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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与社会中的个人息息相关。许多环境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个人行为失调的结果。所以，能否合理地引导、影响和改变个人的行为，使之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是环保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正因如此，对个人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环境社会学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参见Dunlap/Catton 1979; Buttel 1987; Kuchartz 1998; Diekmann/Franzen 1995; 王民1999；洪大用1998, 2005）。对环境意识的比较规范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始自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则基本上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王民1999：116，127）。人们进行环境意识调查与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将环境意识作为社会价值体系的一个部分，通过包括环境意识在内的民意调查，可以了解社会价值的变迁情况，另一方面则是预期环境意识可以转化为实际的环境行为，因而寄望于通过环境意识来预测和引导人们的环境行为。国内外大量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从总体上讲，世界各国的民众都已经普遍具备了较高的环境意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会导致民众在环境行为方面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以直接体现在人们的主观信念转化为具体的日常行动上，也可能以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即民众的环境意识会影响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决策者，以此为贯彻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创造有利条件。那么，对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分别应该如何测量？影响环境意识的社会因素有哪些？环境意识究竟是否会影响环境行为，或者说它在什么情况会影响环境行为？这些都是国内外环境意识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的目的一是要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现状，二是在此基础上找出研究缺陷，提出建议，并指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为此，文章对研究现状的整理将主要集中在环境意识的内涵及其测量（第一部分）、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第二部分）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关联（第三部分）等三个部分，文章的最后部分（第四部分）将着重分析环境意识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困境，并就如何克服这些困境进行初步探讨。一、环境意识的内涵及测量维度“环境意识”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中文的“环境意识”是对英文“Environmental Awareness”一词的翻译（徐嵩龄1997: 46）。但在英语世界里，人们讨论环境意识时，更多的是使用“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参见王民1999: 1）、“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Dunlap/van Liere 1978）和尤其是“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 Concern）（R. Weigel/J. Weigel 1978）等词汇。这些词汇尽管在意义上彼此有些区别，但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即都是反映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学者们尽管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意识进行了研究和界定（参见王民1999: 12-14），但迄今为止，人们对环境意识的内涵并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但尽管如此，经过仔细分析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关于环境意识的内涵这个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意识应该包括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等四个环节。这个观点的最典型的代表大约是洪大用先生的有关论述。他甚至认为，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一种“环环相扣，级级增值”的关系（洪大用1998：14）。这种观点的主要特征，是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维度之一。依照这一特征，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可以归入此类（例如杨朝飞1994，王民1999，吴祖强1997，吴上进等2004）。在欧美，早期的研究一般也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组成要素，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另外一种观点逐步占据上风，并基本上形成共识。这种观点认为，应该将环境行为作为一个独立于环境意识的变量来看待，这是因为：环境意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变为人们具体的环境行动，假如我们将从概念上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那就相当于我们事先已经预设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力，这样就正好回避了我们自己的研究问题——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Diekmann/Preisendrfer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