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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下那片梧桐叶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2 字体: | | 打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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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中午,杏花的清香伴着阳光,闯入窗户,国父盯着对面墙上一幅铅笔画,寥寥几笔,画着长长的街、几棵梧桐。他喃喃道:“婉儿快来,这辈子我亏欠你最多……”

倚着魁梧梧桐做春天的梦

12岁以前,孙琬只与父亲见过两次面。整个童年,她一直随母亲住在伯父孙眉家,对于“父亲”一词几乎没有概念。她唯一印象,就是每问及父亲是怎样的人时,母亲会把她搂得紧紧的,目光也瞬间变得云雾缭绕,“你爹啊,瘦瘦的,矮矮的,像一截小乔木。”

她不懂什么是乔木,在她眼里,似乎全中国的人都认识父亲,唯独她不认识。

她16岁时,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把权力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为收买人心,特批孙中山之子孙科以“勋人子弟”的身份,官费赴美留学。孙科赴美的同时,给妹妹孙琬争取到了加州国立大学的入学资格。

当时,“同盟会”中坚人物宋教仁、黄兴等都在美国,为孙中山的救国运动筹备资金,并进行人员贮备。这其中,王伯秋曾风云一时,深得众人赏识。孙中山要求安排人照顾孙琬时,黄兴想到了王伯秋。

孙琬在西方新思潮感染下,像一只刚飞出樊笼的小鸟,感觉处处花红柳绿、欣欣向荣。王伯秋细心呵护,让自幼缺少父爱的她如沐春风。每每夹了作业本走出校门,沿街散种的梧桐把影子拉得长长,王伯秋的身影就参杂在树影里,“瘦瘦的,矮矮的,像一截小乔木,哦不,像一棵魁梧的梧桐”。

“魁梧的梧桐”会接过她的作业,若有雨,便会撑一把伞,阳光太烈了也会。久违了的安全感、疼爱第一次逼真地降临在她心上。

黄兴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说:“令嫒似乎恋爱了。”听到王伯秋的名字,孙中山坐不住了,立即拍电报给黄兴,“据我所知,王伯秋是有家室的,这怎么行?我的革命精神之一就是推翻一夫多妻……”

国父女儿身份反成绊脚石

早在15岁时,王伯秋就按老家旧俗,与一个名叫李澄湘的女子结了婚。这事,他第一次拉住孙琬的手时,就说了。“家里老母的一切起居杂事全靠她操持,即便解掉婚约,也要给她一个好归宿,也要有一个好时机。我需要时间。”

“你是革命的时代的,是全世界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只要和你在一起,我甚至可以允许你有一个妻子。”孙琬不以为然。或者在心底,“怪怪的父亲”没给她什么好印象,她甚至有“父亲反对的,我就偏要拥护”的反叛心理。

对一个小女孩来说,爱情好了,世界就好了。花正香,天正蓝,世界无非一颦一笑地相守,如此简单。

黄兴不止一次找到孙琬,“新革命的方向之一便是提升女权……汝为国父之女,当成此中典范和楷模。”

“提升女权,也便是女性有自我独立、自我主张……女权便是争独立的婚姻自由。”

孙中山拍电报要求孙琬退婚回国。

孙琬很难接受。从小并没得到多少父爱,父亲是个冷冰冰的“伟大人物”,是属于国家的却“不是属于我的,甚至连我的婚姻也要横加阻拦”。

1914年,孙琬与王伯秋对月成婚。

王伯秋原担当要职,因“重婚”一度被降格到长乐县任县长。他相信凭努力可以重拾国父的信任,几年间把长乐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在孙中山心中,“革旧式婚姻的命”的信条从未打破过。

王伯秋常在夜里醒来,泪流满面,“无论我做得多好,都抵不上他一句话。”

“爹不过在等你离婚。虽然我不在意这个。”孙琬微笑着枕在丈夫胳膊上。

“我把一穷二白的长乐县整治得民众富庶,没用;我建国十二策被采纳了七项,没用;我捐了全部家产,还是没用。非要我以死殉国,才能青史留名吗?”

