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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生存调查：旧皮鞋变成假牛奶原料（下）
鸡蛋造假，一度被认为是扯淡：画鬼容易画人难，谁还会认不得鸡蛋？还有，鸡蛋一个才多少钱，谁有那份闲工夫？
这些“产业瓶颈”很快就被突破了。如今全国许多地方发现了由多种化学品混合“孵化”而成的假鸡蛋，却毫无营养，经常食用还可能使人痴呆。
今年元月，广州工商局捣破一假鸡蛋生产中心。位于广州市郊的的东旺副食品及蛋品批发市场就是闻名遐迩的假鸡蛋集散地。一名蛋商说，三四年前这里就有假蛋了，批发价每只0.15元。更为恐怖的是，掌握造假秘方的公司竟然开班授课。
有记者走访了“假蛋学堂”。这家科技公司业务范围广，不但教授造假蛋的技术，出售生产洗衣粉及粉笔的机器，还兼卖防狼喷雾等。“‘人造鸡蛋’就是金蛋，每只利润4倍多！”一业务员说，他们的假蛋技术是独家秘方，每人学费560元，另收道具费69元。
“学堂”内有多间培训室，采取个别教授方式。培训室不大，设备简陋，灯光昏暗，没有空调，厨柜内堆满了大量化学用品，台上有天平、试管及一批化学仪器。第一堂是“理论课”，由20多岁的谭姓女导师负责。她首先向学员派发一本小册子，书上写有“人造蛋生产技术”、“保密技术，翻印必究”等字眼。“这本是秘籍，学完之后如果不记得步骤，可以照本书来做，好多外省人不方便来广州，就寄信来邮购，每本131元。”
“上课时要把风扇关掉，以免化学品味道外漏。”女导师首先示范制造蛋白。她小心翼翼地将一瓶粉状物体放上天平秤重，然后倒入一盆温水内，用玻璃棒不断搅拌，约一个半小时后一盆晶莹剔透的蛋白物体呈现眼前。她继而用少量化学物品“明胶”用水拌匀，然后添进蛋白再搅。
第二天，女导师再混入适量的“酸钠脂”、“苯甲酸钠”、“邻甲基纤维素”及“白矾”等，“蛋白”就制成了。接着女导师开始教造蛋黄，“蛋黄其实就是蛋白，只是加了色素的原因。”她将部分蛋白状物体倒在容器内，加上“柠檬黄色素”，搅几下就变成了鲜黄色。
假蛋如何穿上外套？原来全靠一个塑料模具，以及含有“氯化钙”的“神仙水”。塑料模具有两个凹位，一个椭圆形，一个圆形。女导师边做边说：“圆形的造蛋黄，将蛋黄倒入模具，再倒入混有氯化钙的水在面上，就会产生一层薄膜，包围蛋黄就可以定型?”女导师将蛋白倒入椭圆形的模具内，加入成了形的蛋黄，再倒上另一层蛋白盖面，照例倒入神仙水，使蛋的最外层产生薄膜，很快蛋形就浮现出来。
最关键就是“包壳”阶段了。女导师以明火煮熔“食用石腊”再混入“石膏粉”搅拌，温度控制在50℃，将假蛋放入白色溶液内反复转动，捞出冷却风干后，完整的有形鸡蛋制成了。人造蛋的材料可以在化工原料店买齐，非常方便，不少内地饮食店会派人来学习，以真假混合的方法做菜。
假蛋外形像模像样，味道又如何？煎荷包蛋时蛋白虽然出现不少水泡，但“仿真度”十分高，口感跟真蛋竟也相似，只是略带碱味。第二道菜是“蒸水蛋”，真假鸡蛋混合的效果更佳。
据当地工商部门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若生产经营的食品掺入有毒或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属于刑事责任，会转交检察院处理。有律师表示：“参与教授技术、投资生产和安排分销的人，一旦串谋欺诈罪罪名成立，最高刑罚监禁14年。”
温州鞋佬的生存之道
从制假到打假，在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温州制鞋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
撰稿／杨艳萍(记者)
同样“3·１5”，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对于造假制假的不法企业和商贩，这是他们每年必过的一道坎，或者天网恢恢，在劫难逃，或者“逢凶化吉”，有惊无险；而对于那些已趟过这片泥沼，衣帽光鲜地站立在河岸上的温州“鞋佬”们，回望那一幕幕“火光冲天”的瞬间，心中又会生出怎样的感触？
1987年的第一把火
1987年8月8日，这对热衷于“数字迷信”的中国商人来说，实在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然而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温州制鞋行业，却在这一天遭遇了一场毁灭性打击。杭州市工商局联手多个部门，在杭州闹市武林门广场，将堆积如山的5000多双劣质温州皮鞋，一把火烧成灰烬。
骤然间，温州皮鞋在国内市场一时风头无二，遗憾的是，它给人的印象却是品质低劣的坏名声。温州皮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温州的鞋子嘛，样子蛮好看，跳舞跳几场就坏了。”还有人说，“下雨天穿温州鞋走路，人在走，鞋底不走了”。对于这样的评价，当时的温州“鞋佬”有自己的解释，“20多元一双的鞋，一年穿坏四双才100元，和100元一双穿一年的差不多，你还多穿了三种式样呢。”
温州人说，假的当真的卖，那是售假；假的只作假的卖，应作别论。奥康总裁王振滔就说：我对伪劣商品的定义是，低质低价，高质高价，都不算伪劣商品。比如说，宾馆的拖鞋不要求质量太好，能穿个几天就好，价格超低，也不叫伪劣商品。只有把低质的卖成高质的价钱，以次充好，才是伪劣商品。我进的鞋全部是真皮，价格又便宜，怎么就认定我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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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是劣质品呢？
