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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教学伦理思想及当代教学伦理建设
一、我国古代教学伦理思想的历史考察 我国古代教学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与我国古代政治、哲学、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基本一致，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
1.教学目标伦理
孔子最早提出了儒家的教学目标，他认为，教学应该培养“君子”、“圣人”、“士”和“善人”等，而培养“君子”是其教学目标的核心。《论语》中论及君子之处有107处，孔子认为，“君子”的主要特征是“德才兼备”。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既要有高尚的道德，又要有经世致用和治国安邦之才。具体来说，“君子”的主要特征是求“仁”，所谓君子应“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笃信好学”，“纳于言而敏于行”，多才多艺，等等。可见，孔子的首要教学目标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性，同时在一定意义上突出了人的和谐发展理念。
另一位儒家大师孟子的教学目的是“明人伦”，其教学目标具有道德伦理性。《学记》在教学目标方面提出了“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主张，意思是通过教育教学活动，促进人形成良好的德行和智慧，以此维护和推动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政教合一的伦理观念。
《大学》作为古代儒家“高等教育”的纲领，受到宋代理学家的大力推崇，并把它作为“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大学章句）。《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对大学教学目标的纲领性规定，即发扬光大自身潜在的“善端”，推己及人，提高民众之善，进而各司其职。对于这一教学目标伦理，张汝伦教授认为，“明明德，即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亲民，就是师生要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1］。也就是说，这一纲领隐含着人自我完善的伦理诉求。后来的董仲舒、朱熹等人的教学目标无不是强调培养德治之才和经世致用之才的伦理思想。
2.教学内容伦理
在教学内容方面，孔子主张“六艺”。“六艺”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各自完成不同的教学任务，如《诗》教人温和，性情柔顺，为人敦厚朴实；《书》教人知历史；《礼》教人知伦理规范；等等。孔子所传授的教学内容不仅仅限于伦理规范和道德知识，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科学技术和自然知识方面的内容以及反映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反抗和控诉的内容。可见，孔子并不排斥自然知识［2］53。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孔子在教学内容方面所持的是一种全面发展的教学内容伦理观。
孟子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德性伦理。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对其理想中的“大丈夫”做了规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提倡“性善论”，强调人生来就有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品质，从而论证了“仁义礼智”为教学内容的道德先验性。《学记》在学制设想中提及了考查的内容和要求，这些考查内容的实质就是教学内容，如“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友”，“论学取友”，“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等等，这些都强调了智育与德育的结合，强调了教学要适合人的心理发展规律［2］95。
汉代的贾谊基本继承了儒冢的教学观，在教学内容上主张以礼治为核心。贾谊也是以秦朝灭亡为借鉴，对汉代的长治久安进行了思考和设计的思想家，因此，他非常强调“礼”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强调：“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他认为，礼作为社会制度，可以防患于未然，从而实现国家的安定，这充分体现了其政治伦理的主张。汉代的另一大儒董仲舒主张用“六艺”来实现培养德性的教学目标。他认为“六艺”在对人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正是在具有不同效用的教材的作用下，人的德性伦理才得到了发展。汉武帝为培养一批统治人才，在中央官学中设置了太学。太学的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西汉以当时经学为主，东汉以古文经学为重，并且“太学的教学内容是要达到‘成德达材’和‘化民成俗’的目的”［3］620。以这些经书为教材，保存了我国古代的典籍，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发展。朱熹以“格物致知”作为教学论的核心，要求每个人运用理性体察和把握封建的伦理纲常，从而穷尽万物之理，达到“明人伦”的教学目标，其教学内容具有强烈的道德伦理性和政治伦理性。
3.教学原则和方法伦理
在教学方法伦理上，孔子主要的论点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和学、思、行结合。孔子开办私学，“有教无类”，所授弟子出身不同，基础迥异，因此，教学需求千差万别。孔子认识到，只有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出发，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于同一问题，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孔子往往采取差异的教学方式。如子路问：“听到一个道理就马上实行吗?”孔子曰：“有父兄在，怎能立刻就去实行?”冉求也问同样问题，孔子却答：“对，马上去实行。”公西华对孔子的教学方式不理解，孔子解释说：“冉求向来行动迟缓，所以我推他一下；仲由向来胆大好胜，所以我向后拉他一下。”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事例。宋朱熹对孔子的教学评价是“夫子教人，各因其才”。孔子注意到教学不能机械灌输，而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学生对所要学习的问题和知识有了求知的欲望和前期思考，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效用。他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孔子教人只待其有了认真的思考、感到困惑时才进行启发和开导。颜回在谈到孔子的教学时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这是对孔子教学艺术的高度赞美。
