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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但从现代社会的一般特征来看，这在效率上并不具有优势。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显。而温州商会在这方面证实了，它可以是一个优秀的政府部分管理职能替代者。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控制社会资源的大部，相对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一个重大问题。集中资源与集体谈判是一条现实的选择，这正是温州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温州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但作为新的市场管理参与者，温州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与协调变得敏感。只要商会与政府的管理职能的界定没有法律化、制度化，冲突就在所难免。但是一些潜规则正在慢慢形成，而这又完全靠的是政府与温州商会之间的一种默契。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新生力量的复活
2004年7月19日下午四时，广州东方宾馆门口热闹非凡，一片喜庆气氛。
酒店前已经停满了各种豪华汽车，但是车子还是源源不断地开来，负责接待的酒店服务生忙碌着开车门，做着“请”的动作。各种彩旗和硕大的气球在微风中荡来荡去，伴着乐队欢快的乐曲，熙熙攘攘的人群络绎不绝。
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活动——第三届全国温州商会年会。
“真是大手笔！”一位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啧啧称奇。
“你不知道吧，据说这些钱全部是广州温州商会筹措的，好几百万呢！”
“这是‘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我们那里的市长要来参加都被这边拒绝了！”
据了解，这次商会年会上，广东、浙江两省的主要领导，广州市和温州市政府领导，全国各地驻穗办事处领导都来捧场。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的年会有如此的规模，在中国恐怕还是前所未有。
此次年会主要围绕“相互交流、共同合作、务实创新”的主题展开活动，期间进行了温州招商项目推荐会、年会会长座谈会、广州财富投资项目推荐等。加强异地商会之间的联系，同时政府借此加大招商力度，成为年会的主要目的。
据了解，目前温州市的异地商会已经达到93个，另外还有9个城市正在筹建之中。在温州本地，到2004年上半年为止，温州共有市本级行业商会（协会）114家，占温州市社团总数的1/3。 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处处长王文介绍，目前全国登记的社团有14万多，其中行业协会占到四分之一左右，而且近几年新批的社团，基本上都是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大部分属于政府管理体系，被称为“二政府”，并不是真正的行业协会。
遍及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发展迅猛，这个自主、自治，日益庞大的民间组织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因为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开始崭露头角。
1988：复活
清朝光绪32年——1906年是一个动荡颓败的年代，而在温州一种新鲜的力量开始滋生。
光绪2年（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温州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大量洋货进入温州市场，冲击着温州的小商品生产和自然经济，为了自保，一些行会开始出现，称为同业公会。
根据戊戌变法以后商部奏定的商会章程，为了“保卫商业，开通商情”，清光绪32年温州府商会成立，它的发起者是酱园、典当、钱庄、药业、木业、布业等六个同业公会。
温州商会的百年历史就此开始。
曾专门对温州商会进行系统梳理的温州市工商联调研处处长赵文冕向《经济》杂志提供了如下数据：自温州府商会成立后，旧同业公会最鼎盛的时期数量达到103个，温州在建国前夕尚有98个同业公会。
温州商会一直是民间组织，但到了近代，温州商会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民间社会。
1930年国民党政府开始控制温州商会，安排亲信担当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工商联取代了商会，商会的性质、功能发生了完全的转变。随着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特别是1958年“反右”以后，同业公会完全停止了活动。 沉寂近40年后，温州商会再次复活，并且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温州商会的再次复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温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但也是最无序的地区之一，假冒伪劣质产品充斥市场。
如温州的劣质皮鞋“享誉全国”，甚至在俄罗斯等国际市场上也恶名远扬，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火烧温州劣质皮鞋。
