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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西部生态
【正 文】
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强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改造自然生态环境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亦推动着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思想认识和思维方式的改变与发展。我国西北地区目前所面对的现实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一方面是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演变的自然过程，同时又是西北地区人类的各种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施加各种影响的过程。其中，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方式和畜牧业生产方式曾经经过多次转换，其影响和作用是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的。
一、我国西北地区在史前时期及其以后相当时期，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其自然状态下的历史自然生态环境是良好的
我国西北地区自晚第三纪，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以来，就形成了相应的地形、地势、气候等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格局。大量地质气候资料证明，在近6000～10000年间，我国境内包括我国西北从未发生过大规模植被、气候区域的自然更替，只是有一些植被、气候界限南北来回推移的波动。所以，在人类较大规模活动于西北地区以前，其自然生态环境的总格局已经确定。而当时西北地区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区。
我国西北地区各地在本世纪以来，多次多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众多考古和地质资料充分证明：当时的西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是一块土沃水美、林草丰茂、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非常适宜人类生存、生活、繁衍的地区。
1993年1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距哈密市160公里处的飞跃车站，发现了长约八九米的巨犀化石，在其周围还挖掘出两具与其共生的龟鳖类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所、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关专家的地质确认后认为：此一地区第三纪巨犀化石和龟鳖类化石的发掘表明，在3000万年前这里是一片生活着巨型食草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森林草原，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因此，我们可以确认，在旧石器时代及其以远时期，在几百万年至几千万年前，在我国西北地区。其自然生态环境和林草植被，是适合于古脊椎动物和其它许多古生物生息繁衍的。当时这一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沼泽湖泊遍布，大河小溪纵横，有大象、珊瑚、巨犀、龟鳖类生物赖以生存的绝好历史生态条件和自然环境条件。
罗布泊是《山海经》所称的“幼泽”，《史记》所称的“盐泽”，清代蒙语所称的“罗布淖尔”，意即“多水汇集的湖泊”。《汉书》记载其“广袤三百里，其中亭居，冬夏不增减”。公元前12世纪前，就有古楼兰人和古姑师人生息繁衍于此。罗布泊地区曾是塔里木盆地周围众多河流如疏勒河、塔里木河、车尔臣河、孔雀河等河流的汇聚之地。为此，其湖面宽阔，湖畔杂草丛生，湖滨、湖中生息繁衍着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和水禽、动物，是一块充满生机的绿洲。据《河源纪略》记载，直到17世纪以后，这里仍是水天一色，飞鸟难以逾越的汪洋大海。居延海位于今天河西走廊东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的额济纳旗。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人类生息、繁衍、活动于此，后来又成为不同游牧民族相互争夺之地。秦汉以来，这里一直是沙漠戈壁中一块水草丰美、牛羊成群，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绿洲。曾经是世界上具有距今650万年家族史的胡扬林最集中的地区。董正钧在1944年《居延海》中还记载：“南由狼山老树窝起，北至河口，沿东西河及支流两岸，直达居延海滨，均布满天然森林”，“红柳高达丈余，密生处，人不可入，一望无际，方圆数千里”。“湖滨密生芦苇，入秋芦花飞舞，宛若柳絮。马牛驼群，随处可遇。鹅翔天际，鸭浮绿波，碧水青天，马嘶雁鸣，缀以芦草风声，真不知为天上人间，而尽忘长征戈壁之苦矣”。
在我国西北地区，汉代以前是以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当时受人类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和干预较少，保持着较稳定的性状。后来，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方式进入西北地区，随着汉代及其以后长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过度开发，推动了这一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快速退化，造成资源、人口、生态不协调不平衡的矛盾，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困难。
二、西北地区良好的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在人类较大规模的开发和发展的过程中，遭到了破坏
汉唐时期，是我国西北地区古代开发发展的高潮时期。其时，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丝绸之路”兴盛繁荣。西北地区各地经济发达、城市繁荣、文化昌盛，在全国都占有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这一时期对西北地区开发的主要方式是发展农业生产，加大了对水土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促使西北地区的历史生态和历史自然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逆转，造成了以后时期无法弥补的损失和缺憾。
汉唐时期西北地区历史生态与历史自然环境，开始遭到人们较全面的影响和干预。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大规模的水土资源开发开始影响其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武帝时传播更为迅速。今西北地区各地都有西汉的铲、镢、锄、镰、铧等铁制农具出土。汉武帝以后，随着大规模徙民西北地区，屯田事业不断发展，农业中开始使用牛耕技术。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地区西北的敦煌和安西境内，多次发现汉代屯田遗址，其沟渠、田埂至今清晰可见。并出土了大量汉代使用的铁铲、铁锸、铜犁等农业生产工具。1979年10月，在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了汉代的小麦、糜谷、大麦等粮食作物，至今颗粒饱满、粟色如新。同时，还出土了当时守边戍卒记录农业生产、粮食收入的汉简，其中有：“右入糜二百五十三石九斗二升”等记录。从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实物和汉简等记载，我们知道当时这一地区生产多种粮食作物，是西北边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汉代前陕西关中一带已是“膏壤，沃野千里”，由于秦代起开凿了郑国渠、白渠、加之大力推广代田、区种法等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八百里秦川成了当时我国最发达的农业区之一。南侧秦岭“夙称陆海，林木之列，取之不穷”，汉中盆地也已发展成农业区，而巴山为浓密森林所覆盖。在渭北山地，据一些方志记载，原来山上森林覆盖，多为“万木森映”，“佳木葱茏”。渭河以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的山地也都“群峦燎绕，烟树苍茫”，六盘山更是“万树苍松、蔚为深秀”。据史念海教授考证，西周时黄土高原地区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53％。《后汉书》卷88记载，陇东至陕北黄土高原地带“厥田为上，且沃野千里”，《隋书.地理志上》也称，“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牲多木多。”渭北陇东是周人的发祥地，在战国时期又是秦国支前的大后方，山源土地开垦较早，形成了连片的农业区，较早有了水土流失，《汉书.沟洫志和地理志下》说，秦国时就有“径河一石，其泥数斗”的情况。
