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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溪，乔石和翁文之女。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ICU住院医生。1988年赴美留学，就读贝勒医学院，1993年毕业，获神经科学博士学位。
――编 者
童年时和父母的疏离
我生在20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那时，爸爸妈妈奉调大西北，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我们兄妹四人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爸爸妈妈的身影。有一天，我们姊妹俩在家门口玩耍，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却没有一个迎上去投入他们的怀抱。在我们眼里，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
爸爸妈妈想利用有限的假期，多跟我们相处，睡觉前总会问我们：“今天晚上谁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呀？”当时，最小的我，却第一个态度鲜明地表示，怎么睡都行，“反正我不跟你们睡”。
这些事，令妈妈印象深刻。当年我的童言无忌，曾经多么强烈地刺痛了她的心。
1963年，爸爸妈妈调到北京工作，一家八口终于团聚了。然而，这段时光非常短暂。我还未及完全认同这个新家，疯狂、动荡的“文革”开始了。爸爸妈妈先后遭到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发配”到黑龙江肇源的中联部五七干校。
患难中感受到母爱
1970年，中联部五七干校迁址河南沈丘，我和二哥随爸爸妈妈搬到了河南干校。看着爸爸妈妈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地生活着，我第一次想到，要体谅他们。
那段日子，爸爸妈妈先后被安排去林场劳动，二哥去了沈丘县城上中学，留下我一人住在只有纸糊的窗、没有门锁的茅草房里。妈妈非常担心，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一边为我打气、壮胆，一边教我挑水、生火、做饭，以及保护自己的基本技能。
学校没课时，我就骑上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林场看望爸爸妈妈。在那段时间，我终有机会感受妈妈深深的爱。
“文革”两年后，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我踏进了小学的大门。不久，爸爸妈妈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一天，我心血来潮，寄去了我写的第一封信，期盼着妈妈的夸奖。收到回信，我惊呆了。
妈妈寄回了我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经“面目全非”，娟秀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布满了信纸，全是批改和点评，从书信结构，到用词造句，以及标点符号。我当时还不能完全领悟妈妈的用心，只感到无比气馁。后来我才渐渐体会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情形下，妈妈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教我学习。
插队时的家信
当时我们16个女生住在一间双排通铺的宿舍里。有一天，我收到了妈妈的来信。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妈妈说，越是艰苦的条件，越能锻炼人的意志；越是困难的环境，越是将来值得回味的经历，这些都是可贵的人生财富。当初我选择去插队，说明我有勇气，她为我感到骄傲，相信我能从这样的经历中学到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妈妈对我的鼓励和正面的肯定，消除了我心中的消极情绪。同宿舍的姐妹们也都感慨地说：“你妈妈真伟大！”
后来，我听家里人说起，妈妈知道我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泪，但她知道眼泪帮助不了我，唯有正面的激励，才能坚定我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决心。
学医的我无法留住母亲
我们没有接受过爱情教育，男女生接近甚至被认为是“耍流氓”。因此，我在收到第一封异性表白的来信时，不但没有欣喜感觉，反而在震惊、惶惑之余，感到莫大的侮辱。
妈妈听说此事后，告诉我：对异性产生好感，并不是什么非分之想，或十恶不赦的罪过，是青春期的正常情感。假使没有心动的感觉，选择拒绝情有可原，但是也应该注意不要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正是这样的疏导点拨，让我懂得了，不仅要聆听自己的内心，也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
后来，我学医的专业选择，也完全是受了妈妈的影响。她细细给我分析说，我的性格适合学医，而且，作为医生，无论走到哪里，若能够帮助周围的人解除病痛，都会受到欢迎，因而受政治气候影响相对要小。
一如既往，妈妈充分阐述了她的想法之后，并不强求，仍然尊重我，让我自己做决定。
权衡利弊之后，我第一志愿报了医学院。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一路走下去，从最初的并非十分情愿，到越来越体会到其中乐趣，更深深地感谢妈妈帮我做出的选择。
然而，妈妈的匆匆离去，对学医的我更显得残酷。我知道自己不该奢求太多，但是，妈妈轰然倒下，那巨大的失落仍然令我痛彻心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