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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域中的大学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特定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而大学文化则是这个国家或社会文化中的精髓。大学文化是大学主体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传承和创造出来的包括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使命、大学制度、大学环境、大学氛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的各种成果的总和。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种亚文化，它具有文化的所有共性，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又是一种极富个性的组织文化。大学文化自身是一个复合、开放、动态的文化系统，具有多主体、多类型、多形态、多层次等特点。在社会急剧转型、文化发展日趋复杂的当今，如何充分认识大学文化的地位和加强大学文化的建设问题，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教育社会学的三大主要理论——功能论、冲突论、符号论的视角来研究大学文化，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复杂的大学文化现象、更准确地把握大学文化的发展规律及趋势，更好地促进当代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一、从功能论视角认识大学文化的目标追求
功能论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始自孔德与斯宾塞，经迪尔凯姆发展，后由帕森斯、默顿、克拉克等整合而形成。该理论基于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一是强调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故又称结构功能主义。“结构”是指构成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关系或构成方式。所谓“功能”是指构成事物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操作机构，并在操作后产生影响其它部分的效果。结构功能主义也是一种方法论，即认为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部分所构成，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一定的功能，以促进整体的稳定与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二是追求和谐与均衡的目标。和谐是一种思想，即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彼此适应、相互协调发展的；均衡是一种发展的状态。功能论认为：和谐与均衡既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的常态；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均衡必须借助于一系列规范化的制度手段，包括社会有一套共享的文化价值系统、一套适用的知识技能系统和 一套稳定的道德规范体系。功能论的上述思想被帕森斯整合到他提出的“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持”（AGIL）图式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帕森斯强调，社会系统之能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延存，是由于任何社会系统都履行着由“对外—对内”及“手段性—目的性”这两对功能范畴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四种功能，即外部适应功能、目标达成功能、内部整合功能及模式维持功能。“外部适应”功能，主要指社会系统由其外部环境获得足够的资源或能力，以及这些资源或能力在该系统中的配置；“目标达成”功能主要指系统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次序和调动系统内部的能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内部整合”功能主要指为了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使各个部分之间协调一致，不致出现脱节和断裂现象；“模式维持”功能主要指在系统运行过程暂时中断时期，原有的运行模式必须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保证系统重新开始运行。帕森斯的这一图式为功能主义学派普遍接受，不仅被用来对整个教育系统、而且被用来对教育的分支系统与分支范畴进行理论分析。
从功能论视角分析大学文化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一）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核心构成
（二）大学文化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大学主体的和谐发展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大学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必须履行外部适应、目标达成、内部整合及模式维持四大功能。而这四大功能的实现都有赖于大学文化。大学之所以为“大”，关键在于它的文化之大。“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3] 大学能否创造出时代所需要的大文化，以引领社会的文化风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关键在大学能否培养出时代需要的和谐发展的人才。而学生主体的和谐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主体的和谐发展。大学主体的和谐发展，既包括全面发展，也包括个性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发展，人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能力，以及思想、道德、情操等多方面的发展；个性自由发展是指基于个体差异基础上的个人的兴趣、特长与专业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统一性要求，个性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多样性要求；全面发展是个性自由发展的前提，个性自由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的途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学作为社会培育高层次人才的专门场所，不仅仅是要培养大学生的一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品质与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提升大学主体的文化修养与精神追求。德里达和雅斯贝尔斯等之所以特别强调大学的精神活动，不能把大学办成“贫瘠的大学”，就是因为贫瘠的大学只能培养出“精神贫困”的学生，也正如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讲，这样的大学只能培养“没有文化修养的新生的野蛮人。”[4] 大学有责任为全体大学人提供价值的引导与精神的涵育，为全体教师和学生构建个体精神的家园，从而使他们能够把自我交付给这种价值，并用这种价值来支持生活的行为和选择，构成自身生活的信念、生存的信念和生存、发展的理由，构成他们自身生活的最高原则与最后支点。