眼看温州的鞋业就要毁于一旦，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自发性的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成立。“当时确实没有办法了，几十块，甚至几块钱的皮鞋怎么不会一穿就破？如果我们协会、商会不带头这样做，恐怕温州鞋业这块牌子从此就砸了！”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理事长陈锡强说。
温州的另一个重要行业——服装业也是如此。
1994年前后的温州服装已经进入到恶性竞争的阶段——七、八十块钱的西服满街都是，各种牌子都有，很多衣服品质低劣，一扯就破。
奥奔妮服饰公司董事长郑晨爱说，在那个阶段，虽然有的企业也在努力，但是人们不相信你温州也会生产好衣服，整个行业的形象更差，没有一个能够叫得出去的品牌，“连上海的大商场都进不了”。
“这是大河和小河的关系，为了拯救温州服装行业，服装商会必须成立！”郑晨爱说。 “你知道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吗？以前我们是害怕说自己是温州人，别人都怕和温州人打交道。可是现在我们说自己是温州人、是温州商会的人，从商人到政府官员都会多看几眼。”包头温州商会秘书长陈金楼感慨地说。
政府管理的替代者
政府一直是中国市场秩序的管理者，但从现代市场经济来看，这并不具有成本上效率优势。比如中国政府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一直不遗余力，耗费巨大的人财力成本，但是效果并不彰显。 五金商会主要对新产品的“外观设计”、“结构设计”及“包装设计”进行维权认定。企业研制的新产品，经商会维权委员会登记、调查、测试合格后，由专家鉴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确定维权期限，并在报刊上进行公示、通告，发给维权证书。
据了解，维权几年以来，商会共维权280多起，但是仅发生侵权行为12件，而且通过维权委员会调解，侵权单位都是主动销毁模具。
让人惊奇的是，一些商会主动邀请质监部门直接上门来年检，温州的眼镜、皮革化工等商会，甚至与质监部门或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合作，分别建立各自的质量检测中心站。这在一些政府性行业协会看来都是躲都躲不及的事情。
湖北省服装协会秘书长毕焰说，目前他们还没有在维权、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而政府现在还没有一个整体规划。
“温州商会的维权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根本不像其他地方，由政府出面进行维权。”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秘书长邵颖说。
事实上，在温州许多事情政府出面，即使花费更大的成本，也是很难有效果。
温州打火机市场曾经自相残杀，劣质打火机四处泛滥，据温州市政协主席，前常务副市长蒋云峰说，“别人的打火机钨丝粗细度是11.5，我们的就是8，有的做到5甚至4，一烧就断”。
针对此，当时的烟具行业协会要求，如果你要进入打火机市场必须要通过协会组织的检测中心，但后来还是有人暗地生产，没办法大家就将所有事情拿到桌面上来说。当时有人提出来，表面应付公约而暗地里依然在生产劣质打火机的怎么办呢？
一着急，大家就发了诅咒：“谁用4或者5的钨丝就是狗养的，不是人生的。”
“显然，这些不是政府强制能够起作用的，温州人天生爱面子，这样的诅咒竟然起到了效果！你根本不会在其他地方的政府性行业协会中看到这样的处理问题方式，而且会取得效果！”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笑道。
温州商会还是一个互助性组织。1994年8月，17号台风袭击温州，温州灵昆岛上得伊莉莎、金发、夏梦等服装企业受到重创，得到消息后，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立即决定前去灵昆岛慰问。“当时没有桥，先坐轮渡，再坐岛上的惟一交通工具农运拖拉机。”
温州服装商会秘书长汪加福说，曾经服装商会的一家企业因为邻居失火殃及自己，商会紧急召开会长大会，现场就捐了5.8万元，没有一家企业不慷慨解囊的，企业三个月后就恢复生产。
以前这些都是政府统一组织的，一些救助活动也要组织好长时间，但是商会却在最短时间帮助了企业。
集体力量
温州商会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它的承认程度令人惊奇。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温州商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据包头温州商会秘书长陈金楼说， 2003年11月18日，河南省安阳市温州商会成立。安阳市委破例把成立仪式放在市府大楼前，而且特批500多条庆祝成立的横幅悬挂在安阳各主要街道，这在安阳历史上是没有的。当时工商局就不满意了，准备发难，可是当听说是温州商会，而且除市长因公外，其他市委领导全到场，市委书记还亲自揭匾，就只好作罢。当地电视台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将商会成立放在头条，而将政协会议召开放在后面。
“现在只要是各地温州商会成立，当地政府要员都是拼命欢迎，大开各方面的绿灯！” 陈金楼说。
1997年四川省温州商会成立的时候，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宋宝瑞大力支持。
全国首家民间异地商会——昆明温州总商会成立准备期虽然历经波折，费劲口舌，但是会长张国光告诉《经济》说，成立的时候政府官员还是悉数前来捧场。
武汉温州商会会长周冠成在武汉同样是政界的红人。
周冠成告诉《经济》说，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曾要求湖北省邀请国内国外五个人来谈如何发展武汉市的民营企业。其中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仅为8分钟，但是在谈的时候，周冠成一个人就给了40分钟。
更让周受宠若惊的是武汉市市长李宪生上任后13天，就找到周冠成商讨武汉企业的发展问题。