时年22岁的王振滔，还是个年轻的皮鞋经销商，杭州这把大火，火势一直“蔓延”到了武汉，王振滔在当地商场价值20万的4000多双皮鞋随即被武汉工商部门查抄，然后以5元一双的价格就地拍卖，抢购的人群潮水般涌来，当地不得不出动众多人员维持秩序，规定每人限购一双。
这件事一直让王振滔耿耿于怀，心中的郁闷直到20xx年在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中才得以宣泄，这时距事件发生已过去了14年，当年的皮鞋商，已经“出落”成了“中国鞋王”，在中国权威的媒体上，有了他直抒胸臆的机会和权利。
武林门事件使刚刚出来闯世界的王振滔遭受重创，还直接导致了温州鞋业的“信誉崩盘”。所幸的是，武林门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温州制鞋业的根基。做皮鞋是温州人的传统手艺，“鞋佬”这个称呼，在温州不带贬抑。早在明朝成化年间，温州鞋被朝廷列为贡品。20世纪20年代，温州已经形成手工鞋革业的完整体系，出现了制革街、皮鞋街和皮件街。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模式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它活跃的私营经济。那时的温州制鞋业，多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业态散，规模小，但企业众多，竞争激烈。资本积累的最初阶段，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企业主出牌是没有牌理可言的。时逢中国刚刚走出短缺经济时期，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相应的法制环境还有待完善，这就给制假造假者们留下了一块生存的土壤。
“焚鞋”事件如果不是发生在温州，换在另一个地方，这个行业很可能就此在当地销声匿迹。而温州有着出色的制鞋业基础，产业链完整，皮革、鞋帮、鞋跟、鞋扣等材料一应俱全，加上武林门事件后，制鞋原料价格骤跌，而且一般都可以批量赊货，这就为心有不甘但缺少资金的王振滔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创业机会。
今天温州制鞋业的“大佬”们，与这个行业都有很深的渊源。不能说他们除了制鞋别无所长，但是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依照温州商人做熟不做生的特性，继续制鞋不失为是一个实际的选择。
当时让温州鞋佬们深感困扰的是，继续制鞋，打什么牌子呢？温州品牌已经臭大街了，拿到全国各地，商店避之唯恐不及。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的店铺还打出安民告示：本店不售温州鞋。但是没有自己的牌子，就只能为大企业做贴牌，永远隐身在别人背后，赚取产业链中少得可怜的那部分利润。王振滔看到，一直不打温州品牌，温州制鞋业不仅永远做不大，公司也永无出头之日。
1999年的第二把火
1999年12月15日，王振滔终于出口恶气。这一天，他把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20xx多双仿制奥康皮鞋运到杭州，在杭城近郊的一块空地上，将这堆冒牌货付之一炬。为了这一天，他等了12年。
自己的品牌开始被其他企业仿冒，这事儿实在让王振滔又是欢喜又是忧。温州的品牌终于在市场上创出了一片天地，却又发现自己陷入了造假制假的汪洋大海。王振滔为温州鞋业雪耻之日，也正是鞋业深陷假货困扰之时。对方躲在暗处施展《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武功绝学：以彼之道，还彼之身，让温州鞋佬们防不胜防。
王振滔说，公司现在专门成立了打假办，每年用于打假的资金超过100万。“我还要特别说一句，武林门广场那把火，温州人没有忘记。温州人在时时警醒自己。”
十多年来，温州因造假失信于市场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直至今日仍在偿还。尽管今天温州制鞋业已走出国门，形成以康奈、奥康、红蜻蜓、东艺、吉尔达、多尔康等企业为龙头的中国最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制造行业，温州鞋佬的专卖店遍布几大洲，可是在国内高档商厦的顶级皮鞋品牌中，却难觅温州鞋的身影。温州品牌真正做到脱胎换骨，或许要花费一代人的努力。
最有面子的协会会长
从制假到打假，在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温州制鞋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1992年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成立，协会是一个以制鞋、制革行业为主，结合皮件、箱包、皮革机械、皮革化工、鞋机、鞋楦、鞋料、鞋饰、鞋样设计、专业市场等地区性行业中介组织。以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民营经济为主体，现有企业4500多家，从业人员42万。