（三）大学文化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的大学文化
大学主体的和谐发展有赖于和谐的大学文化。大学文化的构成非常复杂，追求大学文化的和谐发展，既包括追求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和谐，也包括追求大学文化各构成要素自身及相互间的和谐。追求和谐的大学文化实质上是追求差异中的相互兼容、矛盾中的对立统一、竞争中的平衡互动、多元中的统筹协调。和谐大学文化的主要表征是：一是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大学主体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大学价值的多取向性，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就是在承认价值取向多元性的同时，坚持价值取向的一元引导，“和”是指共性的表达，“不同”是指个性的追求。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在大学组织层面，就是既有学校统一的发展理念支配各部门的行为，又有部门自己创新的工作思路；反映在个体层面，就是既有统一的行为规范，又有展示个性的广阔空间。从而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百花齐放，异彩纷呈，既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快速发展的办学格局。二是和谐发展的目标定位。首先反映在学校能充分考虑自身的传统、优势、潜力等条件，使学校发展的层次定位、类型定位、功能定位、特色定位目标准确、合理，既顺应时代的要求，又符合教育的规律。其次反映在学校的育人目标与社会人才需求目标的和谐，大学教育以促进大学生的知识与人格、共性与个性、生理与心理的和谐发展为目标，以优化人才结构、推动科技振兴、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稳定、增进文化繁荣与建设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和谐发展为目的；其三反映在学校发展目标与师生员工个人目标的和谐，即学校能够通过有效的整合方式将组织目标转化为个人目标，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与主动性，达到师生员工同心协力为实现学校的目标而奋斗；其四反映学校发展的各项具体目标之间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三是和合相应的制度体系。大学既是一个文化底蕴与学术传统深厚的学术组织，又是一个结构复杂与高度分权的行政组织，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要形成稳定和谐校园秩序，有赖于构建和合相应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反映在：一者以人为本，即一切制度都充满着人文关怀，有利于激发所有人的聪明才智；二者刚柔相济，也就是刚性的制度约束与人性化的制度激励相统一；三者适时而变，即制度具有灵活性，既能因时制宜，也能因情而异；四者开放包容，即制度创新既能立足校情、符合国情，又能博采众长、吸纳借鉴国外大学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四是和谐有序的运行机制。大学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在不断变化，所谓“调适”是指大学能够主动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目标定位、内部结构与制度体系等，以适应内外环境的过程。五是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首先反映在学校领导之间，既分工明确又配合紧密：工作上分，目标上合；行动上分，思想上合；小事上分，大事上合；工作到位不越位，相互“补台”不“拆台”。其次反映在师生之间，教师师德高尚、学识渊博、教艺高超，又能处处“以生为本”，学生则时时“以师为尊”，敬重、理解、信任教师，主动与教师进行学术的交流与情感的沟通，师生关系融洽、配合默契。其三反映在教师之间，每个教师都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处处以“育人”为重，彼此以真诚相待，在自由宽松、公平公正的学术环境中，既有相互间的竞争，又有彼此间的协作。六是和雅共生的文化互动。即承认文化差异，鼓励百家争鸣，使科学文化与伦理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才能不断创新。七是和美交融的校园环境。主要体现在硬环境与软环境自身的和美，以及两种环境的相互和美，具体反映在“文”、“雅”、“序”、“活”四个方面：“文”指校园文化底蕴的深厚与科学、人文的交融；“雅”指校园环境的文明雅致与师生举止的高雅文明；“序”指校园的所有安排都井然有序，一切活动都有章有法；“活”指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富有特色，充满活力。八是和实生辉的办学特色。办学特色是大学在一定办学思想指导下的长期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优质的和被社会公认的个性风貌。“和实生物”是一切是发展的共同规律，办学特色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活动、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办学思想、价值观念、目标定位是办学特色的灵魂；法规制度，运行机制、校园活动是办学特色形成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学科建设、模式创新与环境优化是办学特色形成的重要标志。正是多个主体的共同追求与多种因素的相互交融中才能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办学特色。和实生辉的办学特色是和谐大学文化的综合体现。
二、从冲突论视角分析大学文化的发展动力
从冲突论视角，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大学文化冲突的价值：
