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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民俗现象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推荐阅读:“文革”十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的时期。简单说来,“文革”的发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某些因素逐渐累积的结果;同时,“文革”的遗产,至今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响的存在。这便是研究“文革”的意义所在。

“文革”十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重要而又特别的时期。简单说来,“文革”的发生,是“文革”前若干年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某些因素逐渐累积的结果;同时,“文革”的遗产,至今仍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影响的存在。这便是研究“文革”的意义所在。

已有的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角度,一是历史学的,一是政治学的.历史学主要以揭示当时的历史真相为目标,政治学则主要以权力的观点为特征。但是,新的例如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或许也是必要的。因为,不能说“文革”十年,中国人的民俗生活完全中断了,“文革”形成了那个时代的风尚,例如,女性择偶以工人和军人为理想等;而且,那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文化创造,例如,“革命谣谚”,知青歌曲和各种讽喻作品等。十年间的民俗文化固然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人们用以破坏基层民俗文化的工具与武器,仍是民俗层面的“文化”。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把“文革”只理解为决策层权力斗争的政治学观点,常常有可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文革”历时十年,十亿多中国人民几乎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场运动从一切方面看来,都是“中国式”的,也是“民俗式”的。因此,转换一个民俗学的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接近构成“文革”土壤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反映于民俗文化之中的中国国民性。

偶像崇拜

通常,“文革”可被理解为现代中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文革”中,人们确实是把毛泽东视为神的,凡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是神圣的和绝对不可怀疑的。不仅如此,对于毛泽东的信仰,还具备了偶像与一神崇拜的属性。

毛泽东的巨型塑像,遍及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在几乎所有的机关礼堂或会议室里,无一例外的布置着毛泽东的全身或半身塑像,他慈祥并庄严地与人们一起,参与人们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活动,在各种礼仪中接受人们的顶膜礼拜。与运动相伴随的社会政治动员,一直深入到每个家庭,触及到每一个人,因此,小型的毛泽东全身或半身塑像,也就被请进了每个家庭,在堂屋或民居的神圣空间里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过去,那些位置是为祖宗的牌位或其它各种神明所占据的;通常的情形是将塑像放在“雄文四卷”之上。以家庭,会议室或礼堂里的毛泽东塑像为核心,分别形成了各自的礼仪空间,人们在这里进行各种礼拜和表敬仪式,如高唱颂歌和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尤其极端的是每人胸前都佩带有毛泽东的像章,各种质料和各种型制的毛泽东像章,据说有几千种之多,从大如老碗者到小如豆粒者。据说,由于制造毛泽东像章,消耗了过多的铝,以致于没有足够的原材料制造飞机。有些人甚至还把毛泽东像章,直接别在自己的肉体上。

“忠字舞”是当时流行的集体向毛泽东表忠的一种群众舞蹈。人们佩带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绕成象征红心的圆圈,然后,一起边歌边舞,做出许多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有过不会跳“忠字舞” 者,不得上火车的事。

毛泽东的画像与照片,日复一日的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即使是在十分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农户和山民家的墙壁上,也喷漆涂有毛泽东的像。一方面是绝对的崇拜,另一方面则是绝对的禁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若有毁坏或污损毛泽东像的行为或事情,当事人就可能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故居,他生活过的一切地方,都被当成了“圣地”;他的一切阅历都成了“圣迹”;他的著作成了圣经;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的“圣旨”。人们不厌其烦的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毛泽东表达“三忠于四无限”的决心,除1967年至1968年盛行一时的以“最,最,最”为特点的“致敬电”现象之外,最典型的还有“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是指人们在每天开工,上班,就寝,甚至饭前,集体或个人肃立在毛泽东的画像或塑像之前,仰望他慈祥的面容,手握“红宝书”并贴至胸前,向毛泽东表达忠心和敬意,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宗教仪式。人们在“早请示”之后,才能各就各位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与生活;在“晚汇报”,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之后,才能安然就寝。

这一切当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过程,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神秘化必然与极权化相联系。不仅如此,信仰的高度集中,还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极端统一化,而这是以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为前提的。破除对各种“牛鬼蛇神”的迷信,才能将信仰集中并统一于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从多神到一神的过程。

红色的中国

中国民间认为,红色具有热闹,喜庆,温暖,驱邪,警示等意义或功能。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以红色作为象征。这两个方面的契和,便形成了“文革”中一片红的“红海洋”现象。

1966年,毛泽东戎装并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之后,“红司令”与“红卫兵”,“红小兵”之类组织之间,便有了特殊的关系。人们用红心来表达对“红太阳”毛泽东的忠诚,人手一册“红宝书”,时时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红太阳”,在城市社区里就出现了“向阳院”,人们自喻为葵花,取其围绕太阳之意。在广大城乡的大街小巷,店铺门面和民居墙壁之上,到处都涂或绘有毛泽东与红太阳相组合的图案,以及红底黄字的语录牌和语录匾,还有各种各样红色的标语与口号。

盛大的集会或游行,总是由红旗,红花,红色的绸带与彩车组成。

样板戏中有《红色娘子军》与《红灯记》。

每年的一月,被叫做“开门红”,五月因为有“五一”,“五四”和“五七”等日子,故被叫做“红五月”。

人际关系中,要求“一帮一,一对红”。除了“全家红”以外,还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除台湾外)。

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东方红广场”。至于地名和人名,也一时“红”的发热,以致于后来因为地名重复而无法投递信件,人名重复也引起了很多麻烦,到“文革”结束后,有许多人不得不改名。

与“红”相对的,当然是“黑”。人们被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们(根正苗红),被视为可靠,革命,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文革”中曾广泛流传的一句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有名的民间谣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出身不红的人,曾对此种血统论表示过怀疑,但随着遇罗克<出身论>的冤狱,人们竟然也就接受了血统论。这只能说明“一人有罪,株连九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在中国民间有十分广泛的基础。血统论如此强大,以致于许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极力与自己的家庭出身划清界限,他们虽然加入不了红卫兵之类的红色组织,但通过组成“红外围”,以便与“红”建立起一点联系。血统论不仅为多数人提供了安全感,还为迫害那些出身不好的“少数人”提供了依据。于是,查祖宗三代,挖“狗崽子”们的祖坟和株连,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我们知道,在中国民俗里,祖坟有阴佑后代的功能,挖祖坟和揭露某人的祖先,可将对手置于非常尴尬和不利的处境之中。

此外,让“牛鬼蛇神”戴高帽,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示众,也是很中国传统式的侮辱对方人格的方法。因为,示众意味着彻底摧毁对手的“面子”。与“早请示,晚汇报”不同,有“罪”者对毛泽东行的仪式叫做“请罪”,“请罪”通常要跪在毛泽东的画像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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