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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邓小平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提出了小康这一概念。到80年代中，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过去的20年里，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为动员全国亿万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小康社会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世纪之初的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更加宽裕的小康社会和争取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开端。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小康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邓小平之前，小康思想曾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小康思想在海内外华人文化和日本等东亚各国文化人中有较大的传播。“小康”最早见于史册，是《诗经·大雅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注：吴树平点校《十三经》，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是说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但真正给“小康”赋予许多思想的，还是在传统思想和文化上最有影响的儒家。根据孔门后学戴圣编的《礼记》（成书于西汉），孔子的小康社会状态是和大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反映了当时儒家批判现实和崇尚先古的政治观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所治理的以“天下为公”的社会称为“大同”，是最为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大道既隐”，出现了私有和“家天下”，战争也由此而起。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因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很重视礼，以礼为标准决定是非，成就信用，惩罚过失，倡导仁受，讲究谦让，其社会也能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可见，孔子把“六君子”所治理的社会状态称之为“小康”。在孔子眼里，小康社会比不上“大同”，但要比孔子所处的混乱时代要好多了。
需要指出，说近代以来“大同—小康”说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开始，也不完全准确。事实上，在那一个世纪里，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通过传教士等不同途径都有所传播。1840年之后，中国屡屡遭受列强欺负，励精图治，寻找出路，贡献各种治国方略，是那个世纪之交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1894年，孙中山就向李鸿章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列强，建设一个“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畅”的理想社会。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孙中山一生的纲领。1918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写到：“建设者首要在民生，故对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设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在《三民主义》中又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至于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我的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还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根本上还是农民问题。民主主义思想家把革命的主要问题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方面。“耕者有其田”，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问题。所以，在20世纪前50年，“小康”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是和农民的“温饱”联系在一起。“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小康生活的具体写照，也是旧中国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小生产者憧憬的理想和目标。
二、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和党的经济建设路线密切相结合，二是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相结合，三是体现了党的集体领导结晶。
早在60年代，党就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70年代中，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又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邓小平复出后，根据新时期的现实，特别是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延误，需要实事求是地调整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提出这个问题是适时的。70年代后期，打开国门后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到，经过20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被拉大了。在1979年10月4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国民生产总值这一重要统计指标，开始提“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195页。）小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417页。）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两个阶段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接着说：“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7页。）在同年9月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据此，大会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
1983年春，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视察，把原来的小康概念扩大到更为宽泛的社会概念。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接近800美元。他曾经问省里的领导，如果江苏省达到这样一个水平，社会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从谈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不仅关注人民吃穿用及住房等生活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就业问题，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问题，而且关心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问题，以及精神面貌的变化等未来社会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5页。）小康的含义由原来较单一的经济问题，拓展到一个较为全面的社会概念。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开始讲“小康社会”。邓小平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总的是好的。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54页。）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时，提出我国的小康建设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邓小平说：“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较多地阐述科技进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法制建设、反对自由化，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等重要问题。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接见荣氏亲属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小康社会思想。邓小平说：“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二○○○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有了本世纪本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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