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观察我国社会，据说有一个并不“科学”的说法儿：我国社会变革不断，大致是逢六一小变，逢九一大变，一变之后，社会氛围、大众心理、文化现象都与此前相较恍若隔世。尽管社会演进中不变的仍是那些老生常谈的政治经济文化主题，但变革却让阶层、集团、思潮、流
这一变革，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更为清晰。在此之前，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化领域多总跟“真理宣示”、“学术知识”等站在一起，纵然媒体呼唤过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家称道过《潜规则》、《非常道》一类的公共知识产品、志愿者和维权人士盼望过社会意见领袖，但思想文化界多交了不及格的答卷，人们多只能在语言里品味文化的优越或光荣，只能在想象里品味思想的力量或前景。木子美姐姐的文化叛逆太过孤单，甲申文化宣言则只是做尽了姿态，去年轰动海内外的超女选拔赛，人们仍要把它跟政治转型、大众素质等联想在一起，在在说明，个人、个性的表达和捍卫在我们社会里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到了2006年，情况有了改变。新年伊始，胡戈先生的视频短片娱乐了万千观众，让人惊叹年轻人的才思和独特锋芒。我在2005年年底平安日的演讲“精英衰败和汉语危机”中感叹过精英文化的沦落，我预测一种更为诙谐幽默的喜剧文化现象，话音未落，即有中国式搞笑文化的上场。胡戈借用影视手段所获得的动人力量，是比过士行先生的戏剧更有普遍可传达感的形式，这是在极度管制下异化出的人性突围。自然，胡戈们遭到了上下内外的围攻，胡戈们的行为甚至“惊动了”国家版权局。不仅有力者或自以为有力者，甚至胡戈自己都认同了这种搞笑的“恶搞”命名。
胡戈的价值在于，他正告了一切人：不要瞒骗，不要自欺欺人，不要故作高深，不要装。他放肆地把这种社会层层围裹的面具撕破，而让我们看到生存的文化环境是何等的卑劣和虚伪。较之胡戈更为谨慎、持重的诙谐产出，可能应该属于《以和为贵》、《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等影视作品。这些作品风格不同，水平质量不同，或自污，或残酷，或辛酸，但它们多曲折地反映了我们汉语世界的无奈，它们既是市井的狂欢，又是人间的抗议。胡戈的行为自然冒犯了一些人，意料之外又在意想之中的是陈凯歌先生的末路名言：“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恶搞引起了正人君子或权威机构们的讨伐，但正如胡戈自己所说：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而‘恶搞’则相反，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在胡戈的自白里，可以了解胡完全是个明白人，他的言行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地关注，因为他本份，他并不把自己看得多高，他只是归属于娱乐，但他又有人的尊严，他实践并维护了“娱乐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应该警惕的，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
胡戈、宁财神们的成功表明，我们社会并不缺乏幽默的元素，并不缺乏喜剧的精神，只是这个老大的总以文化光荣自居的社会缺乏应对的勇气、经验和心智。号称开放中国而实则心态并不开放的社会一再显示了它的颟顸、卑琐、道学、迂腐，这种种心态在选秀现象中也表现得极为充分。
在超女选拔引起全世界华人关注之后，人们多想到了“空前绝后”、“难以为继”、“盛筵不再”。更为重要的是，民间草根的狂欢力量，青春个性的自由表达一旦进入市场、强势者的视野，后者就不可避免地征用并打上自己的烙印。这是我们时代最无耻的文化奇观，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成人综艺节目都在装疯卖傻，低幼化；另一方面所有的青春、童心上台表演时被强行要求表达成年人的梦想、政治正确和知识正确。今年的超女选拔、以及摹仿而起的“我型我秀”、“梦想中国”等选秀节目确实印证了人们当初的预想。甚至红楼梦角色选秀，也被人上升到官方、民族大义等立场上说事儿。封闭的社会和它的遗老遗少们极不适应大众的狂欢，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把别人纳入到一个一统秩序里，他们似乎总希望别人非礼勿动勿言勿听勿视才觉得心安。对开放中的无知、无行、无耻、粗鄙、丑陋现象，他们貌似痛心疾首，实则幸灾乐祸或闻腥逐臭，他们的偷窥、猎奇不妨碍他们道貌俨然。当有人正搞超女、让青春少女合唱“八荣八耻”时，我们可以想见，我们社会的保守、僵化力量足可以玷污一切健康的、美的、自然的形象。
二．
在回顾2006年的文化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社会虽然还没有出现人们期盼的意见领袖，却出现了经受考验的文化英雄。这就是李银河、陈丹青、韩寒，以及露头即如日中天的易中天等人。
2006年的文化变革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当下还很难把握它的全貌和意义。网络文化、互联网在这一年出现了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变化。博客是早有的现象，但到2006年，学者、专家、教授、企业家、明星大规模地进入，跟草根博客一起成就了“自己的园地”。播客也大规模地出现。网络文化的繁荣使得政府有关部门突然手痒心贪地发现了一片富源。加强管制的声音、手机和网络“实名制”一时甚嚣尘上。
