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律师谈臻的法律人义举

一个人活着，并不需要做过什么感天动地的壮举，也不需要过多华而不实的赞美，只需要做过一两件让人真心钦佩，让同行肃然起敬的暖心事就行。谈臻，就是这样一位感动南京城的律师。

“他如今早逝，让我心痛啊！谈律师一分钱不要，这么多年为我打官司，东奔西走，他为了什么啊？不就是为了国家好！”在追思会上，夏淑琴老人声泪俱下。

“说起谈主任，就必须要说夏淑琴妈妈的名誉权维权案。”曾经长期与谈臻并肩战斗的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明秀如今也已头发花白，说起前后18年与谈臻一起参与到夏淑琴案的调查、诉讼代理和善后处理，吴明秀如数家珍。

从2000年夏季初步论证、当年11月正式接受委托，到2017年初秋最后一次去日本处理善后事宜，谈臻和吴明秀自掏腰包四渡东瀛。其间经历了中国法院和日本法院两起案件的6次开庭、5次宣判。其中，谈臻还经过日本律师团争取，成为诉讼辅佐人参与了庭审，并作了5分钟呼吁尊重幸存者、尊重历史、以史为鉴的发言。

最终，南京玄武法院判决被告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与被告展转社株式会社，立即停止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将已出版的书籍收回和销毁，并在中国和日本主要报纸刊登道歉声明，判决赔偿夏淑琴精神损害抚慰金160万元。

日本法院则经历东京地方法院审理和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日本右翼势力的作者对夏淑琴的名誉权构成严重侵害，并判决赔偿精神抚慰金427万日元。

“此后，日本的出版物再也没有出现污蔑诸如李秀英、夏淑琴这样具体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事例的歪曲言论。”吴明秀说。

一次开庭作出判决

因为证据无可辩驳

用法律之剑为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讨回公道，备尝艰难，柳暗花明，让人为之欢呼和感动。“因为证据无可辩驳，日本法院实际上仅开了一次庭就作出了判决，在这类复杂案件中较为罕见。”吴明秀说，所有证据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夏淑琴老人就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新路口5号一家9口被杀7口的幸存者，而不是右翼分子东中野修道所臆测的“假证人”。

《法治日报》记者解到，在接受夏淑琴委托后，如何打好“法律战”，毫无疑问成为了中方律师团团长谈臻心中最重视的一部分。

“从1937年到2000年，长达60多年里，夏淑琴老人是否就是《拉贝日记》中那位8岁幸存的小姑娘，作为一起案件的代理律师，追根溯源调查清楚相关事实，是最为核心最为紧迫的，也是最终取得胜诉的关键。”谈臻站在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细处着手搜集各类资料。

为了打开诉讼的“证据之门”，当年36岁的吴明秀不仅找到了夏淑琴曾经工作过的中山陵园管理处，翻阅到1967年夏淑琴参加工作时口述记录的简历，以及1971年当年清理职工档案时的资料，还远赴合肥找到了夏淑琴妹妹夏淑芸工作的某部队工厂，找到了1950年夏淑芸参加夜校填报的履历表，其中清晰记载着包括姐姐夏淑琴在内的家庭成员名字、侵华日军在新路口5号屠杀的遭遇。

谈臻、吴明秀还锲而不舍地找到了当年事发地新路口5号房东哈家的9岁幸存者、退休在家的工程师哈梦鹤，他们回忆当年大屠杀时夏淑琴家的悲惨遭遇，并作了记录取证。

“夏淑琴妈妈是一个忠厚善良的幸存者，如今虽年事已高，但如果仅以她口述中出现的一些记忆小误差就推断她是一名‘假证人’，那是对包括夏淑琴老人在内的幸存者的二次伤害。”谈臻多次清晰表达了愤慨，并力主在诉讼中要求侵权人赔偿。

以谈臻为首的中国律师团，在夏淑琴名誉侵权案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如今得到越来越多史学界、法律界专家和权威媒体的认可，而他身后留下的“遗产”也将得到传承和发扬。

首先是中国民间组织自发力量，对日本右翼分子顽固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一次坚定反击，有力打击了其嚣张气焰，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司法维权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诉讼期间和胜诉后，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愈发清晰、无可辩驳，夏淑琴被公认为记录南京大屠杀史的“活化石”，围绕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史采集和相关学术研究也愈发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历史学和法学携手加强南京大屠杀法律史研究也愈发得到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