温州行业协会的特殊之处，是它不同于我们常见的依附于某个行业主管部门下面的“二政府”，从会长到理事基本都是经过行业中所有成员通过正规选举渠道选出来的，是真正全心全意服务于本行业的业内领袖。他不仅要负责处理行业内各种矛盾纠纷，协调行业与政府、国外同行的关系，还可以根据企业的建议制订行规和部分行业标准。在温州，做行业协会的会长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这是温州民营经济做强做大之后，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需要直接催生的一个行业协会。这种需求是内在、本能和自发的，其本质是要形成一个“行业的代言人”，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协会订立的自律协议，保证大家都不制造假货。谁制造假货，损害了温州产品的声誉，大家联合起来抵制他。温州鞋佬们已经意识到，维护好温州品牌的形象，就是维护好温州制鞋行业的利益，行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１5”：去伪存真的成本核算
政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撰稿／高小勇
像年年的春运一样，年年的“3·１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大概都是我们还要反复经过的日子。
这些大抵都是中国发展的烦恼。春运，是市场主要通过火车在大规模配置民工这种生产要素，经年不息地在熨平着各地发展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差异的缩小，民工奔波将不再这样汹涌，呼吁加强铁路投资可能都是部门短见，中国的市场会像美国那样更多地依赖公路运输而不是铁路运输)；而年年的“3·１5”呢？年年对制假造假的打击，对消费者华而不实的仪式性保护呢？我以为这个节日的寿命会比春运长久，因为这类烦恼比春运来得更深刻、更复杂，也更顽固许多。
真假生产的选择
每年的“3·１5”，是政府为保护消费者所确定的节日。在这一天，将一些涉案者揭露示众，震慑制假造假者，举办一个“保护”仪式。不过仪式本身表明，有不少的人选择这种假的生产。如果人少，容易甄别，就直接稳准狠惩治就行了，年年搞这样的“节日”仪式成本就太高，各地政府出击，电视主持人表演愤怒和欣喜都是代价。只有在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相对多，甄别费用大，采用“节日”来震慑才经济。
事情的道理跟“严打”相似。记得是前两年，西南财大的法学院院长跟我聊经济学，用他们那个行当的故事。说每年的“严打”是相对经济的。他说，中国人多，市场经济使人的流动性很大，仔细甄别犯罪的成本之高，我国财力根本支付不起，通过“严打”来震慑犯罪，是比较经济的。
制假造假需要年年固定个“节日”来震慑，是不可以将它看成为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怪癖，或有一部分人特别坏的。他们也是理性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是在约束下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理性人。问题只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使他们通过制假造假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做出反市场伦理的选择呢？市场经济的伦理是互利的，单方获利单方受损的市场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损人利己的市场也不会长久存在的。
我猜，制假造假可能是市场发育过程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稀缺所致，可能是市场成长的代价；假设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与制假造假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的真假，是有成本不同的。对有能力把握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企业家来说，选择假的生产代价是很高的。而对于没有企业家知识的人而言，真的生产对他们而言成本就无穷大，而假的生产——制假造假的代价就小许多。如果没有能力又对生活期许过高，怎么办呢？制假造假往往成了这类人的选择。
撇开道德伦理和感情，冷静去看，这类选择与中国选择制造业和印度选择软件业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为何干制造业，因为对人力资本要求相对不高的制造业能容纳更多人就业，中国制造业因此在世界上也获得了比较优势。
印度人为何做软件合算，有很多人讲是他们说英语，降低了他们和发达国家做软件的学习成本和交易费用。我觉得是道理，但这个约束条件似乎并不是决定性的，刻画经济环境并不一定准确。我以为他们这个选择跟印度政府有关。印度政府很长时间以贪污闻名于世，“印度之路”这个词汇就是经济学界为概括印度政府的贪污而发明出来的。
软件和软件外包的交易大都通过网络进行，物流不像一般商品那样需要在传统的物理空间里展开，是隐形的，这就避开了官员的贪污，或者说增加了官员贪污的成本——挣这种钱需要新的知识才行。这样一来，印度软件业比其他行业的成本相对就降低许多，因为在技术上避免了许多政府贪污的成本，于是印度软件业就脱颖而出。