（一）大学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大学的“任务是知识密集型又是知识广博型的，因此很难陈述综合大学和学院的目的”[7]。 知识群的发展和研究都是朝着各个不同方向进行的，表现出松散、自由甚至无政府状态。迈克尔·科恩将大学的这种状态描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现状是从知识为大学运营基础的视角来考虑的，从学术权威的分散性和复杂性来认识的。松散结合的系统观并没有否认大学作为一个秩序整体的存在[8]。大学作为社会组织也是有序的，维持组织有序性的是建立在科层基础上的行政权力，该权力根据法律法规与行政条例赋子的权限，处理非学术性事务，为学术事务提供保障和服务。大学的组织特性——学术性与科层性并存，造就了“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二）文化冲突具有复杂性
这种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从主体上看，大学文化冲突表现在管理文化、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之间的冲突上。大学文化主要有三大主体，即管理者主体、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因此相应可分为管理文化、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三类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三类文化的冲突也主要反映为价值取向的冲突。价值取向决定着活动主体的价值选择和行动目标。大学组织的复杂性，不同群体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状态、行为习惯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大学组织内部价值取向的多元与复杂，各种文化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从管理文化与教师文化的价值冲突看，管理主体关注的是效率提升，倾向于以建立相对统一、清晰的组织目标，用严格的等级规范和有序的程序有效的责任机制来简化多样性、复杂性和模糊性，进而降低组织的运作成本，并最大限度地实现预期目标。教师主体关注的是学术发展，他们崇尚的学术目标的自主，学术活动的自由，学术管理的松散，能够不受或少受行政部门或他人的支配。管理活动的效率观和学术活动的自由观，构成了大学内部文化冲突的焦点。从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价值冲突看，大学教师是大学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承担着教育者、研究者和社会批判者三种社会角色，并以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履行着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和知识创新的社会职能，由大学教师组成的“学者共同体”尊奉真理至上的价值观念，拥有自己的信念，具有共同的使命感，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并享有学术职业的自由和限度，由些形成了大学教师特有的学术文化。学生群体在大学中是一结构复杂、价值取向多元的群体。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价值冲突实质是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一是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冲突 ：大学文化是主流文化的积淀，是对“高深文化”的传递与探索。教师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其根本职责依然是通过课程文化向学生传授主流文化，包括特定社会认可的知识、宣传特定社会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灌输特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以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而学生在接受主流文化的同时，往往要受到现实多元文化的影响，由此导致冲突。二是成人亚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冲突，这一冲突因发生在不同的年龄代的教师与学生之间，所以也称年代价值冲突或“代沟”，亦即不同年代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观点看法上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明显反映出不同年代的人在判断事物时所采取的不同价值标准。在大学里，年长一代与年青一代在文化认同上反映出的差异表示着文化连续性的中断。处于青年时期的大学生思维敏捷，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可塑性大。他们对社会、对知识、对人生以及生活方式的态度，常常与教师所认同的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矛盾，并不时地发生摩擦和冲突。此外，在大学文化中，还普遍存在着以学生文化与管理文化的冲突，以及各类文化自身的冲突。如大学管理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建立起来的各种行为规范往往难以为学生所认同，在政治信念、社会责任感、道德伦理、理想情操、友谊、爱情以及消费、体闲等生活方式选择上，学生与管理者的分歧也相当大。从教师文化自身看，由于知识本身具有的连续性，也由于学术自由而赋予的开拓性、批判性，使得在学术观点、学术规范、学术立场、学术话语、研究范式、研究工具等各个方面，不同年代的教师在传统与新潮之间的价值冲突不可避免。
从层次上看，大学文化冲突表现在社会文化、大学文化与学校文化三个方面的冲突上。
首先是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冲突。大学文化既要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又要适度超前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一旦社会文化发展过快，大学文化处于被动发展局面，便形成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冲突。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与高等教育改革的相对滞后，社会对大学的诉求以及大学自身发展的诉求与现行大学制度的冲突逐步凸显，并以文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由于大学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念对大学的传统精神的冲击也日益加剧，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消极成分对大学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大学办学出现了一些功利化倾向以及官僚气息和官本位倾向。这些不仅使大学的传统文化地位受到质疑，更没有形成能引领时代发展的强势文化。其次是大学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冲突。大学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冲突是作为高校共性的大学文化与具体某一所高校学校文化的冲突。作为共性的大学文化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使命和价值追求，而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如崇尚学术、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大胆批判、不断创新等。大学文化的这些特征是每一所高校文化建设的目标追求，但是大学文化不能等同学校文化，学校发展的生命在于学校有特色，学校文化建设必须有学校的个性文化特征，当前建设个性化的学校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三）大学文化冲突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
