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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自外洋的新式光源闪烁在大清帝国阴森而威严的皇宫时，国家秩序和他们自己的夜生活，就此发生重大变化。 光绪二十四年（1898），17岁的浙江回族少年马寅初自沪上归来不久，便在他的一篇作文中写道："电灯好，工业革命好"，"有朝一日我国自己的工业发达了，城市和农村都能用上电，那就更好了！"马寅初的感叹，不仅仅止于上海这一殖民地城市的照明，还包含着晚清士子在目睹工业文明的技术优势之后的焦虑。1901年，马寅初负笈北上，迈过庚子国变留下的断壁残垣，走进了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的课堂。事实上，在他的那篇观后感落笔之前，大清已经在外力逼迫下且战且走了一个甲子。上海的灯光，透过大清帝国千疮百孔的窗棂，映出了数十年来晚清外交与国运斑斑驳驳的面影。 在英国皇家海军的炮舰逼近中国东海岸之前，大清帝国的照明材料多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在松明、蜡烛和植物油灯摇曳不定的光影里，中国人或在村舍里缝补清苦而单调的生活，或在宫廷和官衙里上演着权谋与交易。即便在城市雕梁画栋的戏楼下，夜晚也很难看到演出和观众。因为只有上流阶层才有足够多的蜡烛和灯笼，在小范围的场所内举办堂会，普通公众只是在白天才能到戏园子看戏，何况还有"夜禁"的约束。在传统知识搭就的历史舞台上，大清慵懒而孤独地做着"天朝上国"的梦，直到来自西方的炫目炮火，照亮农业帝国的夜空。 被炮火照亮的，还有西方相对于中国的技术优势。包括人工照明在内的西方器物，对于一贯"严昏晓之节"的大清帝国而言，不啻是一种危及固有体制和生活习惯的强大力量。尽管国人在判断这些舶来品是福是祸的问题上分歧严重，但没有人否认的是，大清帝国的国家秩序和他们自己的夜生活，将就此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似乎永远不可逆转了。 有些人因此感到欣喜，并以颇显诗意的文笔描述被译成"兰墩"的伦敦夜景，称其"夜市人喧店，冬寒雪积涂：晚灯悬路际，火烛灿星如"。清人林缄对美国之行的记述也专门谈到当地的夜晚照明，称其博物馆内"有一院集天下珍奇，任人游玩，楼上悬灯，运用机括，变幻可观"。林则徐的好友魏源也在著作《海国图志》里特别提到"自来火"，并把它作为值得国人师法的"夷之长技"之一。在他们的字里行间，隐含着复制西方器物以自强的期望。 但是，更多的人则对洋人洋物侧目而视。鸦片战争的兵燹，仅限于东南沿海一隅，英国人也仅仅取得了在广州、上海等五处通商和游历的权利。即便内地官绅可以从邸报上获知战况，也全然没有类似魏源的观感和体味。"夷"字作为天朝对于外洋的贬称，直到1860年才被英法联军以条约名义从中国官方文牍里剔除。洋人对这一称谓近乎偏执的仇恨，也正反衬出国人在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对于洋人洋物近乎偏执的嫌恶。受这种对抗性消费心理的影响，英国人在入侵中国后的20年内，煤油销售范围始终没有突破上海。蜡烛和植物油灯的火苗，仍是大清夜生活的主要光源。 不过，战争仍然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照明方式的态度。第二次鸦片战争甫一落幕，洋人就从《中英天津条约》获得了在更广区域通商、居住、游历和派驻领事的权利。上海作为早期商埠，洋人聚居尤多。洋人家中以及租界街头那些被上海民众称为"火油灯"的煤油灯，不但照明成本相对于豆油更为低廉，而且"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华夷之辨"之类的成见，很快被更强的趋利动机代替，上海"城市店铺皆改蜡烛为火油灯，渐而乡镇大户、会计之房、读书之案，无不灿列玻璃之器，而火油之用遂滥"。 战争的打击，也使官方不得不走向务实，正视西方器物。在奏章和诏旨被迫改"夷"为"洋"的同时，照明器具也不再是保守文人口中的"奇技淫巧"，而是变身为"筹办夷务"的目标。1876年，被派往美国费城世博会的清廷代表李圭，对会场内"列若繁星，无微不照"的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