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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甲午战争尽管是一场发生在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却吸引着欧美列强的目光，报道战争的西方媒体数量众多，相关的封面报道、专题报道频见报端，《纽约世界》《伦敦时报》《黑白画报》等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还派有随军记者进行采访报道。重新审视，会发现作为“旁观者”的西方媒体并没有他们标榜的那么客观公正，对于日本和中国，他们的态度截然相反，存有着明显的偏见。
一、西方媒体偏见的表现形式
将日本与中国简单等同于文明与野蛮。纽约《先驱报》曾刊文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在西方媒体笔下，日本是现代与古典并存的开化国家，是亚洲的文明的代表，日军士兵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具有武士道精神；而同样在努力打开国门的中国，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它被生硬地贴上了“可怜的老中国”“蠢笨”“愚昧”的标签，清军被描写成“一盘散沙”“贪生怕死”“耙钉武装起来的军队”。
二、媒体偏见存在的原因
（一）政治体制不同
媒体偏见可分为政治偏见、性别偏见、负面偏见、外国偏见等。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正如伊藤博文在1871年访美时用英语发表的演说“日本政府及国民所渴望的就是掌握先进国家的最高文明。我们一弹未发、滴血未流就废除了持续数百年的封建制度。……我国将跻身世界文明国家之列而前进。”这样自上而下地对西方文明大规模的效仿学习，容易引起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列强在情感上的认同，美国媒体将日本视为“亚洲的美国佬”，德国报纸将日本视为“东方的普鲁士”。而中国虽然开展洋务运动，但毕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质上还是封建国家，而清末一些地区的盲目排外，也影响了西方媒体的对华态度，这从19世纪末的西方世界“黄祸论”中对中国的诋毁和污蔑可窥一斑。
（二）中日双方报道的不平衡
在战争中，日本采取开放的新闻策略，允许记者随军采访，包括外国记者，战争期间，共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参与报道，批准随军的外国媒体记者17人。通过类似当下“嵌入式”报道的方式，日方巧妙地将战时新闻报道操纵于鼓掌之中，这种状态下西方媒体刊发的新闻必然更有利于日方。日本还积极主动为西方媒体提供新闻线索，组织外交官为媒体撰写稿件，主动策划新闻事件，与西方媒体签订协议刊发通稿，等等。例如日本就主动为西方媒体提供大量有关军队的宣传画和图片，这些宣传画和图片经由政府精心安排后被西方媒体刊发，广为流传，宣扬了日军的文明、英武的正面形象。而清政府却采取保守的新闻策略，在西方媒体上，几乎没有中国官方主动提供的文章。即便是在“旅顺惨案”发生后，中国官方和媒体依然是一片静默，西方媒体得不到信息，只能选择相信日本歪曲事实的报道。李鸿章在战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编辑们不愿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高贵的价值，失去了广泛传播文明的可能。”
（三）日方强大的媒体公关
日本强有力的媒体公关，主要体现在“高升号”事件和“旅顺惨案”上。以“高升号”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日本驻英国公使青木周藏通过行贿媒体、学者等手段，组织胡兰德等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在报刊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说，为日本开脱责任，扭转了可能出现的不利舆论。“旅顺惨案”发生后，一些有良知的西方随军记者将这一事件公布于众，引起国际舆论哗然。对此，日本在《纽约世界》头版刊登政府声明文章，歪曲事实为自己辩白，还陆续买通《华盛顿邮报》《旧金山纪事》《纽约时报》组织人员在国际报刊上撰写文章为自己辩解，对报道的记者进行攻击和污蔑。
三、应对西方媒体偏见策略
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西方媒体偏见发人深思，一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已然醒来，并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依然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等论调此起彼伏，一些西方媒体喜欢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潜在的对手、问题缠身的国度，过分夸大中西方的对立。非典期间，美国媒体就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隔离中国”这样意味深远的旗号。新闻媒体在人们了解世界、相互沟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有效应对西方媒体偏见，中国必须加强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让世界读懂中国。
（一）承担媒体责任，加强自身建设
现阶段，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实力和传媒经济实力与西方媒体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中国媒体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做大做强自身。中国媒体要把目光放远放高，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挑战西方话语霸权，把中国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可以通过资本输入、技术输入、品牌合作等多种方式，学习更优秀更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借力使力，不断改革创新，加快集团化、集约化的发展步伐，促进内部资源优化组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组建中国传媒的“航空母舰”。
（二）进行跨文化媒体对话、加强国际媒体合作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对交流产生一定影响，中国媒体可以通过和西方媒体加强双方交流信息，保证相互发出的信号的清晰性与正确性，避免因文化差异引起误读现象从而导致不必要的矛盾。同时，在危机出现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对话而非对立，发挥积极作用，缓解矛盾，化解危机，让媒体成为双方交流的桥梁。西方媒体也并非铁板一块，中国媒体可以通过交流合作，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的西方媒体了解中国、支持中国，消除偏见，跟为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
四、结语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曾有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历史眼光。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媒体应对西方媒体偏见也必须有世界――中国，中国――世界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时俱进，不断继承、发展和创新，为破除偏见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出自己的呐喊。
参考文献
[2] 宗泽亚.清日战争[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