今天的大学文化发展中还面临着其他多方面的冲突问题。受功能主义社会观的影响，人们往往单纯从正面功能的视角去认识大学文化，而对于大学文化冲突持担忧、批评和指责态度。按照冲突论的观点，出现这些冲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具有积极功能。正如科塞所言：“没有哪个组织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那样的话就会使组织缺乏变化过程和结构性。”[4]89其实，大学文化冲突在协调大学文化主体的关系、推动不同类型大学文化建设和促进学校组织变革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功能：一是大学文化冲突暴露了大学文化建设中严重问题。如管理文化、学术文化与学生文化的冲突，既暴露了受传统文化专制制度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形成的大学文化制度中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行政权力干涉学术权力，甚至替代学术权力的问题；也暴露了大学教师、管理者与学生关系中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主客体”对立与角色错位现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冲突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大学在快速发展中价值取向的偏颇。二是大学文化冲突激发了大学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冲突能激发起人们对现存大学文化的危机意识，如果没有激烈的冲突，有些不合理的制度和规则也许被人们视为当然；冲突能激发起人们的变革意识，它可以唤醒冲突的各方重新思考大学应该有怎样的理想与追求，怎样的目标与定位，从而转变教育观念，主动参与大学的文化建设。三是大学文化冲突可以促进大学的文化建设。大学的制度文化建设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而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则是大学的制度文化建设，乃至整个大学发展的动力之源。当人们深刻认识到大学文化冲突的存在与精神文化价值，必然对弘扬大学精神、提升大学文化品位、实施精品文化工程.、加强大学制度建设发出强烈的呼唤。此外，依据冲突有利于社会和群体的内部整合，有利于促进新群体的形成，有利于增加社会结构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对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重要的社会平衡机制等观点，大学文化冲突还可以成为协调大学不同文化主体关系的“整流器”，化解各类不合理文化冲突的“安全阀”。
三、从互动论视角探寻大学文化的建设路径
互动论的思想渊源可追潮到18世纪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休谟等人的理论中，他们提出，若欲建立人类的科学，则必须重视人类相互联系的基本事实，并应把注意力集中于人际间的沟通、同情、模仿及风俗上。互动论迅速发展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米德、齐美尔、库利、布卢默、埃弗雷特、休斯、戈夫曼等。互动论探讨的是人际互动的方式与过程，认为人们通过互动过程，以象征符号来表达思想、感情、价值观。而符号的意义随情景的变化及个人对情景的定义而有不同的解释，无论此种解释是否正确，都会产生与这种解释相对的结果。为了说明这一复杂的互动关系，互动论者提出了“符号”、“意义”、“符号互动”、“自我互动”、“自我象征”、“情景定义”与“社会互动”等核心概念。符号本意是指传达信息的基本单元，但互动论所谓的“符号”主要是指“有意义的姿势（Gesture）”，如语言、手势、而部表情等在人际交往中都是有特定意义的，“意义”是符号的最核心内容。米德认为，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符号，符号在维护社会秩序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符号是一种社会结合力。“符号互动”是指人们彼此理解“姿势”，并在理解所获得意义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米德将自我分为“主体我”和“客体我”，二者相互依赖，客体我是经过社会化的我，是社会化的结果。“自我”是对社会客观现实的内化和主观解释。“自我互动”就是个体与自身对话，不断地反省自我、重新定义自我的过程。“自我象征”是指一种沟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赋予他所关注的某一事物某种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决定自己采取何种行动。实际上，人所意识到的任何客体都是被他赋予了某种意义的东西，人的意识生活是一个“自我象征”的意识流。[11]“情境定义”意为个人对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解释，它不仅规定个人的具体行为，且影响个人人格的发展。“社会互动”贯穿于多种社会活动中，是个体心智和自我发展的表征。个体对所处环境或客体形成一个反馈性的解释，得出一个主观性的情境定义，它支配人的行为和发展。
互动论视域中的大学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符号媒介系统，大学文化发展就是大学文化主体在大学情境定义中的互动发展过程。互动论的大学文化观关注的是“大学文化的互动过程”，着重研究的是大学文化作为符号媒介是如何建立大学文化主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大学文化主体是如何通过大学文化产生交流、互动的。大学文化互动的因素包括：文化主体、文化客体与互动过程。文化主体指的是：管理者主体、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文化客体是指大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当然，从广义上还应包括与大学文化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大学文化互动过程主要包括两大层面：从宏观层面讲是指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互动过程；从微观层面讲是指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自身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
