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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精神对中国“士人”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1-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推荐阅读:摘 要:钱学森精神中,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士人”文化传统对钱学森人格的塑造。在梳理钱学森精神的基础上,总结出钱学森对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传统的继承,分别是理想精神的高扬、精英意识的弘扬以及家国情怀的凝聚。在继承的基础

摘 要:钱学森精神中,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士人”文化传统对钱学森人格的塑造。在梳理钱学森精神的基础上,总结出钱学森对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传统的继承,分别是理想精神的高扬、精英意识的弘扬以及家国情怀的凝聚。在继承的基础上,钱学森的一生极大地发扬了这种传统,从而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关键词:钱学森精神;士人文化传统;继承;发扬

何谓钱学森精神,2007年钱学森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当是最佳阐释:“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称钱学森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一语中的。在这一句定评中,有一个关键词需要特别关注,这个关键词便是“中国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的人”。这样的理解未免粗疏且肤浅。事实上,对知识分子的解读恰好是深入钱学森精神的最佳切入点,我们也可以借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对自身行为和思想进行观照。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律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以及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工作者。以上只是知识分子的外在标签,因为知识分子并非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他们除了具备专业知识技能之外,还应该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诸如理性、公平、自由的维护者;另外,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知识分子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还必须是超越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的小团体之上的。用以上概念来比照钱学森生平,可吻合之处颇多,钱学森自是知识分子中的楷模。但是,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钱学森是“中国”知识分子,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上述知识分子概念的阐述,是以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为原型进行的解说,而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近代形成的“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与人格精神上多少存在差异。本文由于关注点和篇幅所限,并不打算探讨中西知识分子在历史渊源和思想传统上的共性和差异,只打算从钱学森这个特殊人物出发,探讨这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默契传承。孔子曾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文化对人的影响,恰如这芝兰芬芳,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影响并决定着人的思想和言行。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其父亲钱均夫留给他的字条上写着: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文化影响。钱学森终其一生爱憎分明、光明磊落、百折不回,决定其人格因子的,就是他身上始终流淌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而这种血液的基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之精神。文化传统就像一种羁绊和纽带,将钱学森与这个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度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在现代中国再次奏响了知识分子的“正气歌”。如若条分缕析,钱学森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理想精神的高扬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儒家精神的熏陶下,都洋溢并激励着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贯注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信条。这种精神的来源,自然出于孔子。孔子曾在不同场合对“士”这一群体做过如下阐释。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论语?宪问》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由此可见,孔子是努力给“士”这一群体贯注理想主义精神的,他要求每一个士人都能超越个体和一己之小群体的利害得失,摒弃物欲享受与贪图逸乐,从而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孔子的“士志于道”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的学生曾在这一点上说得更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阐释对后世“士”之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每当天下无道,士人们便愈发显示出理想精神与气节力量。正如孟子所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

儒家先哲对士阶层的理想主义抱有极大的信念,所以孟子才说在理想面前,要用生命捍卫道义,更何论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在理想面前,也只有士可以摆脱个人经济基础而发展他的“恒心”。这种恒心,按照近代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观点来说,就是士之阶层能始终坚守其“思想上的信念。”

钱学森是在《钱氏家训》的教导下成长,那些“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以及“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的箴箴格言,他一生未曾违背,始终恪守着胸怀天下,克己奉公的理念。钱学森自认“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也说过“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在钱学森身上才看到三个舍弃: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生活回到祖国;抛却温馨的家庭生活孤身前往边疆;晚年舍弃名利拒当科协主席,不同时期的钱学森身上始终有理想主义的闪光。虽为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荣誉,他的脸上始终是亲切的微笑,保持着一份恬淡的心情。在钱学森身上,始终有“澄清天下之志”,这份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是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最好发扬。

