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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以降，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为世界之中心，周边各地都是蛮夷未开之地。“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便将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地的关系限定为自下而上的朝贡关系。朝和贡的历史久远，班固《汉书》中有“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而在一些文献中有帝舜时期西王母来朝的记载，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朝贡商周王朝的记载。
“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上贡者为朝贡国，凡肯朝贡的国家、地区、部族，不论远近，不管有过什么深仇大恨，概慨然接纳之，两国便再次睦邻友好了。无有厚利，无所谓友好。少数民族甘于朝贡，“称臣纳贡”，是因为能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赏赐”，而且这种赏赐是数倍于他们的纳贡，仅亏了虚名，何乐而不为？富无不有的中原王朝则以强盛国力为后盾，舍点财物，换得对方屈服，那才真的是“四夷顺而天下宁”的盛世局面，八方来仪，天下太平，又何乐不为？
双方契合度达到一致，中国式的朝贡外交便兴茂而起，一直持续到清朝。
“极天极地皆王臣，极天极地皆王土”，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那些朝贡的异族、异邦只是外交关系上的顺服，并非实质，中原王朝这边便采取宣之以富有，显之以仁德，教之以礼仪的手法，意图从心理上征服外邦。宣之以富有，便是在财力允许下，尽可能多地赏赐外邦，打肿脸充胖子的情况也有，还陪着外邦使臣到处游玩，以见识中土之繁荣昌盛。显之以仁德，便是热情好客，善加对待，如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基本上各个时期，中原王朝都不会亏待外邦使臣，即使是自己勒紧裤腰带。教之以礼仪，便是企图用中华的礼仪规章来自示文明昌达，让外邦自惭形秽，以礼化夷，外邦使臣要参拜皇帝时，都必须先学习各种朝贡礼仪，会见之时，要以藩属朝贡觐见之方式，行跪拜礼。马嘎尔尼访问乾隆时，乾隆专门派了朝中大员去教习马嘎尔尼学习跪拜之礼，可马嘎尔尼太“笨”，学不会，生死不跪。朝中很多官员便耻笑马嘎尔尼终究是番邦外夷人，体格有异，难行教化。
对“天朝之国”而言，朝贡外交是亏本的生意，而且是严重亏本。
外邦贡使进入中原，沿途差旅吃穿全由中原王朝包办。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客的中原人自然不能怠慢人家向化的诚心，外邦使团人吃的是大鱼大肉，连马儿吃的都是上等草料，当然费用由中原王朝掏腰包。
外邦早知道中原王朝的外交意图，他们所呈的贡礼，也就当地一些土特产，无多少经济价值，眼睛里盯着的是中原王朝的回赏，运气不好的话，数倍;运气好的话，数十倍。中原王朝的皇帝富有天下，自然不会小肚鸡肠。如明朝即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有时候皇帝高兴，会体贴外邦国小财乏，也就发话，尔等小国，有诚心即可，何必还献物？人家一听上了心，下次果然空手而来，只等赏赐。
好客的皇帝隋炀帝为了炫耀国力，在张掖开设万国贸易会，用厚礼引诱西域的商人来天朝做买卖，还下诏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大业六年（610年），为了迎接西域诸胡、突厥、蕃人等酋长，炀帝在洛阳端门于盛陈百戏，戏场周围5千步，乐工1万8千人，音乐声传出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通明，整整狂欢1个月，费用无数，自此以为常乐。隋炀帝还要求各市集统一规划，看着有气势，“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又下令市肆酒楼，胡人商客吃饭喝酒不要钱，吃完饭还要对这些“外宾”讲，“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有胡客看见树木都用上等绸缎包裹，就说：“中国也有好多衣不蔽体的穷人，干吗不把这些缠树布给他们做衣服，缠树装饰有什么用？”这个没有提前练习过，所以洛阳的市民愧不能答。
明成祖也很好客，朝鲜国王李芳远来朝贡，明成祖龙颜大悦，一次就派使节去朝鲜赏赐李芳远本人“白金二千两、文绮表里二百匹、纱罗绒锦五十匹、马二十匹赐芳远”，赏赐王妃“文绮表里八十匹”。还允许朝贡船队可运载本国货物来明朝销售，亦可在明朝采购货物回国，不收关税，如此一来，朝贡船队来回必定利润丰厚，对大明朝廷自是恩谢不断。
中原王朝这边是“厚往薄来”，只要政治利益，不要经济利益，对外邦而言，就是一本万利的生意。都竞相来中国朝贡，以图巨额回报，反正有冤大头可宰，而且人家乐于这般。就朝贡中国上，外邦之间还发生了一次争贡事件。
厚利诱惑下，连重义轻利的中华子民也打起算盘来，有些胆大妄为的“刁民”，经过一番化妆后，也冒充外国人来朝贡，朝廷见外邦来朝拜，便大喜过望，也懒得甄别判断。屡屡得手后，激发更多人来冒充外邦使臣，这下政府发现了，遂严厉打击之，南宋时，宋高宗还专门定了条法律，诸冒化外人入贡者，徒刑两年。这之后冒充外邦贡使的人才少了起来。不过一旦管理松懈，又有人浑水摸鱼。
只要积极朝贡，表示对中原王朝的恭敬，就能得到大量的赏赐，于是朝贡者络绎于道，中原王朝在各国眼中那是最肥美之肉。中原王朝也有财力枯竭、捉襟见肘之时，再说也得有个严格的规定，才能表明朝贡的神圣性，所以历朝历代都有相关细密的规定，某国几年来进贡一次，只能带多少人。相隔时间越长，次数也少，带的人越少，能上贡的东西少，相应得到的回赏也就少。于是各国对中原王朝的皇帝百般献媚，曲意奉承，在甜言蜜语沐浴下，皇帝们通体舒适，便格外宽限那些乖顺的国家能多来几次，多带些人，以示天恩。慢慢地又发展为朝贡分级体系，以“一年一贡”、“两年一贡”或“三年一贡”的分别对待，来区别各国与中原王朝的亲近疏远。
“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贡礼大多是玉石、小钻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这些假使节都是以公费到朝廷去并且返回。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对宝石付出更大的价钱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位子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时候一到，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仿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些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给中国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这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一段记载。 利玛窦和一个葡萄牙籍的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在中国结识后，知道了这一情况，觉得很有趣，便将其记下。这里简单交代一下鄂本笃，他本在莫卧尔王朝传教，突萌发探险欲望，想搞清楚传说中的契丹是不是中国，便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了西域地区，1603年底，鄂本笃到达喀什噶尔首府叶尔羌，在此地他碰到一个前往契丹朝贡贸易的商队。半路上商队又碰见了从北京回归的穆斯林商队，方得知，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京城是北京，又叫汗八里，1605年，鄂本笃到达肃州，等待前往北京的使团，从此他知道了什么叫所谓朝贡。
到底是人家在朝贡我们，还是我们在朝贡人家，此文近乎是捅破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一个稍有点眼力的人便知道的秘密。
存在未必一定合理，但肯定有它的道理。朝贡外交从周朝一直延续到清末，足足存在了三千多年的时间，历朝都在行用。其利处差不多便是，怀柔周边各族各国，睦邻友好，减少摩擦，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即化干戈为玉帛。其弊病是耗费国库，纵长了周边各族各国的贪婪之心，不断以各种理由来朝拜，换取高额回报，甚至用强兵攻之，使中原王朝拿重金厚物来赎买和平。更坏的地方是，长而久之，朝贡外交铸成了各王朝爱面子、好形式之风，君王以挥洒豪情来换取各族各国使臣的跪拜，而不顾财政虚乏、百姓疾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