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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访华前夕，《纽约时报》以一个全版登出一则公益广告写道“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你们合作能够帮助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的确，在奥巴马访华期间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占最大篇幅，中美两国将扩大在上述领域的合作，并将在各自能力的基础上，共同推动即将举办的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果。中美将启动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共同大规模利用风能、太阳能、先进生物燃料和现代电网。在奥巴马访问期间，中美也签署多项气候和能源协议，《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发改委与美国环保局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合作备忘录》和《中国科技部、国家能源局与美国能源部关于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合作议定书》，双方愿意各出资一半，共投入至少1.5亿美元，优先研究环保建筑、清洁煤和清洁汽车等。 中美气候外交 在哥本哈根进程紧锣密鼓的进程中，以高层互访为标志的一系列密集的中美气候外交，不但为两国深化气候变化和能源战略合作指引了方向，更可能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多边协调格局的完善和发展创造机会。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层面上，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美国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重心向低碳和气候变化倾斜：一是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打压伊朗和委内瑞拉等能源生产国；二是把气候变化和美国竞争力联系起来，强调通过新技术领先世界，通过低碳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三是明确接受全球变暖是国家安全重大问题，并是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推动气候变化法案过关。 自2008年开始，围绕“巴厘岛路线图”的落实，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焦点已经从单纯的“后京都进程”转换为涵盖面更广的“哥根本哈根进程”。 哥本哈根进程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针对能否在“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下达成共识，促使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承担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二是各国需要就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问题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并通过有效的机制安排，推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实现共识，促进全球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根据本国国情采取适当的适应和减缓行动。 从中美关系的大势来看，中国经过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已与过往不可同日而语。从相互关系的依赖度看，过去那种“中国更需要美国”的一头沉的状况已经变成“美国更加需要中国”的局面。中国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GDP超过4.4万亿美元，持有六千亿美国政府公债，在气候变化、经济危机、甚至全球安全等议题上，美国都必须与中国合作，承认中国崛起，在重大的议题上，需要中国参与才能奏效。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势必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治理。 从中美双边关系发展来看，在气候变化和新能源领域，美国商务部测算，到2020年，中国清洁能源市场规模将达到5550亿美元。对于急于走出危机的美国来说，这块市场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中美气候能源双边合作更有利于全球低碳革命，汇丰银行认为，中美两国低碳市场规模巨大，将可在全球范围内大大降低低碳技术的成本，因此中美双边合作更有利于推动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低碳革命。 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进程来看，发达国家行动迟缓和意愿不足为哥本哈根会议蒙上了阴影。胡锦涛主席在今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强调“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发达国家应尽的责任，也符合发达国家长远利益。”77国集团(G77)主席卢蒙巴认为，发达国家的减量目标，都远低于解决气候变化危机所必需的目标，富国仍回避大幅度量化减排责任。美国2005年排放比1990年增加16.3%，而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宣称较2005年到2020年减排17%，美国参议院新的法案也仅仅把2005年到2020年的减排提高到20%，实际减排很少。 中美气候外交也可以推动美国承担量化减排指标，同时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这将会推动哥本哈根进程达成共识，督促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提供清洁和绿色经济技术、承担气候变化资金方面承担实质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