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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推荐阅读:论文 关键词:江湜 诗歌创作 诗史价值 《伏敌堂诗录》 论文摘要: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

论文关键词:江湜 诗歌创作 诗史价值 《伏敌堂诗录》
论文摘要: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 江湜非常重视自己的诗作,将其作为一生行迹与心迹的真实记录,尝在诗集《自序》中云:“余诗诚传世,后当自有定论。不敢挟数君子之推许以自矜重。惟念经变以来,平生亲旧至交,存亡乖隔,多可感者。……余年来身世既如此,因诗而感念亲交数人。死者不生,生者日以零落。仰观宇宙,不自知其泔之堕也。”事实也是如此,江湜一生虽穷困缠身,屡遭不幸,每发命途多舛、怀才不遇之叹,然其诗尚能具备一定的大家气象,数量众多,题材亦颇为广泛,显示出相当独特的个性。这在道光、咸丰至同治初年的诗坛上,颇为难能可贵。他也曾在《近年》中表达对自己诗作必传于后世的自信:“近年手创一编诗,脱略前人某在斯。意匠已成新架屋,心花那傍旧开枝。漫愁位置无多地,未碍流传到后时。要向书坊陈起说,不须过虑代刊之。”江湜的诗歌反映了他个人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世界,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的时势变迁和腥风血雨。兼具诗人心史和时代诗史的双重价值。本文拟就其诗歌的“诗史”价值进行初步探讨。
对晚清时期特殊时局和频发战乱的忧患与关注,是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的集中体现。诗人或是表达对普通百姓生活与命运的同情怜悯,或是对世风官场奇异变化的担忧与讽刺,或是对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的担心忧患,从早年至晚年的许多诗作都表达了这种人世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实际上.在许多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都不难发现此类主题。但是江湜之诗自有其时代特点与个性特征。应当承认,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江湜生活的时代都要显得更加不幸,无论个人命运还是国家命运都是如此。江湜又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得以广泛接触、深切体味到普通百姓的艰难困苦。因此,在江湜的创作中,此类之诗不仅因其具有特别的深度而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从而表现出特殊的“诗史”价值。
江湜对民生的关注和对生民的同情之心起得很早,其思考也相当冷静深入,且关涉国计民生、治国之道等根本性的问题。如《偶书二首》之二云:“獭多终乱鱼,鹰多必戕鸟。食于民者多,曷由民不扰?未能澄其源,化以不贪宝。庶几塞其流,沙汰使加少。既多权日分,牵制愈不了。因之形迹间,规避益加巧。上下相欺凌,百弊不可考。于政既无益,于民日凋耗。中医不服药。此语通治道。”议论的是关乎为政之道、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诗人在旅途奔波之中,依然关注着同在流离之中、比自己更加艰辛的普通民众.表达对民生的同情悲悯之情。如《行店二首》之一云:“行店邮亭春水滨,骡车滚滚动飞尘。相逢略听客言语,十九黄河以北人。”
