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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照明与晚清外交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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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自外洋的新式光源闪烁在大清帝国阴森而威严的皇宫时,国家秩序和他们自己的夜生活,就此发生重大变化。 光绪二十四年(1898),17岁的浙江回族少年马寅初自沪上归来不久,便在他的一篇作文中写道:"电灯好,工业革命好","有朝一日我国自己的工业发达了,城市和农村都能用上电,那就更好了!"马寅初的感叹,不仅仅止于上海这一殖民地城市的照明,还包含着晚清士子在目睹工业文明的技术优势之后的焦虑。1901年,马寅初负笈北上,迈过庚子国变留下的断壁残垣,走进了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的课堂。事实上,在他的那篇观后感落笔之前,大清已经在外力逼迫下且战且走了一个甲子。上海的灯光,透过大清帝国千疮百孔的窗棂,映出了数十年来晚清外交与国运斑斑驳驳的面影。 在英国皇家海军的炮舰逼近中国东海岸之前,大清帝国的照明材料多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在松明、蜡烛和植物油灯摇曳不定的光影里,中国人或在村舍里缝补清苦而单调的生活,或在宫廷和官衙里上演着权谋与交易。即便在城市雕梁画栋的戏楼下,夜晚也很难看到演出和观众。因为只有上流阶层才有足够多的蜡烛和灯笼,在小范围的场所内举办堂会,普通公众只是在白天才能到戏园子看戏,何况还有"夜禁"的约束。在传统知识搭就的历史舞台上,大清慵懒而孤独地做着"天朝上国"的梦,直到来自西方的炫目炮火,照亮农业帝国的夜空。 被炮火照亮的,还有西方相对于中国的技术优势。包括人工照明在内的西方器物,对于一贯"严昏晓之节"的大清帝国而言,不啻是一种危及固有体制和生活习惯的强大力量。尽管国人在判断这些舶来品是福是祸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但没有人否认的是,大清帝国的国家秩序和他们自己的夜生活,将就此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似乎永远不可逆转了。 有些人因此感到欣喜,并以颇显诗意的文笔描述被译成"兰墩"的伦敦夜景,称其"夜市人喧店,冬寒雪积涂:晚灯悬路际,火烛灿星如"。清人林缄对美国之行的记述也专门谈到当地的夜晚照明,称其博物馆内"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幻可观"。林则徐的好友魏源也在著作《海国图志》里特别提到"自来火",并把它作为值得国人师法的"夷之长技"之一。在他们的字里行间,隐含着复制西方器物以自强的期望。 但是,更多的人则对洋人洋物侧目而视。鸦片战争的兵燹,仅限于东南沿海一隅,英国人也仅仅取得了在广州、上海等五处通商和游历的权利。即便内地官绅可以从邸报上获知战况,也全然没有类似魏源的观感和体味。"夷"字作为天朝对于外洋的贬称,直到1860年才被英法联军以条约名义从中国官方文牍里剔除。洋人对这一称谓近乎偏执的仇恨,也正反衬出国人在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对于洋人洋物近乎偏执的嫌恶。受这种对抗性消费心理的影响,英国人在入侵中国后的20年内,煤油销售范围始终没有突破上海。蜡烛和植物油灯的火苗,仍是大清夜生活的主要光源。 不过,战争仍然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照明方式的态度。第二次鸦片战争甫一落幕,洋人就从《中英天津条约》获得了在更广区域通商、居住、游历和派驻领事的权利。上海作为早期商埠,洋人聚居尤多。洋人家中以及租界街头那些被上海民众称为"火油灯"的煤油灯,不但照明成本相对于豆油更为低廉,而且"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华夷之辨"之类的成见,很快被更强的趋利动机代替,上海"城市店铺皆改蜡烛为火油灯,渐而乡镇大户、会计之房、读书之案,无不灿列玻璃之器,而火油之用遂滥"。 战争的打击,也使官方不得不走向务实,正视西方器物。在奏章和诏旨被迫改"夷"为"洋"的同时,照明器具也不再是保守文人口中的"奇技淫巧",而是变身为"筹办夷务"的目标。1876年,被派往美国费城世博会的清廷代表李圭,对会场内"列若繁星,无微不照"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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