中国不少人制假造假，需要全社会的道德伦理批评和法律惩治。然而，如果从选择行为看，从条件看，我们或许就不会仅仅是年复一年地重复低水平的谴责和愤怒，还会有相关知识的长进，还可能找到消除社会不满意行为的更经济的办法。
经济学对许多社会现象都从人的选择角度看，分析什么条件让人做了这样的选择，或推论人将做怎样的选择。如果大家不满意这些选择行为，就去改变产生这类选择的条件。经济学是拙于道德批评和好坏褒贬的，这就是大哲学家罗素讲的科学的不圆满。
企业家知识与制假造假
几年前，国内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对我说，他要从美国引进一种什么东西，大致是“企业家超市”。他跟我商量，要在北京和上海找一家大房地产商出房子入股，引进美国许多创业计划，把这些计划像商品一样在超市里陈列，让人选择。
我记得，他列举的都是如何创办小企业的知识和计划，比如侦探社如何办、拳击训练班怎么搞，美容理发店怎么做等等。听他讲，他还拉了现任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入伙，希望亚行帮助支持。
他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是一往情深的。听他讲，这么干，就是要培养许许多多小企业家，解决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和企业家精神稀缺的问题，而有了更多的人创业创新，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就业。很遗憾，由于许多约束条件，事情竟然就无疾而终了。
我说这件事是想说明，对制假造假而言，政府还应该做许多工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同时政府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报载，东北某地一企业家原来的生意不景气，又发现新的需求，即在饭店喝醉的人需要把人和车送回家的服务。但是，由于把陌生人和他的财产送回家这种生意需要极高的信息费用，得让这类消费者放心交易才能兴旺起来。
那个老板找到工商局和公安局，要求在他原来的营业执照上增加这项服务，结果被两家部门拒绝。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减少市场发育和市场运行的费用，为节约市场本身节约不下来的费用而存在的，如果这种事都不做，增加了真的生产和服务的成本，那么我们又如何指望假的生产减少呢？
中国从计划经济脱身而来，这种体制本身是窒息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什么人呢？是能从生活中发现社会潜在需求和供给的人。这种人与市场是互为因果的。市场发育慢意味着企业家少，因为企业家知识是天天在市场中习得的，而不是在围墙里的大学所能学到的，后者的信息和知识只是前者并不准确的模拟。比尔·盖茨大学也没毕业就下海了。
另外有调查也表明，温州的企业家文化程度都不高。官员和文人因此有了企业家要提高素质之说，其实讲这些话只是表明他们自己要提高素质。企业家的素质高低在于他有多少真实世界的市场知识，而不是琴棋书画。政府需要真正生产的企业家，减少制假造假，重要的事情还是加紧发育和维护市场自由，减少企业家的创业创新成本。
如果真正的生产成本过高，就不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做企业家，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假的生产，选择制假造假。因为假的生产是不需要多少企业家知识的，当然也不需要为这种知识支付学习成本，没有企业家知识，而又不愿打工，对生活满怀过高期望的人，自然要做这种代价较低的选择。制假造假严重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政府为打击这类行为也耗费着社会资源，也大大增加了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发育的成本。
当然，真实世界的事情比纯粹是套套逻辑的理论要复杂许多。正如前面所说，制假造假并不仅仅是道德缺陷所致，主要还是我们企业家知识缺乏的一个后果，因此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制假造假、盗版模仿，并不全都是损人利己的事。
一些假冒商品市场的长期存在，也说明它有满足市场需求的一面，有增加就业、增加个人和一些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面。去年我约请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国家发改委研究院的专家，给西部一个城市做软件外包的可行性报告。专家建议这个城市是否创造一个打击盗版的小环境，以吸引外包业务。
市长很冷静，说要比较一下外包的收益和打击盗版市场的成本再说。我想，这位市长权衡的是：外包创造的需求，有无可能、在什么时候替代盗版所创造的现实需求。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务实精神。
可以大致推论的是，中国市场的发育和企业家的生长现状，意味着“3·１5”这个节日还会举办好些时间。化悲痛为力量是理性的态度[1]在百度搜索:假货生存调查：旧皮鞋变成假牛奶原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