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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打破阶层固化成就大唐盛世

发布人: 谜语网 发布时间:2015-10-03 字体: | | 打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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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之世,定有非凡之人。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之所以被誉为“贞观之治”,就是因为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当仁不让作顶层总设计师,锐意改革,堵疏废立结合,平抑皇族宗室及门阀豪强既得利益阶层,打开庶族和寒士上升通道。此改革打破阶层固化,让社会各阶层人凭能力上下充分流动,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极大激发全民创造力,成就大唐盛世梦。

一、消藩降爵减俸,平抑皇族宗室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面对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尖锐的现实,深刻认识到“民怨不除,乃国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他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智慧和极大魄力,锐意革新,首先果断平抑皇族宗室,拿皇亲国戚这些既得利益者开刀。

为营造清正廉明的官场氛围,李世民先走群众路线,在朝廷广泛展开皇室及同姓宗室存废大讨论,以明国运长久之道。在隋朝累世为官、后归唐受封宋国公,其时官拜尚书左仆射的萧r,属于既得利益权贵阶层,他自然主张顺高祖李渊之封国建藩,还认为如此有利于国;但封德彝等大臣,从长远考虑社稷安危,他们认为封国建藩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一针见血指出“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即导致士大夫之族,纷纷用俸禄给皇族及宗室进贡,长此以往会出现“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即会导致官场淫奢之风渐起,后代更比前代骄奢。他还以汉晋史实为鉴,认为“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指出封国建藩对朝廷害过于利。

讨论明辨了是非。李世民随后消藩降爵平抑皇族宗室就顺利多了。他采纳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之议,将父亲李渊分封为王的大批皇族,降爵减俸,仅少数有功者(主要是战功)封王。首先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封王,继王位者明确降为嗣王,再隔代又降为郡王,所享受食邑等,依次降低。其次,对一些疏远和无功的同姓宗室,各降爵位一级,并减食邑。此举纠正李渊分封过滥的失误。第三,这些王侯,所享食邑的租调,不归诸王征收,而改为朝廷的内府供给,这就让这些王侯完全成为有名无实的虚封,虽位高但无权,无法干预地方行政。此举在一定程度有效剥夺这些“太子党”和“官二代”优越感及特权,使异姓官员对他们也不再过分巴结。第四,对皇族宗室严格约束,教育他们奉公守法。对骄奢淫逸之皇子皇孙,剥夺身份治罪。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李世民将行为乖张屡教不改、且试图谋反的太子李承乾,废为庶人。对常常无理殴打其分封地县令,又不顾农时田猎任意践踏庄稼的第六子李郑削减800户食邑为一半,并贬到偏远贫瘠的虢州做刺史。此举有效遏制太子党、官二代为非作歹,消解民怨。

二、废“九品官人法”,平抑门阀

豪强势力

面对地方豪强势力把持政权长达400年之痼疾,李世民审时度势,随后果断拿豪门大户开刀,废除选拔官吏之“九品官人法”制度,平抑门阀豪强势力,消解民怨。

且说西汉选拔人才,实行州郡察举制度,即推荐制。此制度,完全依赖州郡长官是否能公正公道公平。到了东汉,战乱不断,天高皇帝远,掌握选拔人才大权的州郡长官自然仰豪强鼻息,此制度渐渐腐败不堪;加之豪强地主以及士人为躲战乱亦多侨寓他乡,当时人户分离现象严重,州郡察举制就严重滞后。

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延康元年(220年)二月,正式确定“九品中正制”来选拔人才。其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中正以簿世(谱牒家世)、行状(才干、道德)、乡品(中正鉴定)为标准,查访评定州郡士人,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中正给乡品前先列某一层次,即所谓“辈目”,先由小中正(郡)列入记录,再报大中正(州),最后转呈司徒,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不料,到魏晋之交,掌管选拔士人的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借机捞钱或者交换利益,仅仅看“簿世”即家世,行状、乡品,则完全走过场,只选世家子弟。以此为节点,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完全被堵塞,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门阀世族不仅有较强经济实力,且世代为官把持着政权,进可控朝政,退能御乡土,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谐,造成长达400年的社会动荡不安。