江湜一生历尽艰辛,有机会深入接触普通民众,经常往来于下层土人之问.对世风的认识、士人处境的了解较为深人,这种感受也时常表现于诗作之中。《次韵寄答陈梁叔克家二首》之一云:“追趋势利竭马力,翻弄词章教鸟吟。庄生早知道丧世,孟子更诃人失心。消息卦非一身事,隐微病已七年深。君其首发振聋响,善歌不忧无嗣音。”对为追逐势利而随处可见的失道之世、失心之人的讽刺感慨尽在其中,诗人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之深亦由此可见一斑江湜常年奔波于外,关注黎庶、兼善天下的情怀使他对哀苦无告的百姓生发出由衷的体恤和深切的同情。《哀流民》作于宁化道中,是一首描写百姓流离失所的七言歌行,不仅反映了时局的动荡与民生的艰难,也表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的感情,结尾更颇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情怀。诗中写道:“流民人城我出城,可怜满眼流离形。寒者鼻涕长垂膺.馁者瘦骨高峥嵘。病者喘息喉作声,老者足怠儿扶行。前男后妇同伶俜,探怀更哺啼饥婴。嗟尔流民之穷有如此,益见父子骨肉夫妻情。……呜呼!安得青山为铜高嵯峨,大钱一铸百万多,资尔归去毋奔波?亦使腐儒不用空悲歌?”嘴雨中感事》描绘了当时水利不修、百姓苦难的现实,表达了同情民众的情怀,并对统治者提出了劝诫。诗中写道:“道光己酉夏五月,我归自闽城东居。时方雨水漫东郭,临流终日如寒渔。……今兹望岁岁大歉,民生国计宜何如?人言此乡失水利,征我目见良有诸。……呜呼水利之不讲,吴其为沼吾其鱼。”《雨中书意》亦云:“孰兴水利利农畴,暑雨连朝为我愁。心记去年当此月,天将淫潦没吾州。何时天稔能苏困,今日阴霖更作忧。堪笑书生民物抱,欲充官匠凿渠沟。”

像晚清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江湜也是在屡试不第、抑郁难达的境况下开始思考用人取士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不仅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怀疑,提出人才为国家之本的观念,而且对官场风气、官僚制度的弊端有一定的认识.提出了有一定远见的见解。他在《送人应礼部试》中写道:“国家久治安,俗敝官恬嬉。因循积贫弱,兵气生边夷。天子乍轸念,吏治何凌迟。人才惟国本,振作今焉宜。既重进土科,曷取于浮词?谓当核才实,发策如汉时。吾生服师训,忠爱为行基。读书取适用,异日课设施。他涂不敢进,橐笔干有司。今秋又落解。刻骨文中疵。科举法不变,吾其死山茨。”认识到文恬武嬉、边疆不宁的可怕现实,批评以浮词取仕、不重视实学才干的弊端.提出人才为振兴国家之本的观念。这些都是当时社会面临的非常紧迫的社会问题,也是近代以来多位文学家、思想家共同关注的具有时代性的问题。
江湜最为集中地反映时局动荡与战乱之忧、最具“诗史”价值的作品,是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篇什。太平天国起义波及当时的南中国,而江湜经常生活与游历的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是受创最为严重的地区。与旧时代的绝大多数士人一样,江湜是站在统治者的正统立场来看待这一事件的。由于对太平天国怀有一种本能的反对和深刻的恐惧,使这些诗歌中不仅反映了起义的某些事件和史实,而且坚定地表明作者的立场:诗风也变得空前恣肆纵横、犀利深刻、凌厉逼人。此类之作,从一个重要角度表现了诗人的生活苦难和诗歌风格,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昨夜一首》云:“昨梦手破江宁城,我兵从我三百名。分头杀贼如磔狗,暗门狭巷刀声声。红帕首者杨秀清,夺路欲窜如相迎。大呼狂贼何处走,一击辄中擒归营。有如李想缚元济,功成天晓鸡初鸣。惜哉是梦不是实,醒后懊恨心难平。朝廷既征十万兵,大帅名重权非轻。营前明月三亏盈,江宁之城不克复,贼党转蔓功无成。呜呼论将岂及我,梦中忘是孱书生。”全诗一气贯注,淋漓酣畅地表达了杀贼平乱的决心和希望,作者的思想与才情均得到充分体现。
