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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之世，定有非凡之人。唐太宗李世民执政23年，之所以被誉为“贞观之治”，就是因为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当仁不让作顶层总设计师，锐意改革，堵疏废立结合，平抑皇族宗室及门阀豪强既得利益阶层，打开庶族和寒士上升通道。此改革打破阶层固化，让社会各阶层人凭能力上下充分流动，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极大激发全民创造力，成就大唐盛世梦。
一、消藩降爵减俸，平抑皇族宗室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面对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尖锐的现实，深刻认识到“民怨不除，乃国之大患，其它俱不足道”。他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智慧和极大魄力，锐意革新，首先果断平抑皇族宗室，拿皇亲国戚这些既得利益者开刀。
为营造清正廉明的官场氛围，李世民先走群众路线，在朝廷广泛展开皇室及同姓宗室存废大讨论，以明国运长久之道。在隋朝累世为官、后归唐受封宋国公，其时官拜尚书左仆射的萧r，属于既得利益权贵阶层，他自然主张顺高祖李渊之封国建藩，还认为如此有利于国;但封德彝等大臣，从长远考虑社稷安危，他们认为封国建藩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一针见血指出“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即导致士大夫之族，纷纷用俸禄给皇族及宗室进贡，长此以往会出现“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即会导致官场淫奢之风渐起，后代更比前代骄奢。他还以汉晋史实为鉴，认为“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指出封国建藩对朝廷害过于利。
讨论明辨了是非。李世民随后消藩降爵平抑皇族宗室就顺利多了。他采纳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之议，将父亲李渊分封为王的大批皇族，降爵减俸，仅少数有功者（主要是战功）封王。首先规定，只有直系亲属才封王，继王位者明确降为嗣王，再隔代又降为郡王，所享受食邑等，依次降低。其次，对一些疏远和无功的同姓宗室，各降爵位一级，并减食邑。此举纠正李渊分封过滥的失误。第三，这些王侯，所享食邑的租调，不归诸王征收，而改为朝廷的内府供给，这就让这些王侯完全成为有名无实的虚封，虽位高但无权，无法干预地方行政。此举在一定程度有效剥夺这些“太子党”和“官二代”优越感及特权，使异姓官员对他们也不再过分巴结。第四，对皇族宗室严格约束，教育他们奉公守法。对骄奢淫逸之皇子皇孙，剥夺身份治罪。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李世民将行为乖张屡教不改、且试图谋反的太子李承乾，废为庶人。对常常无理殴打其分封地县令，又不顾农时田猎任意践踏庄稼的第六子李郑削减800户食邑为一半，并贬到偏远贫瘠的虢州做刺史。此举有效遏制太子党、官二代为非作歹，消解民怨。
二、废“九品官人法”，平抑门阀
豪强势力
面对地方豪强势力把持政权长达400年之痼疾，李世民审时度势，随后果断拿豪门大户开刀，废除选拔官吏之“九品官人法”制度，平抑门阀豪强势力，消解民怨。
且说西汉选拔人才，实行州郡察举制度，即推荐制。此制度，完全依赖州郡长官是否能公正公道公平。到了东汉，战乱不断，天高皇帝远，掌握选拔人才大权的州郡长官自然仰豪强鼻息，此制度渐渐腐败不堪;加之豪强地主以及士人为躲战乱亦多侨寓他乡，当时人户分离现象严重，州郡察举制就严重滞后。
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赢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延康元年（220年）二月，正式确定“九品中正制”来选拔人才。其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中正以簿世（谱牒家世）、行状（才干、道德）、乡品（中正鉴定）为标准，查访评定州郡士人，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中正给乡品前先列某一层次，即所谓“辈目”，先由小中正（郡）列入记录，再报大中正（州），最后转呈司徒，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不料，到魏晋之交，掌管选拔士人的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借机捞钱或者交换利益，仅仅看“簿世”即家世，行状、乡品，则完全走过场，只选世家子弟。以此为节点，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完全被堵塞，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门阀世族不仅有较强经济实力，且世代为官把持着政权，进可控朝政，退能御乡土，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谐，造成长达400年的社会动荡不安。