唐太宗完全废除“九品官人法”之选拔人才制度,不仅打破了世家大族掌握政权的惯例,且解决了魏晋至隋初导致社会动荡一大难题。在整个唐代,门阀世族受到平抑,势力明显衰落,再无法控制地方政权、干涉朝政。即使新兴陇西皇家贵族,其地位、权势、财力,也不像魏、周、隋三朝皇族那样炙手可热,富可敌国。后来,中唐虽有几次比较大的社会动荡,但豪强世族已很难呼啸而起改朝换代了。

三、论功分封朝臣,修《氏族志》 提升庶族地位

有废,还必须有立。贞观元年,唐太宗大封功臣,论功行赏,不计私亲,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一等。淮安王李神通是李世民叔父,以宗室自居,反对说:“晋阳起兵时,臣兵率先至长安,今反以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甚不服。”李世民说:国家大事,赏罚最重要。赏罚分明得当,则无功者自退、为恶者皆惧,所以赏罚不可轻行。今记勋行赏,房玄龄等虽无汗马之劳,然有运筹帷幄鼎定社稷之功,犹如西汉的萧何,故能功居第一。叔父虽于国为至亲,咋能因私亲泛滥与勋臣同赏?其他本来有不服者,见此也认为:论功行赏,不私其亲,还有啥可争?此举,不仅有效提升了功臣社会地位,且在朝廷上下树立赏罚分明的导向。

其次重修《氏族志》,以正世风。所谓氏族,就是士族。在初唐,由于门阀氏族势力强大长达400年之久,新兴的庶族阶层,虽然因军功或者财富、才气上来,但因出身低微,仍无社会地位。房玄龄、魏徵等大臣虽已为高官,但依然有深深的自卑感,甚至争相出重金与依然有很高社会地位山东士族联姻,以图改换门庭。史载“是时,朝设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流风所至,从高层到民间,通过买卖婚姻达到攀龙附凤,很是盛行。

在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命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以便“刊正姓氏”。他要求以《左氏春秋》中“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无德、无言论传世者,一律除名。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但高士廉等依然思想守旧,将山东士族崔民干等旧有豪门氏族依然列为第一等。李世民大为不满,慨然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魏晋以来惟有靠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遂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后,重新修订成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一改过去以豪门世族划分门第等级的旧习,按照当世功绩划分。虽然李唐皇族被列于《氏族志》最高地位,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门阀氏族均为次高位,但最大改观是把大批没落世族剔除此谱,将新兴庶族族姓列入谱内,极大满足他们自尊心和成就感,在整个社会营造后代不努力,就“富不过二代”的氛围。

四、完善科举取士,打开寒士

上升通道

完善健全隋朝确立的科举取士制度,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让大批天下寒士能够通过科举被选拔上来,打开下层上升通道,是唐太宗泽被后世千年最大的德政。

李世民对隋朝确立的科举制度,不是完全照搬,而是顺应时势进行了重大改革。除了考隋朝就有的“明经”科外,还新增了“进士”科,且考试内容和形式更能体现全面评判选拔人才的思路。首先,考试的重点从“帖经”,即背诵经义,转为考词赋文章,既能检查考生文化基本功是否扎实,又能充分展现其个性才华。其次,还考“策问”,即时务对策。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些棘手难题变成考题,让考生应答,先入情入理分析案情,然后依据法令和礼仪道德、世俗民情,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如此,那些仅仅知道掉书袋者,或只会批评指责乃至痛骂如魏晋名士般,提不出周密的建设性意见,就被淘汰。正因为和考儒经之明经科相比,考进士科难度极大,故唐人有此一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第三,凡考中进士者,还必须经过吏部“身、言、书、判”考试。身,即相貌是否英伟,一身正气,可亲可敬;言,即是否会说话,讲道理,说得通,让人心服口服;书,即书法是否字迹端正清楚,绝不能潦草或龙飞凤舞;判,即批公文、断案子,公文不仅要有文采,且必须合法合理合情,言情并茂,让人看了点头心服口服。