现在周冠成参加湖北省、武汉市的各种会议。“有时候太忙了，今天还在温州，明天武汉开会，还必须赶回去！”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岳清告诉《经济》杂志记者说，他们全力支持内蒙古温州商会，“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将此归结为地方政府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温州商会带给他们的是税收、就业等各个方面的好处，从交易角度考虑，自然会多加照顾。
据温州市协作办主任蔡永进提供的数据：目前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累积投资达到1760亿元，创办工业企业1.88万家，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600亿元。
有政府的热捧，温州商会在各地办事如鱼得水。
包头温州商会秘书长陈金楼说，只要有事情需要市委领导解决，商会都会出一个和政府文件一样的商会文件——包头温州商会文件，格式即是内（蒙古）包（头）温字某某号，然后请领导签字就可以，“领导很爽快的！”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占据社会资源的大部，相对于处于弱势的企业如何和政府打交道，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企业的一个重大问题。集中资源与集体谈判是一条现实的选择，这正是温州商会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温州商会深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包头温州商会会长常务副会长何经鹏至今仍难以忘却自己在包头的经商经历。
何有一家编织厂，规模一直不大，1994年以后一家媒体对何的工厂做了点宣传。没想到第二天何经鹏就傻眼了。工商税务全部上门来查账，原因是既然你何老板这么有钱，就应该来查查，“一年六次啊！虽然我们是守法经营，但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
后来何经鹏加入了包头温州商会，他的烦恼终于有了了断。“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感到有多大作用，后来经过商会协调，作用还真大！”何经鹏目前已经成为政协包头市东河区委员会常务委员。
“你知道吗，我现在和以前查我账的那些工商税务的局长坐在一起，很好协调，根本不像以前。我也有了政治地位。”何经鹏抑制不住激动地说。
本土化与国际化接轨
一个关于温州商会的传言说：很多人在见到温州市领导和商会会长的时候，首先会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市领导。
“民间毕竟就是民间，市长就是市长。中国这种情况下，绝对不会出现。”温州市总商会副会长吴祖联笑着说，不过商会到国外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通常老外和会长握手而不是和政府官员握手。
温州商会在国际市场上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有时是不可替代的，其中经典之作是反击欧盟对温州打火机的反倾销行动。
2002年6月28日，欧盟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当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周大虎听到这个消息时，一下子就傻了眼，“反倾销”案件，政府不能介入，而且不能在一些相关场合出面，而周大虎他们从未经历过此事，对“反倾销”一无所知。
2004年7月14日，当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后，周大虎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依然感慨万千。
“大家坐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想打，又觉得自己太小，财力也不够。就这样傻傻地呆了七八天，后来有关专家就说你们怎么还不准备，应诉是有时间期限的，也就十几天了。”
“大家这样一听，更炸了锅。但是‘不打白不打，不打白挨打’。商量后，大家觉得还是只有协会出面，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协会是民间组织，不是政府部门，而且可以集结力量。”
但在请专家、律师以及启动资金筹钱捐款的时候，20多人在会议室里面僵持住了，谁也不肯第一个掏腰包。“有人给我说，大虎，你不要在最前面捐款，你如果出多了，你让我们后面的怎么办。”
“没办法。看来还是要我会长带这个头，于是我捐了10万！”
后来这次捐款有近百万——也成了第一批打官司的启动资金。开始参与的有20多家打火机企业，最后定下为16家。经招标，协会选择了最贵的一个国外律师。
2003年7月25日，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反倾销一案自动终结，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为代表的打火机企业胜诉。
“当时我们只知道胜诉的感觉真好，后来才通过媒体知道是中国加入WTO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我国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周大虎说。
还有一个让温州打火机企业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因为协会出面组织温州打火机企业带来的胜诉，现在不管到哪个地方、部门，十个人有九个人知道温州打火机。“这是我们协会、行业花几千万广告都得不到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