五古《志哀九首》是一组描述江湜及其家人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危险经历与苦难处境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诗人一家的经历,展现了江南广大地区无数百姓在这次战乱中经受的苦难和受到的冲击,当在江湜全部诗歌创作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其一有云:“即生太平时。局促殊可怜。况兹遭乱离,愿死恐不先。”其三有云:“可哀哉江南,地穰财赋稠。国家恃以富,历岁二百秋。一朝窟豺虎,岂独苍生愁?”其四云,“记昨负米归,心痛惨人室。前夕邻村烧,贼来势飘忽。吾母素性刚,训女以死节。吾父淡荡人,生理恒守拙。羞以衰白年.流离事行乞。命我挈一弟,两口犯险出。出者善保躯,宗祀未宜绝。尚有两子留,效死共蓬荜。是时我有语,未吐气先咽。欲留非亲心,欲去是永诀。仰天苍穹颓,蹋地后土裂。翻愿受贼戕,痛以一刀毕。有女尚牵衣,叱之付遑恤。记兹庚申年,五月十五日。角直镇西桥,生人作死别。”其八有云:“廓廓乾坤中,几处免锋镝?故里既为墟,危邦亦难过。甘从道路行,处处望乡国。痛哭自日下,泪添海水溢。生为无家人,死作他乡鬼。”其九有云:“肉有化作土,骨有扬作尘。独此望乡心,虽死长为魂。我欲竟我语,哽咽难重陈。写作诗九章,与汝添悲呻。九诗合阳数,还望翅阳春。”倦古诗《后哀六首》再次记录了因战乱冲击,诗人弟弟携眷从上海乘船到福州的经历和苦难,与《志哀九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一开头写道:“吾生J睢有哀而已,双鹊无端来送喜。心知骨肉贼中来,所痛九原独不起。死者不可生,生者幸无死。不死者来复相见,以此志哀哀至矣。”
太平天国起义对江湜生活和心理造成的影响相当重大.还有多篇诗作,从不同角度反映这一历史事件,集中表达他对太平军的仇恨恐惧、忧时念乱的情怀和杀贼立功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在营务处作》云:“二月寒无一日晴,天将杀气薄春城。风吹夜雨止还作,客治军书愁到明。民力尽供官里用,将才偏在贼中生。忧时事事堪流涕,会见东南地尽倾。”
《陷贼后避居僧寺题壁》云:“我杀一贼贼杀我,此身小用奚其可。欲鏖万贼决一死,安得俄招百壮士。腰间雄剑三尺鸣,按之人匣销其声。剑乎有志扫狂寇,且忍风尘万里行。”《福州府席上》云:“自讶烽烟隙处身,论文樽酒此何因?便须烂醉华筵上,不念江南人食人。”嘴‘江南人食人”的恐怖场面,是诗人对战乱局势下百姓处境与命运的描述,令人恐怖,当是有现实根据的写实之笔。《昨夜》云:“马知警报剑知雠,未信余生抱恨休。昨夜梦中呼杀贼,隔墙惊起老苍头。”梦中呼杀贼”则是作者平定战乱决心与期待的又一次直接表白。《闻官军进攻苏州》则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家乡终被收复的喜悦心情,虽无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无限快意,但也是江涅诗作中难得一见的喜悦心情的表露:“此时投笔起,欲去助挥戈。杀贼为京观,平吴奏凯歌。无惊我邱垄,重履汉山河。只作农夫殁,余生幸已多。”倦:《悲歌》云:“贼未杀我,我有余生。我不杀贼,余生无名。闻贼酋之受缚,将献俘于帝京。切小臣之家仇。愿一脔以为羹。惟天阍之难达,望先陇兮泪倾。