孟子是我国古代明确提出“性善论”的教育家，他认为，人生来就有各种善端，仁义礼智这些“良知”和“良能”是人生而固有的本质，即“万物皆备于我”。但是这些“善端”只是人为善的萌芽，要把这些善端发扬光大，就要“反求诸己”。《学记》在教学原则上提出了“预防、及时、循序、观摩”的原则、启发诱导的原则、教学相长的原则和藏息相辅的原则等，这些教学原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后来教学的发展。西汉时期，太学的教学方式大致有四种：上大课堂、高足弟子传授、学生自学和讨论辩难［3］163。上大课堂，是为了解决教师数量较少、学生数量过多的问题，这种教学方式从一定意义看具有班级授课的雏形。朱熹在教学方法方面主要论及了学法伦理，即他的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和居敬持志。朱子读书法既是朱熹自己读书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我国古代读书法的概括，其观点体现了科学的读书规律［4］。
二、当代教学伦理的建设 我们进行的教学伦理建设是理性教学伦理，因为“我们相信，超越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理性伦理思考对职业道德和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都是绝对必要的”［5］。
1.保护和维护
当前，我们很多学者不愿也不敢谈论和研究传统的教学思想，仿佛自己谈论和研究传统教学就“低人一等”、“陈旧落后”，成为“老古董”。我们要改变这种观念，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教学伦理思想，以寻根的心态，增强对民族优秀教学伦理思想的保护意识，积极主动地搜集、挖掘、研究和整理传统的教学伦理文献，提炼传统教学伦理思想的观点，形成传统教学伦理的理论体系。
2.继承和扬弃
我国自五四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就采取了简单的革命方式，这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催生民智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思维在惯性的作用下，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到“文革”时期达到了高峰。改革开放后，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有着不同的主张，在教育领域，在对待传统教学理论上，我们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完全抛弃传统和一成不变。依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我们的立场是要在扬弃的基础上继承。通过上面对我国古代教学伦理思想的梳理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古代的教学伦理思想具有强大的时代生命力，许多观点和方法对今天的教学改革仍然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如启发式教学。今天我们倡导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把课堂还给学生”，甚至强调学生的“探究”和“自主”等等都可以在启发式教学中实施。
3.“古今中外”法
在教学伦理建设中，我们反对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历史虚无主义”和“拿来主义”。这里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指无视传统，背离传统和抛弃传统，割断历史，以及对我国历史上的优秀教学伦理思想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拿来主义”是指简单地引进国外教学伦理理论，采取照抄照搬的思路，而不顾国情和教情。因此，在对待传统和国外教学伦理思想上，我们要克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不要试图以一种理论或思想改革我们的教学伦理。我们认为，我国现代教学伦理的建设，应该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是“古今中外”法。首先要很好地发掘古代教学伦理的传统精华，分析古代具体教学伦理思想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教学伦理建设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具体教学伦理思想的价值。其次，我们还要借鉴国外优秀的、有价值的教学伦理思想，来实现我国教学伦理的建设。坚持“古今中外”法，就是要求我们吸收中外优秀的教学伦理思想，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改造，最后实现“中”的教学伦理思想和“西”的教学伦理思想逐渐融合为一体［6］。
4.发展和创新
在我国教学伦理的建设中，继承传统和借鉴国外只是基础，而推动教学伦理发展的核心是教学伦理的创新。
为此，首先要实现传统教学伦理思想的现代化。传统教学伦理思想都有其核心主张和观点，这些主张和观点是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要求。今天，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根据现代社会、现代教育和现代教学对教学伦理的规定，着眼于未来对教学伦理的要求，对传统教学伦理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逐步实现现代化。其次，要使传统教学伦理思想走向世界。一个思想的生命力是与其宣传和交流的程度和广度密切相关的。我们不但要引介、翻译大量的国外教育教学伦理的著作和思想，还要大胆地把我们的优秀文化推介到国外。今天，我们正在把汉语言努力推广到世界各国，国外“孔子学院”的建立已经初见成效。我国古代教学伦理思想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教学伦理思想碰撞和交流中，不断吸纳新鲜的因素，从而得到修正和完善，并实现发展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