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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祖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以其毕生的信念与奋斗，将他一颗赤热的“中国心”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百年航空史册，镌刻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他静静仰望着窗外的蓝天，气若游丝，已经说不出话，唯有痴迷的目光吐露出内心的深情。
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泪水溢出了他的眼角。
93岁，漫长而又短暂。为中国的战鹰装上一颗“中国心”，这个目标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
回首来路，他没有亲手收获果实，他用一辈子种下一棵参天大树;他没有亲手捧得鲜花，他用一辈子披荆斩棘、点火拓荒;他没有骄人的光环，他用一辈子托举起一代后来者的臂膀。
告别人世，他留下遗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将自己积蓄的10万元人民币缴纳最后一次党费。一生中，他缴纳特殊党费及救灾捐款共计30.4万元，占到他工资总收入的1/3。而他的家，清贫得如一张上世纪6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
创造伟大事业的人，该有一颗怎样高洁的心灵
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以他赤热的“中国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无限辽阔的天空……
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艰难而悲壮的起飞线上，他是力挺千钧、勇往直前的开山脊梁。
担负技术总负责的40岁的吴大观，是这支队伍中唯一见过喷气发动机的人。他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的将是一条怎样艰难的道路
俄罗斯航空发动机终身院士法沃尔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所有飞行器上的东西，它们都是提高阻力增加重量的，惟独发动机是提高动力的。只要发动机好，绑上一块木板也能飞起来。”正是这个让木板也能飞起来的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在被誉为工业之花的航空工业领域中，犹如皇冠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
一代发动机决定了一代飞机。世界上为数极少的能够自主研制飞机发动机的国家，历来严格限制此项技术的转移。美国国防部十大严格保密行业中，航空发动机占第二位。
仿佛是一片被如墨的夜色浸透了的荒原，没有路。吴大观和所有的夜行者坚定地出发了，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寻找着属于中国航空发动机之路。
太多的过程，都散落在今天已经看不到的荒草地上，人们能够清晰记忆起的是灯光，吴大观办公室的灯光，设计室的灯光，资料室的灯光，从黎明到深夜，灯火通明。学俄文出身的年轻人们要从ABC开始向英文进军，唯一的老师是吴大观和两张唱片;6架部队送来的U2飞机残骸成了最宝贵的研究“标本”;一部手摇计算机噼噼啪啪成千次成万次成几十万次地计算着一组组不能差之丝毫的数据;一把烟袋杆长的计算尺，丈量着以吨计算的设计图纸。
记忆中还有冬天里进行的试车，每当城市入睡后，他们一个个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棉帽子，坐着敞篷汽车，在哈气成霜的寒风中，向着50公里以外的试车场一路狂奔，试车后的每一次归来都在东方发白的黎明。
记不得从哪一天开始了，食堂碗里的饭一圈一圈地减少，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碗底。昔日从各名牌大学云集来的活泼可爱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在紧张地运算、试验之后，虚弱地喊着“我们饿”。
吴大观急了，他和搭档们开始派人满东北跑，为这100多口子中国搞航空发动机的“宝贝”们搞吃的。终于，他们从黑龙江某部队农场调来了两大车黄豆，从此食堂有了最“高级”的菜——盐水煮黄豆。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吴大观把日思夜想的这句话写在了办公室笔记本的扉页上。艰辛地探索与劳动，使得这支年轻的中国航空发动机队伍经受了意义深远的磨练，这是一条漫漫长途。后来者们在今天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现代交通工具一掠而过，可那时，吴大观和那批年轻人都是用徒步的方式丈量着，开拓着。
路，终于打开。那是一个个创纪录的闪光足迹。
1958年，中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A发动机试制成功，把歼教—1飞机送上蓝天，飞到了北京。叶剑英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赶赴沈阳出席庆祝大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制了电影《早送银燕上青天》。
1969年，中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涡喷7甲发动机试制成功。
1971年，中国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5发动机试制成功。
1978年，中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6发动机试制成功。
在一个又一个成功后，该是何等喜悦!然而，吴大观这一代先驱者们在成功后体验更多的是悲壮。
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这些发动机在当时都没有实现定型装备部队，最终下马。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涡扇6发动机，生逢10年“文革”动乱，历经4次上马，3次下马，5次转移研制地址，最终因周期过长，错过了装备部队的最佳时期。那一天，当吴大观一手培养起来的总设计师李志广在台上宣读涡扇6发动机停止试制的决定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一台发动机带走的是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心血，一代人的奋斗。无论什么原因的下马，都像宇宙黑洞一样不知吞噬了多少曾经灿烂的光线。
悲壮深深烙在吴大观的心里。然而，他的伟大正是在这远离鲜花、掌声、聚光灯的悲壮中寂寞而坚韧地前行。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他曾为攻克下“气冷空心叶片”这项发动机的尖端技术与一位同行打赌：“谁研制不出来，谁的脑袋就挂在研究所门口!”