唐太宗完全废除“九品官人法”之选拔人才制度，不仅打破了世家大族掌握政权的惯例，且解决了魏晋至隋初导致社会动荡一大难题。在整个唐代，门阀世族受到平抑，势力明显衰落，再无法控制地方政权、干涉朝政。即使新兴陇西皇家贵族，其地位、权势、财力，也不像魏、周、隋三朝皇族那样炙手可热，富可敌国。后来，中唐虽有几次比较大的社会动荡，但豪强世族已很难呼啸而起改朝换代了。
三、论功分封朝臣，修《氏族志》 提升庶族地位
有废，还必须有立。贞观元年，唐太宗大封功臣，论功行赏，不计私亲，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为一等。淮安王李神通是李世民叔父，以宗室自居，反对说：“晋阳起兵时，臣兵率先至长安，今反以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甚不服。”李世民说：国家大事，赏罚最重要。赏罚分明得当，则无功者自退、为恶者皆惧，所以赏罚不可轻行。今记勋行赏，房玄龄等虽无汗马之劳，然有运筹帷幄鼎定社稷之功，犹如西汉的萧何，故能功居第一。叔父虽于国为至亲，咋能因私亲泛滥与勋臣同赏？其他本来有不服者，见此也认为：论功行赏，不私其亲，还有啥可争？此举，不仅有效提升了功臣社会地位，且在朝廷上下树立赏罚分明的导向。
其次重修《氏族志》，以正世风。所谓氏族，就是士族。在初唐，由于门阀氏族势力强大长达400年之久，新兴的庶族阶层，虽然因军功或者财富、才气上来，但因出身低微，仍无社会地位。房玄龄、魏徵等大臣虽已为高官，但依然有深深的自卑感，甚至争相出重金与依然有很高社会地位山东士族联姻，以图改换门庭。史载“是时，朝设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流风所至，从高层到民间，通过买卖婚姻达到攀龙附凤，很是盛行。
在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谈到近代士族卖婚弊病时，提出了“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建议，命高士廉等修撰《氏族志》，以便“刊正姓氏”。他要求以《左氏春秋》中“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无德、无言论传世者，一律除名。贞观十二年（638年），《氏族志》修成，但高士廉等依然思想守旧，将山东士族崔民干等旧有豪门氏族依然列为第一等。李世民大为不满，慨然指出：山东士族“世代衰微，全无冠盖”，魏晋以来惟有靠婚姻得财，“不解人间何为重之？”遂命高士廉等重新刊定。后，重新修订成的《氏族志》“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一改过去以豪门世族划分门第等级的旧习，按照当世功绩划分。虽然李唐皇族被列于《氏族志》最高地位，山东大姓崔、卢，江南大姓王、谢等门阀氏族均为次高位，但最大改观是把大批没落世族剔除此谱，将新兴庶族族姓列入谱内，极大满足他们自尊心和成就感，在整个社会营造后代不努力，就“富不过二代”的氛围。
四、完善科举取士，打开寒士
上升通道
完善健全隋朝确立的科举取士制度，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让大批天下寒士能够通过科举被选拔上来，打开下层上升通道，是唐太宗泽被后世千年最大的德政。
李世民对隋朝确立的科举制度，不是完全照搬，而是顺应时势进行了重大改革。除了考隋朝就有的“明经”科外，还新增了“进士”科，且考试内容和形式更能体现全面评判选拔人才的思路。首先，考试的重点从“帖经”，即背诵经义，转为考词赋文章，既能检查考生文化基本功是否扎实，又能充分展现其个性才华。其次，还考“策问”，即时务对策。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些棘手难题变成考题，让考生应答，先入情入理分析案情，然后依据法令和礼仪道德、世俗民情，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如此，那些仅仅知道掉书袋者，或只会批评指责乃至痛骂如魏晋名士般，提不出周密的建设性意见，就被淘汰。正因为和考儒经之明经科相比，考进士科难度极大，故唐人有此一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第三，凡考中进士者，还必须经过吏部“身、言、书、判”考试。身，即相貌是否英伟，一身正气，可亲可敬;言，即是否会说话，讲道理，说得通，让人心服口服;书，即书法是否字迹端正清楚，绝不能潦草或龙飞凤舞;判，即批公文、断案子，公文不仅要有文采，且必须合法合理合情，言情并茂，让人看了点头心服口服。
