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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大陆致金光耀
光耀：好！
谢谢你转来《张春桥狱中家书》（以下简称《张家书》）的汇编材料。这些天关于《张家书》的消息真是满天飞了，甚至包括外地的朋友都来电询问，此事怎么突然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是不是你们上海“两金”操作的？并追问我编著的《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出版事宜。我如实告知此事与我俩无关；《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则正在等待出版中。
此前，本月11日时，我的电脑中就已惊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广告。我第一时间电告你时，我俩一致判断编著者应该是郑重先生。其实，我们早就从朱永嘉处知晓张有家书的消息，认为这是价值极高的研究史料。原以为张家属把握坚牢，《张家书》不太可能在近些年问世。然而，你还记得上个月的一次聚会吗？郑重先生突然说：他已看过了张的全部家书。我还极其惊讶地探问了一句，在场的朱永嘉竟然没有一点反应。可见，《张家书》的出版，经历了一番神秘的运作。
光耀，你传来汇编的信息比中大出版社的广告丰富多了，起码增添了清华大学汪晖教授的评语，沈迈克和宋永毅的推荐词也丰厚了一些，还有《张家书》内容的摘编更立体化了。
正如该材料所说：“《张家书》的面世引发国内、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确实，重要的是这个时辰――中国文革运动爆发五十周年，终了四十周年――前夕（2016年）。这必将大大刺激明年展开的关涉文革五十周年的各种活动（今年就已出现为张去世十周年的纪念会，及为江青扫墓等）。联系前些年“黄吴李邱”联合在香港出版回忆录（我称之为“林集团吹响了集结号”，引发了为林翻案的诉求），而江、张集团的人员基本沉默。如今，被视文革为信念的那些人捧为“可与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狱中书简相媲美”的《张家书》问世，不说为张、江翻案，但为张、江辩护、伸张，甚或为文革叫好则是肯定的。
此时，不少朋友、熟人和渠道等希望我这个《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作者发表评论，我能说什么呢？且我与中大出版社有协议：因我已交稿了，在《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没有正式出版前，双方均不得公布正在编辑中的史料。
那么，我还是提供一个两年前与中大出版社甘琦社长关于出版《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的往来邮件，大致可见我看法之端倪。
甘琦老师：好
谢谢你的邮件。当下的中国“文革”研究，紧要的不是依凭面上的资料，写出二三流的著作，紧要的是开掘“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张是一个非常坚定、坚强、坚决的人，有很强的思考能力。同时，也因为他过于尖锐、尖刻、尖厉，尚缺弹性，局面的铺展受到了限制。当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张在党内、军内没有功勋，也就没有实体的资格和地位，凭恃着“文革”运动为毛注释“继续革命”，毛亡，必随之亡。
我不是没有能力写《张春桥评传》，但我以为最大的贡献是把有关张的史料（包括来源出处）开显出来。
夏安
金大陆
光耀，结合你传来的材料，我觉得还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材料中说：“张春桥留给公众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在‘公审大会’中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态度。”应该承认，这确实为国人留下了“毛的烈士”的形象和感召（江青是“闹场”；姚文元是“认错，不认罪”；王洪文是“认罪”）。其间，有张缘于信念藐视法庭和由于个性坚忍不拔的因素，殊不知，还应有张在文革运动中累积的“政治经验”。张从上海起家，陈（丕显）、曹（荻秋）之案是他真正的心患。1967年以来，张数次在电视直播的批判会中，察看陈、曹的表现，并认为一年多来，他们的“本事也学会了”，“反正不跟你顶牛、辩论”。比如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记得了，请你们揭发。”所以张春桥交代审问人员：陈、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要允许陈、曹申辩”，否则就“没有味道了”。我认为正是信念、个性和经验的三者合成，才是张“一言不发”的根由。
第二，材料中有较多的家书摘录，例如张在1990年7月的信中写道：“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赵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在此，确实说明张排拒改革开放，并巧妙地回避了邓，把已定性的赵拿出来了。张对苏联的解体，认为是“苏联变修以后的必然走向”，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张眼中是不是“和平演变”了，是不是“变修”了呢？张甚至还期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动力，导致包括其女儿在内的文革经历者们，能够“亲眼看一看”这“二十一世纪的革命”等等。