无论如何，当文化精英们进入博客时，其思想、学问及其载体如学报、杂志、报纸等等就由高高在上的上课者，变成了距离不远的互动者。文化精英习惯的真理宣示、思想探索、学问论辩，习惯的良知正义姿态，习惯的标签流派等等，都不再神秘神圣了，它们全都被迫置身于一个更大的环境里。专业的学问、兴趣的思辨可能需要更长远的回应，但应时之作却不得不接受大众的检验。正是在这种文化传播的大迁徒中，大众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才有了更现实的前景。
观察2006年的文化表现，可以说，真正走入大众社会的文化精英并不多，真正了解并理解大众社会的文化精英并不多，真正代言大众社会的文化英雄并不多。李银河、陈丹青、韩寒、易中天等人是难得的例外，他们不是昙花一现的名人，不是偶吐真言的媚时者，而是捍卫了人性、思想、学问和常识的文化英雄。这些人中，韩寒最为年轻，因此用词也最为激烈、草根，但事实上，韩寒主动被动卷入的各种争论中，他都表达出了一种立足于个人之上的常识感，在相当大程度上，韩寒跟都市文化中的主体——平民大众是相通的。
我们都知道社会有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但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人性处于某种观念和模式的黑箱里不动。我们忘记了，在三十年的历史变迁中，我们中国人早已经不断地实践了如下的文明事实：人性的再发现、人性的再认识、人性的再铸造。表现在生存领域，就是我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生活方式和习俗模式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变革。木子美的性叛逆激起了全社会的哗然或看戏，以至于她未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李银河先生是正视这些变化并为之正名的文化英雄。
我国的性问题专家成千累万，如刘达临、潘绥铭等人都有可观的论述，但很少有李银河先生那样全面地为中国人的性权利辩护的。在博客、媒体采访等各种可能的渠道里，李银河都捍卫了人们的性权利和性探索。李银河的观点貌似惊世骇俗，却在方方面面回应了当下国人的性问题。她说：“中国的‘聚众淫乱法’早就应该改了。我认为，开淫乱Party之类的，只要是出于自愿，就不违法。”
对影视中的性节目，李银河的观点是，带点娱乐性质也无可厚非，“性也是一种快乐，一种游戏嘛。”她认为，爱情应该“既强烈，又不排他”。“至于一夜情，只要是单身，不仅有这个权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没有问题。”李银河还提及在我国社会正日益增多的换偶现象，她明确地说，换妻应当受到保护，换妻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李银河说：“换偶活动是少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之间），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对比李银河的惊世骇俗或不讨好的实话，易中天就是一个撞大运的学者了。除了学术界同行，几乎整个社会都承认了他的学者意义。据说，易中天的新书《品三国》在北京举行全国首发仪式及签售会时，虽然主办方事先对签售的火爆已有所准备，但蜂拥而至的“易粉”还是多得超出了想像。为安全起见，签售活动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后被有关部门强令中止。北京图书大厦外众多排队等候的读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当众嚎啕大哭。报道称，当时现场队伍长达400米，人数约3000左右，原价25元的签名书在黄牛手中被炒到80至100元。
在国人心中，余秋雨一度给人们展示了文学、文化的样子，但余本人的历史和品格，他的精明一时，以及他媚雅过俗的作态，最终让他成为一种流行市场的明星作家。易中天的学问、深入潜出实实在在打动了读者和听众，他给中国人展示了历史、文化的样子，他是真正把历史祛魅后讲述人们的少数学者之一，在呼应时代需要除魅历史的进程里，易中天跟电视、观众的“三位一体”有着其他学者难以比拟的优势，他成了我们社会的“超男”、“超级教授”。他的粉丝们也跟超女的粉丝一样，给自己起了“意粉”、“乙醚”这样的绰号。他没想到自己在《百家讲坛》一露脸就这么有观众缘，“我在学校讲课就是这么讲的，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正如李敖在大陆的演讲为大陆学人诟骂一样，易中天的成功同样会引起同仁的嘀咕，“不务正业”、“学者明星化”之类。易中天的辩解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小部分的学者走出书斋，走出学院，走向社会，
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他说的当然有道理。他的弟子兼朋友、大散文家野夫这样说易中天：“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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