互动论的思想对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启迪作用：
（一）构建良好的大学符号系统是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基础
互动论者认为“互动产生有意义学习”，并认为大学是一个表达一定社会意义的各种符号所组成的符号系统，大学文化实际上是大学人以符号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因此，大学文化的建设与大学实体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可操作的符号互动，即通过对符号（主要是语言）的解释与理解达成互识和共识来实现的。大学符号系统包括认知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与行为符号系统。认知符号系统是关于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以及集体目标、发展愿景、团队意识和价值理念等的共同认识和符号表达；语言符号系统是关于大学文化主体之间对话目的、对话内容、对话情境与对话方式的共同认识和符号表达。行为符号系统是关于大学文化主体在教学、科研、学术交流、生活娱乐等互动中活动共享的行为准则和符号表达。良好的认知符号系统的主要特征是遵循大学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符合国情、区情和校情。良好的认知符号系统对大学文化主体能起到目标引导与精神激励的作用。良好的语言符号系统的主要特征是民主对话、尊重包容。对话是两个以上主体的语言交流活动，但并非任何语言交流都是对话。“真正决定一种交谈是否是对话的，是一种民主的意识，是一种致力于相互理解、相互合作、共生和共存，致力于和睦相处和共同创造的精神的意识，这是一种对话意识。[12]147同时，对话的过程就是个不断解释、相互尊重、彼此包容和促进理解的过程。大学的文化互动属于学术领域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其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其内容有相对独立性，大学的文化互动需要包容，而包容的前提是理解和尊重。只有尊重才能以包容的态度从对方角度换位思考，才能多从方面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才能做好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在大学各文化主体的互动中，管理者与教师的着力点应该是合理选择对话内容，多方激活对话氛围，充分调动对方情绪，有效地达成文化共识。良好的行为符号系统的主要特征是有形的制度与无形的管理相结合：对大学文化主体的各种互动都有相应的准则指导而不是硬性的规定，这些准则已经融入文化主体的心灵之中，化为一种潜在的心理动力和压力，时刻鼓励、也时刻警醒着他们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良好的行为符号系统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有助于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和成员的向心力。
（二）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是促进大学文化主体良性互动的前提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就是促进大学文化主体在大学情境定义中的良性互动发展过程，而平等对话则是良性互动的主要方式。平等作为公平、诚信、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的构成元素，既是人类从不平等起源以来的不懈追求，也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平等具有简明朴素、稳定持久的内涵，在互动中，平等对话更是一个具有多方面的实践特征和可操作性的价值判断标准：一是人格平等。大学的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在大学文化建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大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都是大学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在所有的对话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把对方看做可以控制、可以改变的对象，而是一种地位平等、需要相互尊重的“参与—合作”关系。二是坚持求真。对话的目的在于求真，也就是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就是是要坦诚相待，在互动中追求人的真性。三是宽容鼓励。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对大学文化建设中许多问题都有不同的认识，而对话就是一个相互倾听、达成共识的过程。良性互动的对话没有压制、而是以宽容之心来对待他人，鼓励他人发表不同和意见。四是适度妥协。现代大学不仅成员众多，而且组织机构复杂。在对话过程中，由于立场差异与价值取向的不同，意见分岐与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为了实现大学文化建设中双赢甚至多赢的的整体目标，局部的舍弃与适度的让步是明智的选择。形成平等的对话机制，一是有赖于平等对话的制度建设。制度具有重要的规范、引导与约束功能。尽管平等对话是每个大学人内心的美好愿望，但同时利己的本能又使得在现实中通往平等之路上障碍重重，平等意识的培养只能在渗透于各种文化互动制度的引导与规约之中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能使大学文化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主体在互动中切实地感受到平等、信任和尊重。二是有赖于平等对话的氛围营造。对话不仅是提高认识的过程，也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只有在充满真诚合作、相互欣赏、彼此悦纳、认真倾听的互动氛围中，才能实现主体间真正的平等对话。而这样的对话氛围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营造。三是有赖于对话主导者的情境设计。尽管对话的所有参与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具体对话情境中必然存在主导者（主要指管理者或教师）。为了使沟通成为心灵的对话，主导者应该运用智慧和艺术的语言设计出能让大家敞开心扉的情境，如在对话中把“你们”变为“我们”；用微笑关注对方，并亲切地问“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用温和的语气讲“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再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有新的感受”。这样的情境往往会被参与者赋予积极的定义，就有利于调动在场者的情感，达到提高互动效果的目的。
（三）重视大学的精神交往过程是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