他一遍又一遍大声疾呼：“发动机要重视预研，要像吃苹果一样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眼里看一个。”
他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主持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仿制工作期间，着眼吃透技术，为我所用，从全国有关研究院所的重要岗位选派力量赴英参加试车，带动了我国高空试验台、震荡燃烧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发展。他还采集回来上百吨英国培训技术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了11本文献，对全行业发动机的研制技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晚年，他在担任航空部科技委常委期间，用6年时间主持编制了中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使发动机研制从此有章可循。
吴大观的目光永远在前方。
或许，在时下某种价值观的视角里，吴大观有些悲剧。他从未在自己的手上拿到过奖项，一辈子的最高职务仅是副局级，甚至连世人仰慕的院士都不是。
他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的人，他是后来者的天梯，他是院士的老师。正是因为有了他和他那一代先驱们的艰难探索，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才能在穿越黑暗、迷雾、险滩之后，站到世界的平台。今天，当中国航空事业的年轻一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时，吴大观收获的是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的骄傲。
在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漫漫征途中，他永远怀揣着一颗“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
翅膀，多么神奇的翅膀!蝴蝶、蜜蜂、蜻蜓……有双层的，有单层的……
他没有想到，与这个爱好几乎同时降临的是一群贴着膏药旗的轰炸机。那些也有着一双翅膀的魔鬼，在昆明上空发出刺耳的嚎叫，投下一串串黑色的炸弹，顷刻间，美丽的土地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一个强烈的愿望——“航空救国”——就这样在年轻人心中爆发了。他要转系，要学航空，他抱着贴满昆虫翅膀的日记本找到航空系主任，先生的眼睛亮了。
吴大观被授予国民党少尉军衔。两年后，他舍妻别子受派前往美国接受培训，先后在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等处学习。这期间，他不仅进一步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的技术，还第一次了解了喷气式发动机。
3年后，吴大观踌躇满志，回到祖国。
然而，迎接他的是已经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在航空界所呈现的惊人腐败，工厂无力为继，当年的航空志士们已各奔东西。窘困中，他刚见面不多日子的女儿感染白喉，等他四处奔走借钱买来药，只有4岁的小生命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个晚上，他望着从美国带回的一箱子发动机资料和给女儿买的小花衣裳，恸哭。
女儿没了，“航空救国”梦破了。
吴大观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做了一名讲师。
一颗渴望为祖国的强盛插上翅膀的心是不会沉沦的。面对现实的黑暗，吴大观成为学校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的先锋，并担任了教师联合会主席。他最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一位助教问他。
“解放区!呵，太好了!我早就想去了!”他又惊又喜。
年轻的助教笑了。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那个暑期，吴大观扮作一个照相馆的小老板，由原名“吴蔚生”改为吴大观，带着妻子华国和出生不满一岁的女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一路辗转来到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
多明亮的天!多红的太阳!还有那位年轻而精神的聂荣臻司令员，他像个老朋友一样同他握手，邀请他们全家吃羊肉火锅。
“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聂荣臻问。
“我是搞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国民党没有希望，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他几乎是一口气说出了这些话。
聂荣臻高兴地大声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吴大观孩子一般地笑了。“我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航空工业、祖国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领导。我要为她献身!”