李世民推行完善科举取士制度，打通社会各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成为贞观之治一大德政，也是成就盛唐的一个支点。那些门阀士族子弟，不奋进读书，仅仅凭祖荫就能为高官的格局被打破。身份低微或家境贫寒之士人，如原来地位最低的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者子弟，毫无背景的小胥吏，来自西域经商的胡人，归顺的鲜卑族、南越族，只要努力学成，德才兼备，知书达理，就能参加科举考试升上来。
科举取士制实行之后，门阀世族政治便逐渐向科举文官制度扎实推移，不仅彻底解决了“政令不出朝廷”的痼疾，且全社会崇尚文化尊重人才的风气开始形成。那些门阀士族子弟，虽然可以通过门荫入仕，却皆为小官，且升迁极其不易，除非有当朝权要族亲提携或特殊才能和机遇。相比较，科举出身的仕途则顺利得多。以致后来，那些门阀士族子弟也无法抗拒时代潮流，不得不读书应试，以图高就。整个社会，官二代、富二代都很低调，炫名耀富为人不齿，才绝少乖戾之气，整个社会风气尚朴尚实。
五、屡颁求贤诏令，推心待士聚
奇异之才
任何制度再健全，依然可能百密一疏。故李世民在推行科举取士制度时，还五次颁发求贤诏令，要求各级官员举荐人才。他不问出身，推心待士，身边很快聚集了一大批社会各阶层奇才异才。
李世民曾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他令德彝举贤，可是一直没下文。此人竟然推脱说：“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批评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哉！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在唐太宗眼里，人才不是没有，而是贵在发现。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俩身为仆射（门下省长官），应当广开进贤的门路，然后根据他们的才干，授以相当的职位，这才是宰相该做的工作。近来听说你们听取案情，受理辞讼，忙都忙不过来，这怎么能帮助朕实现求贤的目的呢？”为此，李世民特地专门下文给负责处理政务的尚书省：具体事务性工作交给尚书左右丞处理，只有大事应该奏闻的，才禀告门下仆射等高官。李世民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当朝宰相提出理想要求，更体现了李世民求贤若渴的胸怀。
作为一代仁君，得到奇才，唐太宗欣喜若狂之状，推心待士之诚，可谓空前。据《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记载：马周出身贫寒，“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来京师后，投靠中郎将常何，聊以谋生度日。贞观三年，太宗命群臣上书论朝政得失，发现常何所论二十多件事十分精彩。太宗感到奇怪，这位胸无点墨的赳赳武夫怎会写出这样的奏疏？便问起缘由。常何自然不敢隐瞒，只得据实答：“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决定立即召见马周，且在马周进宫前，“遣使催促者数四”。召见时，“与语甚悦”，当即任命要职。且“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贞观十九年，李世民驻跸洛阳宫，得知释玄奘西游印度返回长安，立即召赴洛阳。太宗发现玄奘“词论典雅，风节贞峻”，“堪公辅之寄”，就动员他还俗当官，“助秉俗务”。玄奘对于从政当官毫无兴趣，就坚决拒绝，但太宗依然和其保持超常的关系，常招来问对，并厚赏赐。纵观贞观年间，唐太宗所用之才，从治国辅臣到守边猛将，莫不称其职。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为此感叹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又宋，皆所不逮。”官风决定着士风，士风影响着民风。正是对各类人才的尊重，特别注重把各类奇才异才为我所用，野无遗贤，官场清正，整个社会呈现雍容大气的气象。
李世民能充分改革时弊，打通社会各阶层流动通道，激发各色人等创造力空前爆发，国力不仅迅速强大起来，且文化等软实力显著增强，万邦来朝，成就大唐复兴梦。一向蔑视权贵的台湾学者柏杨，就曾真诚称颂道：“李世民大帝是中国最杰出的英明君主之一，他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不久就为中国开创了一百三十年之久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