补天兮天缺,填海兮海盈。尽吾年以永痛兮,志手枭此贼而无成!”题下有注云:“时大军克复江宁,伪忠王李逆就擒。李逆盖前陷苏州者。”嘴,此诗慷慨遒劲,恺切动人,充分表达了诗人有心杀贼无路请缨、家仇虽报却未亲手枭贼酋之首和家乡虽复却心有余痛的复杂心情。

在另一些诗作中.江湜通过对战后地区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特别是对某些重要细节的细致描绘,传达战争与动乱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人巨大的心灵震撼。《有自杭城来者道经浙东各郡县述所闻见无涕可挥采其语为绝句十首》堪称代表。其一云:“武林二月新收复,掩骼曾劳役万夫。却问旧时丛葬地,半为沟壑半为涂。”万夫劳役,掩埋尸骨,原来丛葬死者之地已面目全非,再难找到葬身之地了。其五云:“原田前岁流人血,壮草丛高二丈余。蝇大如蝉蚊似婕,尽征目见语非虚。”遍地流淌的人血将丛草养得特别高大,也将蝇蚊养得特别硕大,这是何其惨痛之象。其七云:“燕巢于树略知春,投宿无从问水滨。裹饭疾行义乌县,百三十里始逢人。”原本富庶之乡已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其八云:“多逢人骨少逢人,千里行来惨是真。犹记龙游泊船处.髑髅傍桨啮沙痕。”路走来所见,骸骨多于生人,髑髅犹啮沙痕,仿佛死不瞑目,犹然含恨。此等情景,实在凄凉已极,惨不忍睹。

太平天国起义对江湜的影响是多方面而且深刻的,在后期所作哀悼师友的诗作中,诗人经常将死者的不幸、个人的遭遇与动荡的时局、战乱的冲击联系起来,使这类诗歌具有了更加具体深刻的时代内涵,诗人的情感也表达得更加充分。《有吊而作二首》云:“客里怜君病不支,名心宛转尚如丝。四书文为科场用,赚到生人作鬼时。”又云:“东南初动十年兵,知待何年再太平?君去泉台须缓步,转轮莫即到来生。”Ⅲ卷“死亡虽然不幸,但因为东南战乱难平,遂劝说亡者不要急于再轮生为人,诗人自己的人生困苦Fh此清晰可见。《吊邵笏思潘名》亦云:“哭尽亲朋作国殇,漫逃劫外阅悲凉。余生似我方祈死,正命如君曷足伤。应是夜台堪避世.若论魂气总归乡。一官不润书生骨,旅瘗吴山岁月长。”动荡的时局与生活的艰辛,竟令诗人产生生不如死的情绪。《挽陈少香丈三首》之三云:“相识兵端未动前,十年离聚儿诗篇东南渐乱君方老,岁月犹多我自怜。不死更看何世界,尽穷终算尽天年。在乡在客同黄土,清故诗人要墓阡。”虽是悼念前辈之逝,但每多感伤自己命运之思。“清故诗人”之念,已经如此清晰地出现在江湜诗作中,可见他临终遗命自己碑碣所书“清故诗人江j叟叔之墓”端非偶然,实是他中年以后对自己命运与处境的清醒体认。
江湜毕竟是对民生苦难多有了解、对现实社会问题多有思考的平民化诗人,因此他在表现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的同时,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根源进行深层次思考,其诗的“诗史”价值也从另一角度得到了展现。《送友人之官》中就曾提出从根本上固民本、得好官、遏动乱、清天下的认识:“一千三百县,积成天下形。每县得好官,天下长治可。何缘有盗贼?盗贼非天生。天生不为盗,为盗谁激成?……我悲东南既。何日销甲兵?杀贼岂El少,于贼无亏盈。如草在广原,芟东而西萌。所当急本计,先固蚩蚩氓。使民不为盗,盗乃不日赢。杀一即少一,庶几风尘清。”