“不做大官，要做大事。”这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信奉的格言。吴大观和徐舜寿一起向局里打报告，请求离开北京机关，到沈阳去，到一线去。火车飞跑着，载着一颗颗比火车更急切的心。沈阳到了，那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到了。
在6岁的女儿嘟嘟眼里，那是多么美的荒草地啊!上面开着各种小花，有蝴蝶飞舞，她还看到了一只小鸟，翅膀扑动着停在半空中，尖尖的小嘴朝向花蕊。“爸爸，这是什么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是蜂鸟，它能够悬停。”“什么叫‘悬停’?”“你好好学习，长大了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遭遇风暴的年代。嘟嘟长大了，爸爸却进了“牛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他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的左眼，被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3天3夜被强烈的灯光照射着交代问题，并强行停止治疗，最终彻底失明。他早年的胃病也犯了，开始吐血。最让他痛苦的是他失去了搞发动机的权利，每天的任务是清扫厕所。身穿黄棉大衣和一双军用胶鞋的吴大观，在那段日子里，突然变得苍老。
迷茫，无边无际的迷茫……
还记得那些笑容吗?20年前聂荣臻司令员的笑容，一个个八路军同志的笑容，真诚，清澈，见到心底。有这样笑容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做坏事
蓦然间，他的心晴朗了。
他通过看守他的一位善良的老工人把技术书偷偷带进“牛棚”，白天刷厕所，晚上看书，画图没有纸，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了，夹在床上的草垫里。
他唯一牵挂的是妻子华国。很久以后才知道，她因为拒绝与他划清界限，遭无情殴打，椅子腿打断三根，昏过去，再用冷水泼醒……
疼痛渗入心底。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到冬季的每一天，吴大观总会亲手给妻子削一只梨，曾经的苦难让她落下不能痊愈的咳嗽;每一年的365天，每一天的中午晚上两顿饭后，吴大观总会起身打一盆热水，拧一块热毛巾给妻子擦手擦脸。无言的爱，是彼此的珍惜，更是相互的搀扶。
“文革”终于过去了。他们笑了。因为，他们一直坚信，那些做坏事的人不代表共产党。
吴大观重新回到了发动机的世界。还有什么比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更令吴大观虽九死而不悔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快，就是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是非常痛心的。”
他开始和时间赛跑。
他拖着一只失明的左眼和仅剩0.3视力的右眼，每天早晨7点前就到办公室，晚上11点才离开。
引进斯贝发动机期间，进行150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国专家组织两班倒，63岁的他却一个人顶两班，发烧到39摄氏度仍不下岗。
晚年的他，视力更差，路都看不清楚，就由老伴打着手电筒，每天早晨7点前把他送到办公室，晚上再由秘书把他送回家。后来，老伴走不动了，就由家里的保姆继续送他出门。
他在88岁高龄学会了使用电脑，天天坐在电脑前，戴着眼镜，再拿着放大镜，搜寻下载着各种有关航空发动机资料，一摞一摞地装订好，送给工作在一线的晚辈们。
他在90高龄写下肺腑感言：“在我这个中国老航空人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愿在自己有生之年，继续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尽心尽力，为实现今生航空报国夙愿，奉献一颗赤诚之心!”
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爱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这一天，是2009年元旦。下午，吴大观早早坐在电视机前，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即将转播，他急切地等待着那首他最喜爱的乐曲《蓝色的多瑙河》。
……广阔、辽远、如梦如幻的蓝色世界啊，这不正是他仰望了一生的天空
他拉拉老伴的手：“华国，我们都老了，自然规律。如果我走在前，有些事你要帮我做到。”
94岁的老伴温柔地望着他：“你说吧。”
他慢慢道来，一口暖融融的江苏镇江老家的乡音，像66年前他们在谈恋爱。
“第一，若有情况，不做任何治疗，不要浪费国家的医药费。
第二，后事一切从简。
第三，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第四，代我把积蓄的10万元钱交最后一次党费，剩下的一半留给你生活……”
老伴认真点点头：“我一定照办，决不含糊!”
吴大观抬起手，轻轻抚摸着老伴稀疏花白的发丝。半个多世纪的患难夫妻，两颗心早就长到一起了。
多缴纳党费，是吴大观几十年的自觉行为。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普遍执行低工资制度，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二三十元，一个车间主任的工资六七十元。作为二级专家，吴大观每月的工资是273元。他十分不安，几次打报告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未获批准。于是，从1963年开始，他主动每月多缴100元钱党费，一直坚持了30年。“文革”期间，他被打成“特务”，工资停发，连许多年的多缴纳党费也被污蔑为“筹备特务经费”。他不作任何辩解。“文革”结束后，他把组织补发给他的6000元工资，拿出4000元再次补交了党费。后来，当他的工资早已落入社会中下等水准，他依然没有停止。从1994年开始，他以年为周期，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纳党费4000—5000元。
他在给组织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根本上讲，我们国家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这代人只能过艰苦的生活，只有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多交党费，代表了一个党员的一点心意，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生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是超然于物外的。走进吴大观的家，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清贫如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的家感到震撼。