隋唐时期的主要边患有突厥、契丹等，为边防而设的屯垦大多在西北地区。唐王朝时，在西北地区的屯垦，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办法，促进了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唐王朝推行均田制、设置常平仓，同时治水修渠，形成了较完备的灌溉系统和灌溉网络。敦煌遗书中的《开元水部形》残卷，就是唐代在西北地区水利管理机构和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可见，唐时我国西北地区的水资源、水环境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已需要政府法律制度的规范。当时农业生产工具普遍使用了铁制犁铧及一系列的配套工具。敦煌莫高窟中的《雨中耕作图》就充分反映了当时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在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开发发展的高潮时期，自然生态环境的危机也开始出现。西北河西走廊地区三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沙漠化过程开始发生，武威旧县、连城、文一古城、骆驼城、新墩子城、许三湾城、草沟井城、明海子城、锁阳城等先后被迫废弃。
汉唐时期，西北地区封建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水土资源利用方式，代替了奴隶制的以游牧为主的水土资源利用方式。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变了迁徙畜牧业时期西北地区较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面貌。大面积的绿洲原野被开发开垦为农田，农业栽培作物大量地取代了原始的原生植被，天然水资源被大量地应用于人工引水灌溉。为此，西北地区原有的以自然力起主导作用的绿洲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被以人工为主的以灌溉农业为中心的，与草原畜牧业相结合的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所取代。在我国西北地区生活着的人们，已经从消极地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阶段，过度到了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有效地改造自然生态环境的新阶段。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第一次，极其强烈地受到了人类的干预和严重影响。
然而，随着西北地区大规模开发发展的不断深入，人口的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人畜用水量大量增加。西北地区内部各绿洲系统所依赖的各流域各河流，上、中、下游之间水资源利用、分配的矛盾开始愈来愈突现出来。远离水源上游的绿洲边缘地带和各流域各河流下游地区，愈来愈多地受到水资源匮乏的影响和威胁。以致绿洲边缘地带开始被沙漠吞没，被迫放弃长期经营的绿洲农业区域。可见，我国西北地区古代开发发展的高潮时期，因水源不足和枯竭，以及人为破坏固沙植物引起的风沙侵害绿洲边缘区域的现象已经时有发生。
唐末，吐蕃占据西北大部地区，畜牧经济再度发展，寺院经济繁荣。公元848年，张议潮起义迅速收复河西陇右等地区，西北河西走廊等地区历史进入归义军时期。张氏政权和随后五代时期的曹氏政权，为巩固统治，在河西走廊等地区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他们“兴屯田，疏水利”，鼓励农耕，有效地抵御了吐蕃和西夏的进攻。公元1036年，元昊亲自领兵西征，最终占据了几乎整个西北地区。当时西北地区水草丰美，极其有利于主要从事畜牧经济的西夏王朝的发展，而且依托西北各地丰富的冰雪资源和富有的灌溉之利，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是极为有利的。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壁画画面中有许多反映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形象资料，也可见当时西夏统治时期手工业、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繁荣状况。壁画中的《打铁图》、《酿酒图》、《耕种图》、《舂米图》、《犁耕画》等都有形象生动直观的对生产生活的反映。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西夏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了北宋中原地区的耕作方法，“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了。
清朝前期就开始大规模地经营西北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并兴修水利，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清后期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当时，社会动荡、山河残破，土地荒芜，森林毁坏，自然灾害频繁。虽有林则徐、左宗棠、孙中山、冯玉祥等人治理西北，改善西北自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状况的思想和微不足道的行动。但终究不能有效逆转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甚至连原来左宗棠沿陕甘大道栽种的“左公柳”也几乎被砍伐殆尽。我国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进入了最严重危机的时期，这一时期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严重恶化与危机，并对以后这一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带来了无穷的后患。
在唐后期至民国时期，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西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和结构，进行了多次的频繁转化。唐末前期是以农为主以牧为辅，随后吐蕃时期转化为以牧为主以农为辅，到归义军时期又转化为以农为主以牧为辅，而西夏统治时期再转化为以牧为主以农为辅，明清及以后再又进行了同样的几次主辅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转化。这种连续的、几乎不间断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构的调整与转化，必然造成西北大地这一自然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严重的、不可逆转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我国西北地区沙漠化、荒漠化的历史和规律证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田大面积弃耕以后，原来的耕地以疏松的地表土形式直接裸露；在失去天然的和人工的植被保护的情况下，风力活动迅速加强，地表粗化，就地起沙与流沙侵入相结合；进而很快形成灌丛沙堆和流动沙丘，绿洲区域逐渐沙漠化和荒漠化。这种过程一但完成，如若人们重新垦殖、重新引水灌溉，在水资源环境与条件保证的情况下，绿洲区域河流的中上游地区可以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实现其自然生态环境的逆转。而下游地区，就西北地区历史生态与历史自然环境的实践来看，自然生态环境状况逆转的可能性很小，难度极大。
我国古代唐后期以来，西北地区一定时期、一定绿洲区域中心的发展繁荣，掩盖着的或隐藏着的是西北地区绿洲区域边缘地带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的严重恶化。或者说，在一定时期、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西北地区绿洲区域中心的发展繁荣，造成了西北地区绿洲区域边缘地带严重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