他还从对古代人物与故事的回顾中,品味自己所遭逢的时事,思索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问题。《读汤子遗书》就提出了从政者如何借鉴古代经验修己之德的问题:“宦达归来德不孤,百泉山里问修途。早编洛学微言振,晚救吴民积困苏。但见今之从政者,亦知世有若人乎?寒窗夜读遗书竞,春在梅梢信到无?”“《卞和诗》则针对当时许多人私心膨胀、自欺欺人的现象提出了诚心为治国根基的认识:“我思卞和,亦何人斯?有此诚心,堪为世师。使相王者,进贤无遗。以致隆平.为国治基。凡今之人,自私自欺。心寒于冰,以适时宜。令我千载,独和是思。匪和之思,莫抒我悲。”题下注云:“偶写古人物一幅,题日卞和之像,并系以诗。”
鸦片种植和贸易、吸食造成了巨大毒害,成为近代以来危及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像近代许多诗人、文学家和忧国忧民之士一样.江湜对此相当关注并在诗中有所反映。《粟花》有云:“叹息台州道,田田罂粟开。天愁民有种,花与祸同胎。至味人间尽,奇方海外来。凭谁晓穷俗,五谷要多栽?”嘴-珂恶之花盛开、五谷遭荒废、海外传奇方、祸患已结成的现实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种种巨变。许多时候表现在对外关系中,这种变化经常反映在上海的开发与变化上。跟许多传统士人一样,江湜对此早有察觉,并在诗中表现出对这种变化的担忧。《子长多述沪上新闻感叹而作》云:“茫然比例千年史,骇绝奇观万变图。天似小儿方好弄,地原大物尽容污。中华自古混儒释,上圣即今疑有无。人寿焉能愁许事,吾衰拚与酒为徒。”嘴。江湜家乡长洲距上海极近,他也曾亲到上海,因此对这里五方杂处、华夷互市、华屋金碧、夜灯万盏,恍若已越重洋置身海外的情景表现出极大的惊讶与震撼.对这种用夷变夏、人心不古的景象不免心生凄恻、无可奈何。《后哀六首》其二有云:“黄浦江,夷船开。五虎门,夷船来。夷船载人若载货,得钱乃许登南台。一船之费百金罄,陆居无屋真难哉!”嘴描绘上海一带外国船只载人载货的情形,透露出近代社会重大变化的气息。

江湜晚年对寒山诗表现出相当浓厚的兴趣,不厌其烦地拟其体式,先作《拟寒山诗二十首》,继又作《续拟寒山诗二十首》,多达40首。此举盖非诗人的偶然之举,而有其深意存焉。这当与寒1.II诗突出的民问情怀、平民化色彩与清空淡远、精微深邃的哲思意味有关,也与江湜历尽生活苦难、时局动乱,饱尝世道艰辛、人情冷暖后对生命和世界的体悟有关。
《拟寒诗二十首》之二云:“张三作窃去,忽建六纛回。李四拥八驺,新自为贼来。天地乐包容,谁论才不才?有口欲谈之,不如衔酒杯。”对当时世风日下、人才凋零的现象予以讽刺。之四云:“我生无一椽,亦无钱赁屋。然计四十年,无一夕露宿。始悟人有身,不须居是卜。壁上黏蜗牛。彼方累于觳。”对自己的穷困落泊、无屋可居表现出豁达自得。之六云:“妻不共甘苦,在家如作宾。小女性差慧,食贫知习勤。勿以女为喜,勿以妻作嗔。相与有瓜葛,均是夙世因。”通过家庭人物关系的喜怒冷暖,表达对人生种种宿命的超然性认识。之八云:“牛哀化为虎,一人已不祥。今看百万众,同日变虎狼。虎狼再为人,知复在何日?合掌赞苟卿,性恶是铁笔。”以众人变虎狼为喻,认识人性之恶,对当时社会现状予以讥刺。之九云:“仆持客刺人,主人怒其仆。何不为我辞,劳我具冠服?出乃握客手。若恨来不数。相对笑嘻嘻。谁知真面目?”描述富贵者的表里不一、虚伪两面,揭露其真面目。之十云:“东家一儿生,西家一翁死。同时听歌哭,去来分彼此。勿为翁去悲,勿为儿生喜。出人造化中,当有先后耳。”对生死悲喜表现出超然与达观,仿佛超越了生命的限度。之十一云:“铁船泛天河,万万无此理。耶稣欲行教.岂但铁船比?世变浩无涯,谁能究终始?西北有高楼,今在东南起。”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兴盛表现出极大关注且不无担忧,反映了世变之巨大深刻.从西方宗教东渐这一具体角度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的最根本性问题。之十四云:“盗来人富家。未免凶杀人。富家子如盗,相害还相亲。凡物当去时,必以人为因。所以汉魏朝,认贼为良臣。”对人心之变、善恶颠倒表示忧虑,指出由此必然引发更大的危机。之十六云:“向民括兵饷,如向羊征裘。裘乃羊之皮,剥割群羊愁。不知饿虎来,羊亦不自谋。赀财贼掠尽,飒飒空村秋。”以羊与虎的弱肉强食为喻,揭露官逼民、贼掠民的社会现状。之十七云:“眼见一种人,亲身被盗来。却学盗之道,猎取人间财。太行与盂门,在胸高崔嵬。人心乱后险,天运何时回?”指出有人先被盗欺、后以盗之道欺人敛财的可恶行为,提出人心变坏、世风日下、天道不存的问题,等等。