我读后，心情颇复杂，感叹的是张仍然那么坚执，坚执于文革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遗憾的是张在信息来源通达的情况下，面对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兴盛和崛起，面对人类社会的正义和文明（比如国际社会审判“红色高棉”的暴政），仍然以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理论来解释并做出预判，未免太简单、太局促、太狭隘了吧。
我因为十多年在做《张春桥“文革”年谱长编》，比较了解张的思想主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前提下，展开“反修防修”“革命造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备战备荒”“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重建一个党”“公有制”“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派在党内”等等论述。应该承认，聚焦在这个“点”上，张的许多阐述是极其犀利的，比如：1967年国庆招待会时，张站在上海展览馆的阳台上，见工人造反派各头头脑脑的小轿车鱼贯而入。张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说：明年是不是就要准备搞“三反”“五反”了？再比如：中央将“整党建党”的试点交给了上海，张在动员会上说，造反派新入党要防止腐化变质；老党员要在政治上向造反派看齐。通过整党建党要把上海建设成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根据地”。再比如：因上海的企业两年多没招工，1968年66届、67届毕业生分配时，几乎一半的名额在工矿。张春桥指示：出身好，表现好的不要留在上海工矿，要到黑龙江、郊区的农场去，因为那里的阶级斗争复杂，一些单位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同时，张那天的讲话没有说“扎根”，反而说我们的大学要招生了，可以吸收这些经过锻炼的青年。再比如：张坚持认为红卫兵是文革运动的产物，在中学“红卫兵就是共青团”。所以，在上海实行是“红卫兵转团”，即红卫兵毕业离校前转成共青团。而外地实行的是“红卫兵入团”，即在校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下，优秀的红卫兵入团。至文革后期，张还指示上海进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自由职业者状况调查，甚或在上海实行“供给制”的可行性测算等。 然而，将这个“点”放到“世代―时代”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来看张春桥今天的论述，除了感叹和遗憾，作为一个研究张春桥的学者，我甚至有种俗话所说“见光死”的可惜的感觉。恻隐地说，就是《张家书》还是不出为好，不出尚能保持张“一言不发”的神秘和尊严。现在张发声了，露相了，且是固守在“原教旨”形态的文革理论的框架中。若是有少许的客观反省，少许的“历史检讨”（难道操持文革运动的全过程，就没有一点可“反省”，应“检讨”的地方吗？！比如与“游雪涛小组”的关系；比如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比如据统计：上海1968年发生自杀案件8188起，死亡5607人，平均每天15.4人，绝大多数是因运动而迫害致死等），或者索性有更深刻更开阔的论述，等等。
当然，张的亮相必然获得一路人马的赞赏和喝彩是不言而喻的。
光耀，应该承认《张家书》的出版可称为一个“事件”。它“倒逼”着文革研究走向前台。当年，林彪属下“黄吴李邱”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引导出不少为“林案”呼喊的声音。现在，《张家书》又在香港问世，政治上不允许我们随便评论，学术上再“失语”，我们的学术良知和学术人格在哪里呢？
以上是我的想法，盼望得到你的回应。
金大陆
2015年7月30日
二、金光耀致金大陆
大陆兄：
你好！
上次邮件刚发就得到整本《张家书》了。你的邮件来得正是时候，我刚将《张家书》匆匆读过一遍。你搜集整理张春桥的文革年谱资料这么多年了，对张的言行早有自己的理解，你邮件强调的两点显然基于你以往的思考，极为精到，同时还辅以不少“深部和细部”的史料，正好帮助我进一步理清阅读张家书时的思路。遵兄所嘱，稍作回应吧。
你对张晚年仍坚执于文革理论感到遗憾。张晚年在狱中思考些什么自然是每个读《张家书》的人都会着力关注的问题。张一生写过大量文章，要说其中最重要的，我们这一代人都会马上想到两篇，那就是1958年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和1975年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都深得毛泽东的称赞，前一篇文章是张得到毛重用的起始，后一篇文章可说是对毛“继续革命”思想的最后总结和阐发。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法权”。因为这个概念在文革期间影响甚大，我们都还记得，文革结束后在1977年还由中央编译局专门出面在《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法权”这个词完全翻译错了，使得“四人帮”得以别有用心地用这个词大做文章，因此应该拨乱反正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以官方机构废除一个译名在西词中译史上恐无前例）。自那以后“法权”这个词就见不到了，今天我们的学生对这个词已经很陌生了。但是没有了“法权”这个概念，如何来理解和讨论张春桥的这两篇代表作呢？又如何来理解和讨论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呢？因此，我在读《张家书》时，特别好奇张是否会在家书中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翻过一遍，没有发现这个词，而“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这些词还是多次出现的。你说张坚执于文革理论，可为什么没有坚持“法权”这个核心概念呢？莫非张自己也感到这个概念用不上了？
