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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上月落幕，曲终人散，遗憾多多。不过我对这次会议的期望不高，结果也在意料中，故而失望不算大。这样说，并非我有先知先觉，而是此结果实在容易推断出。想想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而参会代表各为其主，利益不同，坐在一起怎免得了唇枪舌战？争论本来没什么，无所谓，可问题大家都是当事人，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站出来主持公道。相持不下，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了。 坦率地讲，对“气候何以变暖”我所知不多，应是高深的学问吧！前几天国家环保总局一位专家在中央党校讲“气候”，慕名而去，可谁知人家上说天文，下说地理，名词术语多而专，闻所未闻，听得我如坠云雾，似懂非懂。不过有一点我倒清楚，气候变暖原因虽多，但主要还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所致，若想遏制气候变暖，人类必须自律，尽量减少碳排放，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据专家说，气候变暖，不仅会使海平面上升，而且会令降雨、降雪的数量和样式发生改变。而这些变动又会引起连锁反应：使极端天气事件更强更频繁，譬如洪水、旱灾、热浪、飓风和龙卷风。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后果，包括更高或更低的农产量、冰河撤退、夏天河流流量减少、物种消失及疾病肆虐等。由此看，气候变暖是地球的灾难，人类当联手应对才是，可让人不解的是，灾难当前人类怎会如此不理智呢？ 其实，这就是经济学说的典型的“公地悲剧”。照理，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保持生态和谐乃各国共同的职责，义不容辞。然而问题就在这里，既然地球是大家的地球，而一国所追求的则是本国利益最大化，只要工业能发展，国家能富裕，往往会对碳排放听之任之。而所以会如此，原因简单，因为碳排放的后果并非由排放国独自承担，而是全人类一起买单。 于是这就引出了经济学的两个重要概念，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为便于理解，我举一家工厂的例子来说。假如某炼钢厂预算的年经营成本为5亿元，而可收益6亿元，对企业主来说，利润率是20%。有利可图，那么该项目就有可能上马投资。但要指出的是，企业所谓的经营成本，实际只是内部的“私人成本”，炼钢污染(碳排放)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即社会成本)并未计算在内，若社会成本是2亿元，这样两项成本加在一起看，该项目则是得不偿失。 是的，这正是经济“负外部性”带来的困扰。一家工厂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是。对解决“负外部性”问题，经济学早期的设想是“庇古方案”，即由政府向钢厂征税(2亿元)，然后再补偿给受害者。这样处理，当然能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也公平；但论效率却未必可取。第一，政府事先不对“碳排”设限而事后征税，说穿了是先污染、后治理；第二，从成本看，若政府先限定排放标准，企业也许花一亿元改造工艺就能达标，这样，也就用不着交2亿元的税。 事实上，所谓“污染问题”，在我看来实质就是产权界定问题。说明白些，只要政府明确界定企业是否具有碳排权，污染就不难解决。这方面，科斯教授的研究应对我们有启发。科斯定理说，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晰，产权分配不影响经济的效率。这是说：若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重要，但产权给谁不重要；反之若交易成本不为零，产权界定重要，产权给谁也重要。推论是，产权界定应以交易费用为依归。 还是举例说吧。某钢厂每天冒黑烟，令附近5户居民晒衣服受到了损失，若每户损失75元，5户共损失375元。假定现在有两个方案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每户准备一台50元的烘干机，总费用为250元；二是在工厂安除尘器，费用为150元。两相比较，显然安除尘器合算，问题是怎样才能让人选择此方案呢？科斯说关键在产权界定。比如，如果政府明确钢厂有冒烟权，那么居民会出资给工厂安除尘器；若政府说居民有不受污染的权利，则工厂自己会安除尘器，否则买烘干机成本会更高。 当然，以上是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形，若交易费用不为零，产权界定给谁就变得敏感了。我观察过，但凡工厂排烟给居民造成污染，此时若把产权界定给工厂，居民通常就会寻衅滋事。多年前我在襄樊曾目睹过居民围堵某化纤厂，原因是工厂排烟，邻近居民生病认为是工厂排烟的缘故，因而要求给报销医药费。当地政府多次斡旋协调，交易成本奇高，可结果还是麻烦不断。于是我想，要是当初政府把产权界定给居民，让工厂自行解决污染，纠纷也许就不会发生。 写到这里，让我们再来讨论地球变暖问题。哥本哈根会议最后不了了之，依我看，关键的原因是忽视了碳排权(产权)的界定。换句话说，是各国政府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