《续拟寒山诗二十首》是江湜诗集中的最后一组作品,表现对当时世风人情的认识、对国家局势的担忧和对人生意义的感悟,轻灵流利,颇含理趣,集中反映了诗人的思想深度。其一云:“人有欲货钱,与人联族谱。及乎钱人手,此谱弃如土。亦有孙与李,结盟为酒肉。明朝酒肉尽,孙死李不哭。”金钱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唯一凭借。其二云:“眼见慕势人,求人不可得。利彼体生痔。而以舐树德。凡事非人情,此中最叵测。要离妻可燔,乐羊子可食。”利益成了唯一的人生追求,为此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出,道德准则早已荡然无存。其五云:“眼前荆棘地,昔年楼与台。同乐歌舞人,过之能弗哀。哀者方驻足,适有仙人来。笑他生世短,但见此一回。”荆棘丛生之处原本是歌舞楼台,人世的巨变沧桑由此可见一斑。其七云:“瞽者摘埴行,导路以竿木。竿木揣得处,便可进其足。妙在目无见,以竿作之目。若是有目人,反有穷途哭。”瞽者以竿探测尚有路可走,有眼人举目茫茫却因无路可寻而生穷途之悲,这已然是一个到处荒诞、黑白颠倒的世界。其十云:“杭城绝粮日,食狗无一存。到今百里内,得狗如获麟。因知狗虽贱,亦要生逢辰。哀哉城外骨,昔日城中人。”昔日繁华富庶的杭州城,战乱之后早已是横尸遍野,连狗都难得一见,假若狗生不逢时也会遭遇不幸。何况人乎?其十三云:“有丐弄猕猴。使猴自戴冠。跳上白狗背,驰作白马看。丐乃醵人钱,猴乃分余餐。猴乎尔何愚,大似今之官。”当今之官员蠢笨之极.其滑稽愚蠢、猴仗狗势。较沐猴而冠更加鄙陋。其十七云:“奸伪遇奸伪,如看瞳中人。彼瞳犹此瞳,互照而两真。静居念世态,可笑不足嗔。终当入山去,木石堪相亲。”口墙奸伪之徒面面相觑,相互照影,仿若浑然不觉,亦似是心照不宣。面对如此世态.嗔怒已然失效,不得不化而为无可奈何的冷笑了。
因此,可以认为,作为中国近代诗坛一位关注现实人生、关心国事民瘼的满怀人世情怀的诗人,一位个性鲜明、成就超群的诗人,一位抑郁难达、终生穷愁的诗人,江湜的许多诗篇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政治风云,传达出中国社会剧烈动荡、重大变迁的重要信息,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这些具有“诗史”价值的诗歌,不仅是江湜全部诗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价值,而且是构成他杰出诗歌成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从更大一点范围来说,江涅富于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创作实践,也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清代中叶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以降的诗坛风气。具有昭示中国古典诗歌最后阶段变革倾向与发展趋势的诗歌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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