二、精英意识的弘扬

中国古代的士人,绝非单纯的知识受众或知识的占有者。既然“以道殉身”、拥有知识,那就应该凭借己之所长和自身优势,完成历史使命。这就是士人骨血中的精英意识。正因如此,士人中的优秀分子,往往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孔子就是士人精英的典型。公元前496年,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匡人拘禁,面对如此困境,孔子却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危急时刻,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他认为,自己是古代文化唯一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应当以舍我其谁的勇敢精神,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这种勇气,在钱学森身上也可以看到。钱学森曾说:“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艰难险阻都不可阻挡,始终“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是精英阶层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作为精英阶层,隔空叫嚣“以天下自任”,仅有满腔热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过硬的能力,也就是要有道德与学问,思想与方法,这样才是当之无愧的精英。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表现在思想上,正如孟子曾借伊尹之口的一种发扬:“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孟子自认为是芸芸众生中的“先知先觉”者,作为精英,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用自己觉悟到的真理,去启迪和教育人民。并且自认为此种事业,“我们不做谁做?”这种大气磅礴的口气,固然有其强大的历史使命感作支撑,但是其中也有强大的知识基础和学问自信作为底气。一位知识精英,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精英。这就让人想到后世的知识分子,要么有学无识,最终沦为知识匠人,用钱学森的话来说,就是“尚未摆脱经营自己二亩地的小农意识,把自己的工作说成一门学科”,缺乏一种超越群体和时代的眼光以及使命意识感;要么则是有识无学,虽说也能喊出漂亮的标语和口号,但是无法落实到行动,也无法真正地启迪民众,救国救民,最终只能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图个虚名而已。

反观钱学森,作为知识界的精英,他将古代士人阶层的精英意识很好地进行了发扬,因为他不仅有知识自信,更有历史责任意识,这样的双重结合造就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奇迹。面对当时领导期待和外界威胁,也只有他能够义无反顾地说出“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就比外国人矮一截”这样振奋人心的话语,并用终生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知识精英的理想与信念。

作为“以道自任”的知识精英,还有一个重要品质同样不可忽视,这就是士人的铮铮风骨――不骄不媚,不卑不亢。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钱学森这一生,不知道把多少唾手可得的财富和荣誉拱手相送,却甘心在不毛之地的陋室里醉心科学研究,在朴素的生活中思索科学的真谛。无论再多的名利都无法赎买他知识精英的高贵与傲气,这一点上,钱学森让人敬佩无比。后来很多知识分子,科研条件和科研氛围都要更为先进和优越,相反科研贡献却并不让人满意,究其原因,就在于精英意识的缺失带来的人格错位和心态失衡。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郑哲敏在《钱学森的科学精神》中转述钱学森的话说:“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这一段“夫子自道”,可看作钱学森对士之阶层精英意识的最佳阐扬。

三、家国情怀的凝聚

钱学森身上最闪光的,莫过于他爱国主义精神和为国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浸润在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家国传统中,并做了一次耀眼的爆发。事实上,早起春秋时期,孔子就谆谆教诲他的弟子:“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立己达人,拯救天下,孔子的言论是朴素的家国情怀的萌芽。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称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为己任”,又如范滂亦有“澄清天下之志”,汉末尽管朝纲废弛,然而国家情怀渐成气候。转至北宋,在积弱的国势下,范仲淹起而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起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与家国豪情。晚明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在振动其时知识分子的心弦。明末清初鼎革易代之际,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最强音。作为士人,对于家国的这份责任,顾亭林在《与潘次耕札》中有更清楚阐发。“君子之为学业,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如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可以说,明道淑人,拨乱反正,思起而救,皆是知识分子求学为学的重大使命,其中也可看出士人在其中的一份担当和一份责任。而这种担当与责任,在钱学森的生命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自己的国家,钱学森说过这样深情的话语:“我是中国人,我到美国是学习科学技术的。我的祖国需要我。因此,总有一天我要回到中国去的。”“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

这些话语,都闪动着一个爱国赤子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这种情怀,也体现着民族精神在一个知识分子内心中的代代传承。钱学森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人读到这朴素的话语,内心都不会不受到触动。一言以蔽之,家国情怀,正是钱学森取得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力。

钱学森曾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面对这个让人尴尬的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深度剖析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当中的很多人,在这个浮躁社会中,都逐渐丧失了传统士人的优秀品格。而理想信念、精英意识以及家国情怀,恰恰是当今知识界不少人在随波逐流,贪念荣华,追名逐利的时代潮流中丧失的最为重要的东西。我们生活在文化传统当中,追根溯源,我们的很多精神品质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文化的基因。钱学森学贯中西,在他身上仍然有极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只有正视传统,正视传统文化这根纽带,潜心静思,才有可能解答出“钱学森之问”;才能在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道路上真正找回民族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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