孙琬终于懂了,是她阻碍了丈夫的进阶。她非但没有因为国父女儿的身份,成为丈夫封侯拜爵的推手,反成了绊脚石。

1918年秋天,孙琬拿了两张去美国的船票,对王伯秋说:“去看看我们相识之地加州国立大学吧。好多年了,校门口那两棵梧桐不知还在不在。”

景色依旧,心却沧桑得不忍触摸。黄昏,落叶如蝶,孙琬叹了口气,“所谓漂泊,不是找不到家,而是心无置处。”她掏出早订好的回程船票,递给王伯秋一张,再看看自己手中那张,“好好保重,国家还需要你,而你已经不需要我了。”

撕成碎纸的船票随着落叶,飘荡在异国的夕阳里。

第二天,加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份署名启事。孙琬与王伯秋的一纸婚约,在离家万里之处,宣告结束。

离婚后,孙琬依然牵挂着那个曾对她无微不至的好男人。

孙琬单纯看到“姓王的因为自己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没看到王伯秋的官场起伏,更多是被政局、国事左右,所以对父兄的成见愈发深了。

1969年,孙琬和女儿回忆往事时,仍一脸郑重,“我对你外祖父是有意见的,他居然用女儿做他政治的牺牲品。”

用一切来报复父亲的不接纳

戴恩赛的出场顺理成章。

戴恩赛却不希望今天下雨,若有雨,就打扰了他的婚礼。门前条幅已高高挑起,“国父中山之女与梧州市长戴恩赛百年好合”。

贺喜的人络绎不绝,只是看不到孙中山的影子。听说孙中山事务繁杂,不能亲自前来执礼,宾客们无不竖起拇指称赞他公而忘私。 新郎哂哂地笑,并不作声。

偏阁里,孙琬静静坐在窗前,手中是刚收到的一页电报,“今闻大喜,只做小祝,他日若聚,定当小酌。”落款是“纯焘(王伯秋字)”。

无论从何角度去衡量,戴恩赛都足够出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材生、国际法博士、梧州市市长,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成熟又稳重。对他的求婚,孙琬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许父兄出席婚礼,二是在婚房门前种上两棵梧桐。

孙中山得知消息,对着夫人宋庆龄叹息连连,并嘱咐夫人给孙琬写信。宋庆龄在信中说:“希望你们将会十分幸福,寄给你礼金4000元……”孙琬没回信,钱则转交给母亲。

这是婉转的拒收,就像当初孙家拒收王伯秋一样。为报复,女人会不惜时光、婚姻,一切拿得出手的赌注。

作为遗嘱见证人,戴恩赛陪伴了国父的最后一刻。他无数次向孙琬提起,国父生命最后几分钟里,一直拉着自己的手,说“婉儿快来”。

一生捏紧那多情的叶片

“我终将是要追求一番作为的。当年为了这个作为,我放弃了爱我的人,那我就只能用这作为来回报我的爱人了。”1944年,王伯秋成立“明天剧团”,力主抗日救国。

西南联大校长竺可桢、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曾邀他出任教务长,他推辞。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他出任省民政厅厅长,他也推辞,准备前往重庆抗日一线。

抱必死之心临行之前,王伯秋给孙琬留下一封万言信,细数多年来事业起伏,声称孙中山是自己毕生恩师和领袖,自己的浮沉并非孙家“官报私仇”。“至于辞婚之事,我错在先,实不关先生分毫。”他还说:“你只需记得,我是爱你的。”

遗憾的是尚未动身,王伯秋便因肿瘤病逝,享年61岁。

孙琬闭门谢客数月之久,她把王伯秋和自己当年的照片整理成册,偶尔在照片旁写几个字,或画几笔画。

1955年,戴恩赛去世后,孙琬隐居澳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会略显紧张地手指紧扣,目光深深地望向窗外枝影横斜的梧桐。“戴先生一直跟随父亲……不止一次跟我提过父亲的操劳和艰辛……据说无论何时何地,父亲手边都存着一张我的照片……他(王伯秋)的担当太多,根本没时间给我解释,当时的我也实在太过倔强,不屑于听到他的任何解释。当我幡然醒悟之时,一切已如黄花逝水。”

所有记者都会问及她的爱情,她只笑,从不说话。有些疤痕,还是自己藏好。

1969年,女儿王蕙公差去美国,就在加州大学附近。孙琬说“带几片校门口的梧桐树叶吧”。女儿如约寄来几片叶子。粗粗的脉络,大大的叶片,像爱人的手掌。

这几片叶子再没离开过她身边。直到1979年6月3日,叶子滑落孙琬的手。

一片叶子落地用不了一秒钟,而在孙琬手上,足足用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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