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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当代世界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对于国际形势的重要变化，始终洞若观火，应付自如，善于从战略高度和理论高度把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丰富、深刻的外交战略理论和思想。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原则，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财富。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邓小平用实事求是的思想对20世纪以来世界的变化作了通盘审视，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出版,第127页。）的科学论断，从而形成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崭新的时代观。邓小平从80年代以来，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命题曾经集中作出多次的精辟论述，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了科学的高度的概括。早在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就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6页。）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强调了他的主题思想：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96页。）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进一步阐述了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国际形势发生了二战以来最激烈、最复杂和最深刻的变化，世界处于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动荡时期，中国亟需对世界局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种的剧变背景下，邓小平的判断并未过时，因为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83页。）这一思想既总结了此前国际局势演变的状况，又预测了此后国际局势进一步发展的态势。深刻揭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预见性地指明了世界局势的发展方向。
通观邓小平以上论述，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当作历史目前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75页。）邓小平这些分析和判断是我国调整战略方针，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前提和依据，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提醒我们，战争的根源并未消除，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防止我们产生麻痹思想。他多次强调“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根源。”（注：《人民日报》1984年5月31日，5月18日，1987年3月12日。）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邓小平还告诫我们，“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页。）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面对敌对势力的进攻，“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9—320页。）此时我们回想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及对我驻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深感邓小平的这些至理名言是何等深刻。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战略家用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世界格局观——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战略依据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他以敏锐的眼光高瞻远瞩，洞察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科学地预测世界的新格局。邓小平认为，政治多极化格局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的初步轮廓，从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朝多极格局方向发展是国际格局变化的总趋势。早在80年代邓小平从美苏控制能力下降和第三世界影响力上升的角度，揭示了多极化的实质。1985年3月，他认为“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5页。）1990年3月他更明确地讲到：“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页。）同时，邓小平认为世界新格局的真正形成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他指出：以90年代为界，虽然两极世界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53页。）因为当前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不断变化和重新组合的状态中，有些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东欧各国的前途不甚明朗，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在美、日、欧三大经济政治中心之间，争夺政治主导权、科技优势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将可能激化。
国家利益观——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的根本核心
邓小平还认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其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主权。邓小平深知没有了主权，一个国家也就谈不上维护国家利益了。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主权就更加重要了。在国家交往中，要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丝毫不作让步。1982年，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就曾义正严词地宣示我们的基本立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2页。）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曾经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加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同年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也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1页。）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拿国家主权作交易，始终把国家利益坚定不移放在首位，“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48页。）1989年六四风波后，面对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和“人权外交”压力，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维护祖国的主权与安全，最终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取消制裁。此后，邓小平深有感慨地说：“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正是将国家主权视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所以邓小平坚决要求在1997年收回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其次，邓小平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利益的关系。“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这就为中国外交政策确定了明确的原则，而尊重对方的利益，也为中国外交的灵活性提供了可能。
第三，邓小平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不可调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也不一定非得使用武力方式。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思维，提出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共国利益是和平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关键，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外交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和“搁置争议、共国开发”的战略设想。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在邓小平这种战略设想的指导下，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一国两制”的主张，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而且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南沙群岛和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倡议以及“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反映了坚持国家利益为主的利益驱动原则和坚持“刚性”与“弹性”相统一的主权至上原则，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和国际战略家恢弘的政治气度。
独立自主——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
冷战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正在加强，冷战思维并没有被消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变得扑朔迷离。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客观现实。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大国关系也出现了复杂多样的新气象。邓小平以超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智慧，在总结40多年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透视当代世界各种变幻莫测的现象，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并赋予新时期我国外交策略的新内涵，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原则。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奉行不结盟原则。在改革开放前，由于特殊的国际因素及必要的战略需要，中国曾经采取“一边倒”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新的变化，邓小平及时调整外交战略，确立不结盟外交原则，明确宣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页。）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同他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联系。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7页。）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也没有动摇过。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这一战略原则的外交表现形式是“三不政策”；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56—78页。）
第三，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0页。）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指“美帝”或者“苏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反对的霸权主义，不是反对某个国家，而是反对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必须彻底摈弃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1988年9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他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随后中国政府根据这一思想多次声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努力。1991年3月，中国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正式提出以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中国外交政策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所倡导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虽然不能立即变成现实，但它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发展方向，必将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赞同。
透析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我们领略了邓小平这位誉满全球的政治家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纵横驰骋的巨大魄力和超凡勇气，特别是他把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理想与现实、世界现实与中国实际统一起来思考的能力和智慧。同时，我们也叹服邓小平的务实与创新相结合，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超凡的外交风格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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