李世民推行完善科举取士制度,打通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成为贞观之治一大德政,也是成就盛唐的一个支点。那些门阀士族子弟,不奋进读书,仅仅凭祖荫就能为高官的格局被打破。身份低微或家境贫寒之士人,如原来地位最低的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者子弟,毫无背景的小胥吏,来自西域经商的胡人,归顺的鲜卑族、南越族,只要努力学成,德才兼备,知书达理,就能参加科举考试升上来。

科举取士制实行之后,门阀世族政治便逐渐向科举文官制度扎实推移,不仅彻底解决了“政令不出朝廷”的痼疾,且全社会崇尚文化尊重人才的风气开始形成。那些门阀士族子弟,虽然可以通过门荫入仕,却皆为小官,且升迁极其不易,除非有当朝权要族亲提携或特殊才能和机遇。相比较,科举出身的仕途则顺利得多。以致后来,那些门阀士族子弟也无法抗拒时代潮流,不得不读书应试,以图高就。整个社会,官二代、富二代都很低调,炫名耀富为人不齿,才绝少乖戾之气,整个社会风气尚朴尚实。

五、屡颁求贤诏令,推心待士聚

奇异之才

任何制度再健全,依然可能百密一疏。故李世民在推行科举取士制度时,还五次颁发求贤诏令,要求各级官员举荐人才。他不问出身,推心待士,身边很快聚集了一大批社会各阶层奇才异才。

李世民曾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他令德彝举贤,可是一直没下文。此人竟然推脱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批评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在唐太宗眼里,人才不是没有,而是贵在发现。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俩身为仆射(门下省长官),应当广开进贤的门路,然后根据他们的才干,授以相当的职位,这才是宰相该做的工作。近来听说你们听取案情,受理辞讼,忙都忙不过来,这怎么能帮助朕实现求贤的目的呢?”为此,李世民特地专门下文给负责处理政务的尚书省:具体事务性工作交给尚书左右丞处理,只有大事应该奏闻的,才禀告门下仆射等高官。李世民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当朝宰相提出理想要求,更体现了李世民求贤若渴的胸怀。

作为一代仁君,得到奇才,唐太宗欣喜若狂之状,推心待士之诚,可谓空前。据《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记载:马周出身贫寒,“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来京师后,投靠中郎将常何,聊以谋生度日。贞观三年,太宗命群臣上书论朝政得失,发现常何所论二十多件事十分精彩。太宗感到奇怪,这位胸无点墨的赳赳武夫怎会写出这样的奏疏?便问起缘由。常何自然不敢隐瞒,只得据实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决定立即召见马周,且在马周进宫前,“遣使催促者数四”。召见时,“与语甚悦”,当即任命要职。且“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贞观十九年,李世民驻跸洛阳宫,得知释玄奘西游印度返回长安,立即召赴洛阳。太宗发现玄奘“词论典雅,风节贞峻”,“堪公辅之寄”,就动员他还俗当官,“助秉俗务”。玄奘对于从政当官毫无兴趣,就坚决拒绝,但太宗依然和其保持超常的关系,常招来问对,并厚赏赐。纵观贞观年间,唐太宗所用之才,从治国辅臣到守边猛将,莫不称其职。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为此感叹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又宋,皆所不逮。”官风决定着士风,士风影响着民风。正是对各类人才的尊重,特别注重把各类奇才异才为我所用,野无遗贤,官场清正,整个社会呈现雍容大气的气象。

李世民能充分改革时弊,打通社会各阶层流动通道,激发各色人等创造力空前爆发,国力不仅迅速强大起来,且文化等软实力显著增强,万邦来朝,成就大唐复兴梦。一向蔑视权贵的台湾学者柏杨,就曾真诚称颂道:“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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