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摘 要：夏代有没有文字？从历史记载看，在传世文献中，屡有夏代文献的记载;夏代的文化已经很发达，是不可能没有记录语言、促进思维的文字的，《吕氏春秋》甚至认为夏代不仅有文字而且已有图书典籍。从考古材料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
摘 要：夏代有没有文字？从历史记载看，在传世文献中，屡有夏代文献的记载;夏代的文化已经很发达，是不可能没有记录语言、促进思维的文字的，《吕氏春秋》甚至认为夏代不仅有文字而且已有图书典籍。从考古材料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在登封王城岗的夏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关于夏代文字的资料。它们或可说明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文字。
关键词：夏代文字;文献证明;考古证明
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美国的亨利?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也曾说过：“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文明。”夏王朝的文明应该比较成熟了，那么，夏代有没有文字呢？
一、夏代的青铜器和城堡很成熟
夏王朝时期，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青铜器铸造业得到了发展，在冶铸技术和器物造型方面，具备一定的水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镞、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公认是属夏王朝时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械瓤涨黄鳎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此外，还发现了坩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复杂铜器。从技术而言，夏人铸鼎是可能的。能够冶铜制鼎，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城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事物纪原》引《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又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即是认为筑城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
《世本?作篇》说：“鲧作城郭。”《吴越春秋》说：“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说：“处土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看来，认为夏部族的首领鲧和禹是始作城者应是历史文献的主流。
20世纪7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主持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从2002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城址及周围地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专题组，在王城岗遗址展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还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了更重要的佐证。[3]
但是，在此之前，却一直没有找到夏代文字的确凿证据，所以，一般认为商代的甲骨文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二、从历史记载分析夏代有无文字
众所周知，周人沿袭了殷人的语言文化和文字。殷人用的语文由甲骨文可见，用的正是雅言不差。而《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文字文化的传袭功能是最强大的，在《论语》为政篇、八佾篇中，孔子再三指出，在礼制上“周因于殷，殷因于夏”，三代文化相袭，这种传袭是依文献进行的，所以夏礼、殷礼，他都能说一些，只叹惜“文献不足”。这表示，夏、殷都是有文献的，只是传下来的太少。
既然“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说明在商朝建立前，殷人祖先已经拥有成册的文献了。那应该是和夏代同时的，因此即使保守点推测，汉字在夏代已然形成，并进入书册实用阶段，有可能殷人的文字最初本就是向夏人学习的。
《国语?周语上》：“《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
《国语?周语中》：“《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而畚。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於司里。”这也是夏的月令。
《吕氏春秋?谕大》：“《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
《墨子?七患》：“《夏书》曰：禹七年水。”
《墨子?非命下》：“《禹之总德》有之曰：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
从这些先秦典籍引用夏代文献的情况可以证明，夏代应该是有文字的。因为夏代的文字没有保存下来，所以东汉的学者郑玄才在《诗谱序》中说：“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虽然“篇章泯弃，靡有孑遗”，但也不是就找不到证明。 春秋鲁太史引《夏书》有“辰不案于房”的记载，说在夏代房宿位置上发生了一次日食，人们击鼓奔走，惊恐万状。这次日食，现存《尚书》把它系在仲康时期的《胤征》篇：“m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说明夏代对天象的观测相当细致，并有文字记载。
《竹书纪年》有夏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5] 如果这一记事可信的话，那末至迟在公元前16世纪初，我国就有了流星雨的记录。
干支纪日法是我国传统的纪日法。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它与干支纪年法一样，用干支相匹配的六十甲子来记录日序，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六十天为一周，循环记录。干支纪日法的起源是很早的。夏朝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干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较普遍。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左传》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6] 这是说特定天象大火星黄昏中天时，夏历为三月;而“夏数得天”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行夏之时”。[7] 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
人们熟知的夏历，即《夏小正》，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保存了我国最古老的比较珍贵的科学知识。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论语?八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礼记?礼运》说：“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从这些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孔子可能是从夏之后裔的杞国获得叫《夏时》的文献再加以整理的，故人们多认为《夏小正》是孔子及其门生考察后所记载下的农事历书，所收录之有关夏朝的也多是物候等文化讯息。
著名学者陈钟凡先生有《豳风?七月为夏代文学证》，从述作、时令、典礼、体制、诗歌起源五方面论证《诗?豳风?七月》为夏代文学，其中“以时令言之。《七月》所纪人事、物候，考之《戴记?月令》，先后差池。按之《夏小正》，乃多吻合。试详征之……”[8] 非常有说服力。
从历史记载的资料来看，夏代的文化已经很发达，是不可能没有记录语言、促进思维的文字的。《吕氏春秋?先识》甚至说，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乃载其图法奔商……这表明，夏代不仅有文字而且已有图书典籍。
三、从考古材料分析夏代有无文字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古文字的实物是甲骨文，出土于殷商后期都城的殷墟，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甲骨文的文字结构已从独体趋向合体，基本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文字形象简古、劲健挺秀。甲骨文应该是一种已经相当成熟而且非常系统的文字，已能很好地充分地记录语言、表情达意、传递信息。所以它不可能是一种创立不久的文字，必然经历过一段不短的发展历程。
甲骨文显然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传承关系看，中国的文字存在应该更为遥远。
《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其间可还有1700年的时空呢！
上古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虽然不可考，但也给现代人提供了中国文字起源的文化线索。
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上世纪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半坡文化遗址发掘的“人面鱼纹盆”是当时文化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
郭沫若先生认为半坡及星宿海彩陶上的符号是原始文字。他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说：“刻划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说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9]
考古工作者在登封王城岗的夏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关于夏代文字的资料。例如，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陶器上，发现了一些文字资料，它们刻画在碗、钵、豆、瓮等陶器的底部或肩部，是在陶器烧制前刻画在胎上的，其形体结构较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又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在西城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件夏代初期的泥质黑陶平底器，器底上有一个陶胎烧制前刻画的文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可能是“共”字，它大概代表该陶器所有者的族氏。这个字已然不是刻画符号，甚至超越了象形文字的阶段，是个会意字。这一发现，或可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在夏代初期我国就已经有了文字。
汉字历史的悠久性是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巳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这样成熟的文字，应该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的。
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去考察，从殷商时代文字史料的积累中去探讨，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推究，可以推断汉字在殷商以前的夏代就应该初具规模了。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就大胆推导说：“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10] 从龙山文化的黑陶尊外部表示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最晚或当出现在距今约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最近几十年，学者们研究了原始社会晚期与奴隶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的刻画或彩绘符号以及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上少量符号，以为可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新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