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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研究员周宏春对改革开放30年的环保事业做了点评。以下是全文实录： 尊敬的曲老、王部长、马总编，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参加人民网组织的这次环保高峰论坛。我站在这个地方，应该说没有很多资历，没有资格全面点评。这个事情应该由我们曲老来做。我很难全面，只能说一些简单的事情。 30年前，我们的邓小平先生使我放下了镰刀、放下了铁锹，走进了学校，我学习的是地球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环境。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地球的演化，自然环境逐步改变，增加了人为的影响。在地球这个46亿岁的老人面前，我们人类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和非洲的大陆、欧洲的大陆一样，中华文明摇篮这块大舞台，我们有案可查的，可以看到蓝田人、元谋人，再到三黄五帝、秦皇汉武，到1840年，八国联军用船舰打开了中华封闭的大门之后，发展和环境是紧密相随。 如果说我们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福利的提高，我们生活水平好，每家每户的家用电器多了，我们住的房子大了，我们有了小汽车了，我们也付出了环境的代价，我们也有了发展的成本，也就是说环境污染这个引子。 如何来评价30年的改革开放，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我们每个人看到、听到、接触到的情况不一样，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简单的说，有人会说好得很，有人会说糟得很。当我们到九寨沟访问，当我们访问沿海的一些漂亮的城市，当我们到澳大利亚去旅游，当我们到欧洲去看一些城市，我们会发现，环境是美好的，美景是宜人的。与此同时，当我们住在污染的河流旁边，当我们生活在污浊空气下的城市里，我们会说环境是糟的很，特别是中国的环境，局部地区污染的环境和国外相比是糟的很。 如果我们从环境管理这个角度看，我们国家在法规建设，在制度建设，在环境关注的视野拓宽，在关注由源头，从末端向源头转变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已经为我们未来的环境保护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环境和发展是一对矛盾，有发展就需要付出成本，环境保护是一种公益性的事业，从环境本身看，它是有容量的。用一个水盆，大家往里面滴一滴墨水，大家是看不出污染的，看不出黑的，但随着墨水滴得多了，盆里的水就变黑了。要改变这种污染的现状是需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利用环境，是利用环境的资源、利用环境的资本，大家可以看到的现实，生态旅游是公众福利的提高，我们利用好的环境去招商引资，实际上是利用环境资本。我们看到企业向环境排放废物，是利用了环境的容量。当然要改变这种环境恶化的趋势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用经济学的话说，是需要投入。 怎么样保护环境不受经济活动影响，取决于我们在GDP这个蛋糕中切出多大的一块去保护环境。需要一系列的工作。我们当前面临环境保护的现状，在总体稳定、局部好转、还有不少地方在恶化的情况下，谁应该保护环境、谁应该承担环境治理的责任？ 刚才我听到王部长提到，我们国家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但是，光靠环境部就能改善我们国家的环境质量吗？这个部门能不能承担起整个中国的环境质量改变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央在2005年之前召开了一系列的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我们还有各级政府的环境部门，还有各个领域的环境保护工作者，还有NGO以及马上要宣布的环境保护人物。 当我们住在污染河流的旁边，我们会想到环境污染是谁造成的呢？是企业造成的。但是，当你用到好的产品，比如，我们现在孩子用尿不湿这种东西，纸质的产品，我们能说孩子有责任吗？我们能说孩子的母亲有责任吗？或者我们能光说是企业的责任吗？环境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大家来共同负责的。也就是说，环境保护产生的效益是大家共享。污染环境，企业可以得到利润，但是害处需要周围的群众来承担的。用我们部长的话说，老板发财的时候是群众受害。也就是经济学上一个外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政府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公众呢？自从1996年生活废水排放总量已经超过工业废水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去旅游，看到遍布扔的垃圾的时候，我们应该觉得，我们公众自己也应该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 中国环境学会等等一系列的科研院所作过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可能因为调查的对象不一样，得出的数据不一样，但是有一个结论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希望好的环境，但是他也不愿意为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质量付出相应的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