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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和突出的现象了。为此，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讲授本科课程。前不久，教育部又强调指出，教授两年未给本科生授课，其“教授”称号将被取消。教授不上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不能上课、不必上课和不愿上课。
所谓“不能上课”，就是指教授、特别是学科带头人，或因担任科技攻关重任、或因跑课题和申请科研经费，或因带研究生较多，或因社会兼职不少、社会活动频繁，而分身乏术，无暇他顾。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认为，我国目前的研究经费申请，评审太复杂，过程太琐碎，因此耗费了教授们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再如教授带研究生的问题，某些学校每名博导平均要带上七、八名研究生。连给研究生上课的时间都难以保证，更不可能给本科生上课了。至于教授，特别是名教授因社会兼职过多，而在精力上应付不过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以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为例，其实“职”虚“衔”，加起来多达200多个。他面对“开会专业户”的困境，不得不找“窍门”。开会期间，除跟着别人鼓掌之外，以“四分之三”的时间来思考学术问题（季羡林逾90高龄，已经不属必须上课之列）。另外，说到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在“双肩挑”：一肩挑学校管理，一肩挑科研教学。事实上，繁重的管理工作大大挤压了他们科研和教学的时间。
所谓“不必上课”，就是“教授”的职称一旦到手的人，就可以不受“课时任务”的约束了。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学校对教授仍有课时要求，但是科研时间可以折算成课时的规定，又让这一要求落空。
所谓“不愿上课”，有观念影响和利益驱动两重因素。观念方面，某些高等院校重科研、轻教学。在一些学校流传着这样的看法：“一流”教授搞科研，“二、三流”教授搞教学。于是，有的教授担心被人视为“二、三流”教授而不愿上课。利益驱动方面，如做课题与上课的收入就存在明显差距。上海交大校长谢绳武在有关会议上说过，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的年薪为七万元左右，而有科研项目的教授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两相比较，有些人就会争着上科研项目，而不愿搞教学。再如校内上课与校外上课的收入差距就更大了。教授在本校给本科生上课，是其本职工作，大都只有一点课时补贴。而到外面“走穴”，却可凭十分丰厚的“开口费”而致富。如应邀去某大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讲课，或者去考研培训班面授应考“机宜”，出马一次的收入，相当于本人月工资的几倍或十几倍。因此，不少学校到校外“走穴”者多，在校内上课者少。
一些高校的教学管理人员都想拿起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遏制住教授不上课的势头。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对策”表现在“逃课”、“代课”、“混课”几个方面。课表上已有安排，到时无人上课，这称为“逃课”；课表上安排的是某教授上课，进课堂的却是某教授的研究生，这称为“代课”；不备课就进课堂，东拉西扯，这称为“混课”。有的人因“走穴”在外，在天上飞来飞去。常常是从机场出来，就直奔课堂。“有些任课‘名师’一上课就说‘我刚下飞机’，然后就开始谈他这次出去的所见所闻，或者随便翻翻他电脑中的材料，一节课很快过去了”（顾爽：《有一种‘名师授课》，见8月30日《光明日报》）。
教授不愿意和不认真给本科生上课，其负面效应不小。作为教授，“教书育人”是其首要职责，不愿或不认真上课，是严重失职。作为学校，教授是珍贵的教学人才资源。教授不上课，造成高级人才的大浪费。作为学生，一度对名师的向往就会落空，在大学所学知识也必然受损。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就是“名师”必须面对面地给学生传授知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如闻一多、朱自清等名教授、大学者都亲自给学生上课。西南联大日后涌现出一大批栋梁之材，多因名师当初为其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步青、谷超豪等享誉全国的教授都坚持为大学本科生上课，近年来，有一个人的名字通过媒体报道，被人们广泛传颂。他就是北大教授孟二冬。孟二冬的学术专著《登科纪考补正》，被业内专家认为是近些年来我国文学界和史学界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他的教学态度和业绩更是有口皆碑。北大要经常派人去“对口支援”单位——新疆石河子大学。孟二冬受派于XX年3月1日起，到石河子大学中文系支教。除了给2002级138名本科生讲授《唐代文学》必修课外，还为该校中文系教师开了《唐代科考》选修课。到任不久，因声音嘶哑而就诊，竟被确诊为喉癌，医嘱必须“禁声”。可他全然不顾自己的病情，硬撑着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这次支教任务。他以渊博的学识滋润了学生，以无私的奉献精神感动了学生，从而受到学生的崇敬和爱戴。
孟二冬是一面镜子，我们应对着这面镜子找出自己的差距；孟二冬是一个榜样，我们应像他那样教书育人。至于前面提到的，在课堂上喜欢以“我刚下飞机”为开场白的某教授，应当明白乘飞机“走穴”，无准备上课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请再不要拿“我刚下飞机”说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