁等达到和解的目的。
当各种庞杂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让人们疲惫不堪之时，大众传媒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电视终结者模式(TV trouble shooter)充分展现了传媒的威力。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在其《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其运作方式作了如下的归纳：电视秀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观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面延续这个循环(即把个人的争端曝光一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一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一再曝光……)。TvT的成功在于推动了纠纷快速和公平的解决，其示范作用使得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的方式为许多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观念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纠纷。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很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存质量降低，生存难度加大，极易导致社会纠纷。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和谐与冲突、贫穷与富裕等矛盾总是相依共生、互相转化的，和谐与冲突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存在社会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纠纷产生以后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纠纷，而是积极主动应对纠纷和解决纠纷。社会纠纷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理解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充分考虑社会纠纷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社会救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各圜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普遍特征。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诉讼等各种方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礼会纠纷总量较大，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现有的机构及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很多社会纠纷的解决存在着随意性大、解决方式不够系统科学、解决程序不够稳定合理等问题，社会纠纷解决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电视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电视用声波和光波信号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以取得受众感知经验上的认同，忠实再现讯息的形态，对受众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凯尔纳曾经这样表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当今，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在实践中，电视媒体以报道社会纠纷为己任，参与纠纷的调解、促成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电视媒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由此观之，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纠纷、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传播的方式、途径以及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以正面宣传为主和强调大众媒介宣传教化功能为核心的社会纠纷传播理念，已经很难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问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只有研究社会不断的变化中呈现自己的各种力量的动态格局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深度。…‘看电视，还要用电视”，央视经济频道改版后这句响亮的广告语。更是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电视媒体介入社会纠纷解决的价值与意义。
社会纠纷发生以后，最初是被限制在相对的社会主体之间，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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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法律规范加以调整。但是，当社会纠纷进一步发展后就可能演变成破坏现有生存秩序的冲突。电视媒体在社会冲突的发生、演变、调合的过程中，既可以帮助释放社会大众的情绪和意见，对相关社会机构形成解决纠纷的舆论压力，也可以通过公开讨论等途径使纠纷得以解决。具体来说，电视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可以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社会整合。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说，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动时。“传播”能联系协同社会各部分成员以应对环境变化。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通道，媒体提供的全面、系统、确切的信息能帮助人们准确认识社会纠纷的本质及发展趋势。电视媒体主要通过提供信息服务和公共话语平台，调度信息，服务公众，有时甚至直接参与讨论，通过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而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促进社会秩序的建立和优化。从社会和公众的层面看。每当社会纠纷发生后，人们首先会评估自己与事件的关系，其中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持续的信息决定如何行动。政府和社会机构职能部门也迫切需要相关信息来部署行动。
在社会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信息传播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同时叉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动员作用。电视媒体在这方面具有形象直观的优势，2008年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电视媒体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开国内电视媒体参与社会纠纷懈决的先河。由于直播形式的新颖性，人们把焦点从罢运转移到政府对问题解决的每一进程，媒体成为政府活动的舞台，媒体的报道也一步步改变着受众对政府的看法、态度。这一社会纠纷解决的过程中，电视媒体的社会整合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化解矛盾。白岩松曾经就中国电视的功能，给出过“解密、解闷、解读、解气、解决”的定义。其中最后“两解”是新时期社会赋予电视媒体的新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电视媒体的功能日益丰富多彩。新涌现的电视节目既有解闷型的，也有解密型的，但是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民生投诉”、“民生调解”、“民生帮忙”等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节目。这一现象表明：
首先，大量的民事纠纷、社会矛盾需要公正公平、快捷的解决平台。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使得老百姓渴望找到一条更快捷的解决机制。于是，不找法院找记者成为许多普通群众解决纠纷时的首选。其次，我国司法制度素来倡导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这为媒体参与调解，化解社会纠纷提供了空间。电视媒体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集中优质资源，集结社会智慧，搭建公平公正的快速调解平台；最后，公众普遍认识到媒体的力量，看到了媒体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上述种种现象表明电视媒体在承担调解民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社会功能时，不仅有社会需求、还有形象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舆论引导。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中理想的情况是在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公民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政党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就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和交流，从而影响政治进程。尽管我国的大众媒体仍然隶属于政治权力领域，但传媒的信息组织属性和利益组织属性已充分凸现出来。不仅如此，我国传媒还己开始具有了评判和制约的功能，在很多问题上也开始反映普通公众的呼声。“社会纠纷导致的公共危机往往起于谣言和小道消息，盛于社会恐慌，终于信息的公开、透明。信息越公开、越充分、越及时越好，越有利于减少社会恐慌和消灭谣言，越有利于尽快妥善解决纠纷。舆论一方面把真实信息在第一时问以最快速度传播给人们，同时也把社会舆情真实、客观、全面及时地反映到决策部门；另一方面，舆论也将政府决策部门已经做出的决策及决策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据快速地传递给人们。及时动员和约束人们执行和遵守。
舆论就是意见，是集合性的、规模化的、群体性的意见；而只要是意见，是看法，就可能似是而非，就会有正确和错误。舆论是有方向的，舆论中包含着明确的或者隐蔽的价值指向，不管是方向还是指向，并不都是合理的、应当的。因此，舆论引导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引导舆论的主体很多，引导舆论的方式也很多。但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电视媒体不只是通报信息和报道新闻，它还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这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正确的舆沦引导。
在社会纠纷发生时，媒体往往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观点与态度直接影响着公众的认知和情绪，此时的媒体舆论所产生的作用就举足轻重。电视媒体需要正确地解读事件，恰当地发表评论，促成上下左有的有效信息沟通、意见对话、情感交流，就是最好的舆论引导。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政府、媒体和公众是大众传播系统的三个基本角色，媒体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媒体之间，能够建构起信息沟通、意见对话、情感交流的中介平台，是实现舆论引导的基本方式，也是正确方式。方式正确了，结果才有可能正确。
第四，舆论监督。社会纠纷既是社会存在的常态也是社会存在的非常态表现。之所以说它是常态是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法避免社会纠纷的存在，所谓非常态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纠纷都与不当或者错误言行有关。社会纠纷的非常态是由不正常的常态累积而成的，是不正常的常态的积淀爆发。因此，社会纠纷的背后总是会隐藏着一些阴暗的甚至是丑恶的元素。电视媒体只有敢于直面丑恶，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自然是电视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对象，却不是唯一对象。我们知道，社会纠纷往往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在社会纠纷发生、解决的过程中，会伴随其他附带问题，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社会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化解。有些人和社会势力会心怀叵测，推波助澜，以牟取利益。因此，电视媒体作为环境的监测者、社会的守望者、公共利益的服务者，有责任“眼观六路，耳闻八方”，对各种杂音和不当行为，以及错误做法，进行批评和揭露，营造健康的、良性的、有利于事件有效解决的舆论环境。近年来，各地政府对电视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开始通过利用电视媒体化解社会纠纷。形象直观的特点，将全部内容实时公开。官方与电视媒体相互配合，及时纾解了积郁于民间的质疑和怨气，_为事件的妥善解决赢得了民心和效率。
事实上，电视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不止上述四个方面。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更进一步进行讨论。但可以看到，电视媒体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个体层面都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尤为重要的是，电视媒体并不是单向度的付出。电视媒体在参与社会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若能站在客观与公正的立场上，争取公众的信任，维护公众的利益，并且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新闻职业道德，同样可以从政府以及观众那里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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