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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地方财政改革，治理地方政府债务;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服务经济发展。--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一项重要要求。当前，我国地方政 府债务引起高度关注,其规模、风险、未来发展轨迹、治理思路都将对未来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审慎处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以及可能诱发的风险， 十分必要。 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了以下思考： 什么原因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膨胀? 客观地讲，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有其特殊背景。
近些年，我国城镇化提速，公 共基础设施需求处于井喷阶段。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以及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格 局，使得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和资金的解决更多依赖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弥补地方公共建设资金缺口，以此推进城镇化进程也就成了备 选项之一。 资金供给方存在扩大债务规模的激励,也是一个因素。当前，金融市场化的 推进使混业经营成为趋势。金融行业在突破传统监管，顺应市场化需求的同时， 也适应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要求，为地方政府债扩张提供了土壤。这些银行、信托 公司或是因为享受当地公共服务，或是直接有股权投资，与地方政府保持密切关 系，对地方政府融资具有相当便利。再考虑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实体经济不景 气，出于业绩与风险考量，这些机构也存在与资信较高的地方政府加强合作的动 力。
回顾过去 30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本应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 用始终未能彻底实现，地方政府却更多涉足经济领域，甚至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地方政府及所属企业除了提供带有公共属性的产品之外，住房、公路等诸多可以 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或是引入市场要素的产品，也凭借垄断地位积极介入。尽管中 央出台多项指导性文件，规定基础设施、部分垄断行业逐步向社会资本开放，但 现实推进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结果一边是庞大的社会资本源于制度或政策“壁 垒”，投资无门;另一边是，地方政府及所属企业垄断性投资，伴生大量政府性 债务在所难免。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又是与我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相伴而生的。长期以来，投 资需求，对我国 GDP 增长贡献明显。特别是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政府 投资更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复苏，保增长、促稳定的主要手段。地方政府债务更多 地被当作了一种经济政策调节手段，而偏离了作为地方资本性公共品融资工具的 基本功能。 以债的权责关系为线索可以看到，我国地方债在产生与扩张中，权与责关系 并不清晰，也不对等，一定程度诱发了举债方非理性的举债行为。一直以来，唯 GDP、唯经济增长率的激励导向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地方本能地具有搞 投资、上项目、促经济的冲动，而偏离应有的公共服务职能。各地之间竞相攀比， 更助推了这种势头，导致一些地方大搞“造城”。债务形成的公共投资，短期内 为地方创造大量GDP，也成为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升迁的重要政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举债的软预算约束，加之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承 担事权与享有财权存在不对等，地方财政支出大量依赖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由 此享受着“准国债”信誉，给市场、资金供给方“零违约、低风险”的预期投资 信号，吸引大量避险资金涌入。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债追踪问责机制尚未建立， 任期内举债不受严格制度约束，不考虑债务成本，更无需顾及后续还债，债务自 然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眼下，林林总总的地方政府债务，种类繁多、纷繁复杂。
不同类别又分属多部门监管。“九龙治水”的局面极易出现监管漏洞，加速债务 无序膨胀。 以上所述的地方债形成扩张机理表明，地方政府债产生于特殊的背景、内化 于现行的体制机制当中，如何在肯定合理因素的同时，从源头上约束非理性一面， 引导其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是正确对待和解决地方政府债问题应有的 态度和思路。 如何治理地方政府债务? 控制地方政府债，本质上是通过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道德，厘清政府 与市场边界，摆正地方政府角色定位，这是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的根本与关键。 同时，培育市场、激活市场主体、共担风险，创造条件让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地方 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也可以实现从源头上降低政府负债率，化解地方政府债风 险。 其次，解决激励导向问题。合理的激励体系能促使地方政府形成正确的执政 理念与行为动机。应适时推动政绩考评机制的科学化，健全涵盖社会、经济、民 生、环境等多指标考评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在加强社会建设以及民生改善方面承 担更多责任、投入更多资源，逐步摈弃大势举债、搞建设搞投资的路径依赖。
其三，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特别是着力改善投资消费失衡状况，进一步弱化 地方经济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让地方债回归为地方资本品融资的应有功能。
其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通过制度规范硬化预算约束。这是控制地方政府 债务无序膨胀的重要手段。明晰不同级次政府职责范围，适当上收事权、下放财 权;承认地方政府债的法律地位，同时明确地方政府负债融资的约束条件与法律 权责，建立债务追踪审查机制，硬化预算约束，对等债务权责，推动地方举债行 为的理性化。
其五，推进金融监管机制改革。突破传统分业监管模式，建立联合监督机制， 发挥协同效用，预防由于分割监管不到位而造成地方债务过度膨胀以及由此引发 的系统性风险。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已是大势所趋，我们需要长期面对和研究地方政府债务 所引发的地方融资模式创新问题。地方政府债务控制与规范需要在经济发展与改 革中求解。只有体制机制调整到位，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债务失去非理性扩张的 原动力，才可能真正得以有效控制 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心得体会12 风雨彩虹三十五年春天故事续写篇章：35 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中国向何处 去的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35 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是中国在行进道路上的疑难问题，为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再添一把薪火。
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中国改革和发展史上的新纪元。35 年 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面临一个重要节点，这就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已经于2013 年11 月9 日正式召开。35 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中国向何处 去的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35 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是中国在行进道路上的疑难问题，为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再添一把薪火。 盘点 35 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实现小康;我们还收获了宝贵的精神财富：35 年间，我 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懈探索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并因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国道路。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种社会制度 的形成和确立，使我们终于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终于有了条件提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没有坦途可走。35 年的改革历程也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邓 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到1992 年邓小平南巡发表南方谈话，从1984 年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3 年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再到2003 年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期间，每前进一步我 们都备经艰辛。在困难面前我们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以大无畏的创新精神，摸着石头 过河，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险阻，冲破了一个又一个藩篱，夺取了改革开放征程上的一个 个新胜利。
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随着改革步伐的逐步加快，改革也就越来越进入了深 水区。经过 35 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又面临一次新的“改革大考”。自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经深刻认识到改革形势的紧迫性，表 明了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在反腐败斗 争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扎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系列新举措 顺潮流、得民心、见实效。中央的上述举措，实质上就是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扫清障碍。 接下来的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关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突 破体制、机制的利益坚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今年7 月，习近平同志在湖北调 研时强调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 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就是要革故鼎新，就是要摈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革除阻碍前进的旧体制，打 破束缚发展的旧框框。每一次改革都会触及一些原有体制、机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但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发展与公正，最终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如果说， 35 年的改革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到了今天，改革已经到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关键时刻。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等五个关 系，这个“顶层设计”实质上就是要为改革“架桥”。因此，新一轮改革的总基调就是 要处理好“五个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稳中向好。把握这个总基调，我们就可 以架好桥，开好路，赢得这场新的“改革大考”。这正是：深化改革正当时，三十五载 又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