刷着半截白灰半截油漆的老墙，吊着一根老式日光灯的天花板，一张可以折叠的简陋饭桌，磨白了皮的破沙发，一排用当年从沈阳搬家过来的包装箱打的衣柜，衣柜里最好的一件衣服，是有4个口袋穿了40多年的涤卡中山装，他把它称为“常委”。
这个朴素而老旧的家，就像它的窗外那些不知从什么时候留下的古老的梧桐树，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精神和自己的历史年轮。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这是谁的话?雨果的。
很多很多年了，吴大观总忘不了这句话。他19岁去昆明西南联大求学路过广州，在街头看到一家电影院上演一部电影《悲惨世界》，他买了票走进去，一下子被震撼了，一连看了两遍。“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lifeisbetogivenottotake)”刻在了他的心间。
给予的人生是多么幸福的人生。哪怕一点点，都给这个世界增加温暖。除了多缴纳党费，他努力做得更多。“希望工程”，他捐款;南太平洋海啸，他捐款;四川抗震救灾，他捐款;身边的同事朋友有困难，他更是倾囊而出;及至家中的保姆生病住院，他全部埋单。
给予的人生是多么快乐的人生。可是，他老了，要走了，他还能拿什么给予
在近90岁的高龄，离开一线岗位，有时间了。吴大观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以及各种航空刊物报纸，每天从早到晚孜孜阅读，认真做学习笔记。从毛泽东、周恩来的语录，到邓小平文选;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论述，到科学发展观的文摘，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工工整整，一笔不乱。有谁能想到，这出自一位只有微弱视力的耄耋老人之手
绵绵密密的字里行间，写尽了他对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思考和建议;写尽了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写尽了对祖国、人民和党的挚爱。
他写道：“历史事实证明：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振兴中华。唯有共产党才能洗雪国耻。唯有共产党才能振兴航空工业!”
他写道：“自己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投奔共产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与幸福!”
在他走后，家人把这些心得日记和学习笔记总共56本，全部交给了组织，这是他为党和国家所能做的最后的奉献了。
2009年2月18日，93岁的吴大观住进医院。搞了一辈子自然科学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他拒绝一切治疗。
“没有用了，不要浪费国家的医药费。把药用到最需要的病人身上吧。”这是他对医护人员说得最多的话。
因肝区严重腹水，饮食难进，医生给他挂吊瓶输营养液，针头扎进去，他坚决地拔出来。护士等他睡着了再扎针，他醒来，又坚决拔掉。医院考虑请外院的专家为他会诊，他同样拒绝。
他的慈祥、纯真以及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让每一个医护人员心怀敬意。创造伟大事业的人，是不会戚戚于死亡的。死亡对于吴大观，是又一次出发。
他最高兴的事依然是读书看报，活动小餐桌成了他的小书桌。
每有领导和同志来看望，他兴奋不已，总有太多的话想说。
那一天，从事航空发动机的晚辈刘大响、马福安等人来到他的病床前，这些当年他手下的小伙子，现在都是领军的人了。他坐起来急切地拉住他们。
“吴老，您快躺下。”
“不，我没有时间了，让我说。”
思维依旧简洁明快，却蕴含了一生厚重的托付。
“第一，对我们国家的航空事业，我做得很不够，我感到深深有愧。第二，航空发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第三，一定要加强预先研究，要把基础工作打牢。第四，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要忽悠!一定要把真实情况告诉领导。第五，一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的航空发动机搞上去!”
“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多么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蓝天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他流泪了。
风筝，一个红色的像鸟一样的风筝，是20年前他带着4岁的外孙女毛毛放的那只风筝吗?毛毛开心得不想回家了，他答应她下次再来。可他再也没有给毛毛下次。他相信外孙女不会怪他，她懂得外公。他对她说过一句话——“只有一个国家强大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才会有归属感”。她一定记得，一定……
多么温柔的声音!是她吗，华国?是她，一生相濡以沫的爱人。她坐着轮椅来到他床前，可他睡着了。她默默地望着他，心里在和他说话。他都听到了。他多么幸福，这辈子因为有了她，心里永远像怀着一盏温暖的灯……
晓云，还记得那只能悬停的蜂鸟吗?时光多快，早年那个小嘟嘟竟也已经退休了。他为女儿骄傲。他没给她留下什么财产，她却继承了他们的家教——“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事无奇但率真”。这是早年舅舅家宅院门上的一副对联，他记住了，传给了女儿。他相信，女儿也一定会传给她的女儿……
这是2009年3月18日。刚刚过去的夜晚，吴大观一夜无眠。
抬起头，最后一次仰望天空，他的心乘风而去……伴随着他的是一架架轰鸣着“中国心”的中国战鹰。
飞过长江黄河，飞过泰山昆仑……
中国的天空上肆虐着侵略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中国已经跻身于目前世界上仅有的、能够独立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5大常任理事国，后来者们正在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奋进。
百年航空报国志，仰天长啸“中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