当然我还是很认同你所说的张仍坚执于文革理论，他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思维方法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比如九十年代末他多次谈论世界局势，我的感觉是，基本上还是从七十年代美苏两霸争夺和主宰世界的视角来观察、来谈问题的，与那个时期《人民日报》国际版的言论十分相似。
你在邮件中说，张在狱中“信息来源通达”。但我在读了这些家信后想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获得了足够丰富的信息呢？从信中看，他可以看电视，读报纸。张维维在访谈中提到，1985年就给张买了收音机，后来还买了个带短波的，可以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信息来源应该是通达的。但另一方面，张毕竟深处大墙之内，对墙外发生的巨变缺少亲身的感受，除了每年有限的几次家人探访外，也无他人可以交谈。这不仅影响了他获取足够丰富的信息，也影响了他对所获取信息的理解和分析。他在家书中对经济改革提倡“优胜劣汰”大加批评，就是一例。我是从朱永嘉想到此点的。朱永嘉应该是与张最心心相通的人之一，但朱对经济改革就并不完全否定，因为他出狱后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区边有菜市场和水果摊，家里有从农村来的保姆，他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的现实社会中。而这一切张都没有能够亲身经历。
信息获取除了新闻媒体外，还有一个主要来源是书籍。我注意到张读书的一个细节，张在1999年3月的家书中专门谈到他通读了一遍《论语》，读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的批注本，并对这个批注本称赞不已。对此我很惊讶，要读《论语》的话，到90年代有多少本子可以挑选啊，怎么会去读这个本子呢？我不知道是否张别无选择，无法获得其他的本子，还是他对工农兵学员情有独钟。为此事我专门去问了朱永嘉，他说他要读《论语》的话，根本不会去读那个本子，而是去找《诸子集成》来读了。我还记得朱以前说过，一进监狱他就知道坐牢的时间不会短，就叫他母亲给他送了一套二十四史到牢房里来。后来朱在监狱里做老师，给刑事犯上课，更有机会读各种历史书籍。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与朱两人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彼此是心心相通的。张是一个“革命干部”，一生做的都是“革命工作”（维维在访谈中说他是一个做宣传的党务工作者）；朱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专业，“干革命”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能“干革命”了还是想回到自己的专业去。于是，两人的狱中读书就显示出了差异，这当然也就会影响到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因为新的思想资源是要从阅读书籍中获得的。写到这里又想到了姚文元，他似乎是介于“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或两者兼而有之，听说他在监狱里读了许多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书籍。我想，他们几人在阅读上的差别都与他们的生活经历以及自我期许有关，这也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狱中思考。 还有一点，是与朱永嘉交谈时他提醒我的。朱说，张这些家书都是在监狱里（1998年后保外就医也是监视居住）写的，寄出前都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检查（维维的第一封信从上海寄出到在秦城的张手中是十四天），所以并不是想到什么就会写下什么的。朱是有狱中经历的，所以我想他的这一提醒十分重要，否则像我们这些书斋中人阅读《张家书》时很容易忽视此点。我注意到，张在家书中几乎没有提到邓小平（只提到一次，1975年底，两人外事活动后在人民大会堂对饮几杯，“大家虽然想说几句愉快的话，也难以改换当时的空气了”）。但维维在访谈中讲了张去世前不久的一个梦，是关于邓小平的。我们虽都不懂梦的解析，但我认为这表明张对邓是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将邓看作政治上的最大对手的，但家书中却不去涉及。这样看来，张在家书中是否没有畅所欲言呢？而在与家人的谈话中还有更多的内容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将这个问题向维维提出，请她多谈谈。
你在邮件中说家书使张发声了，露相了。确实，家书肯定会修正人们心目中张“一言不发、桀骜不驯”的形象。它可以让你看到作为政治人物的张的另一面：父亲和外公，特别是给两个外孙的那几封信。
这次出版的《张家书》一共五十八封，主要是给维维的。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知道，张还有不少给其他子女的信件，不知之后是否也会出版。读了现在这些信件后，当然是会有进一步期待的。
大陆，遵嘱拉拉杂杂写了这些。现在你也有了整本家书，待你读完后，应该比我有更多的感悟，那时我们再交流，听你的高论。
暑安！
光耀
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