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四十八

弘道录卷之四十八

信

君臣之信

《汉书》：楚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之杀项梁，奋身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栗悍猾贼。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怀王乃不许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录曰：楚怀王，岂比於汉更始乎。怀王优沛公而否项羽，观其遣将之言，庶几南面之庶，然而卒陷强暴之辱，所谓过涉灭顶，不可咎者也。更始忌刘稷而并执演，观其愧作之态，真乃庸劣之流，然而自取贼刘之辜，所谓何校灭，耳聪不明者也。夫是而有异也。

沛公既定关中，乃悉召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食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录曰：西汉二百年之业，所以卒定於关中者，约法之肇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贾生之论，亦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今观汉庭之论，纷纷不一，娄敬田肯之徒不足深究，至於张良之智，宜乎有见，顾亦蹈奉春之绪余，而不切根本之实意，殊不知三章之约贤於百二之形，按堵之情便於建瓶之势。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然则金城之固，宁比於父老之心，沃野之饶，孰愈於壶浆之薄。羽虽能违一时之约，独能技百世之鼎乎。

文帝初封代王，诸吕既诛，大臣相与谋议，迎立代王。群臣张武等皆曰：汉大臣，故高帝时将帅，习兵多谋，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曰：不然。秦失其政，豪杰并起，人人自谓得之。然卒践天子位者，刘氏也。以吕太后之严，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卒灭诸吕。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长安，太尉勃请问，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录曰：文帝二十三年之天下，次信於宋昌之片词，张武等固不逮也。其却太尉之请，词意确然，益足以见其存心之笃矣。孰谓区区代邸，而有斯人哉，有斯人哉。帝之侯昌，良有以也。而张武等官，不过九卿，又足以表王者之无私矣。岂其独惜朱虚之寸土，不以全大臣之信，而安兴居之心乎。然则，公言终有负，而请闲者不可以责矣。

文帝赐南越王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第，诮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於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陆贾至南越，南越王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

录曰：孔子告子张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夫南越，尉佗通诛之一物耳。虽微堂堂万乘，亦孰不讳侧室之言乎。借使不讳，孰不矜夸中国之盛，兵甲之强乎。而不知天以完德命于帝，帝以完名恣于己。其出言，本于吾心，非有所勉强，真可以贯金石而及豚鱼，蚓夷狄蛮貊犹夫人者耶。其中心悦而诚服，亦不啻出於自然，而岂由于勉强哉。子张徒能书诸绅，而不能见诸行，帝之天资肋合，虽无参前倚衡之功，而实有明效大验之着。可见圣人立言於天地问，若化工之显於物，无伺耳耳，而提面面而命之矣。

又遗匈奴单于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顷遗朕书，愿复兵休士，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王之志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其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诛。单于若称书义，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

录曰：愚观帝之与匈奴约，岂如《春秋》要质鬼神，刑牲敌血者哉。其诚信出於本心，如书中所言，譬则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祷，真得帝王制御夷狄之道也。不徒有以信之，而又有以待之。胡越一家，华夷一休，百世之后，见此一日也，岂不盛哉。

上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走，乘舆马惊，使骑捕之。时张释之为廷尉，奏以此人犯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伤败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后有人盗高庙座前玉环，得，亦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此人无道，盗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上乃许之。

录曰：人知释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也。夫天下不息法之不公，而惟人主不能用法之过。皋陶曰在辟，帝亦曰在辟，皋陶曰在宥，帝亦曰在宥者，能用法也。言足以拒练，智足以饰非。以为天下皆出於己之下者，不能用法也。是故墨鼻不已，至於炮络，炮络不已，至於制剔者，岂皆无法哉。汉自三章之后，至文帝除肉刑，除收挚相坐，除诽谤妖言，其心於爱民之本者矣。犯跸盗环，一时之怒，私也；罚金弃市，三尺之法，公也。惟不欲以私害公，故不终以情挠法，帝可谓天地日月矣。过此，若张杜邮宁之流，专以人主之意指为狱，则当时之为君者，从可知矣。呜呼。长陵杯土，臣子所不忍闻也。人匪言之不能，如此畏忌，何哉。故曰：知释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不知法者也。

倪宽，武帝时为中大夫，迁左内史。既治民事，乃观农桑，缓刑罚，理狱讼，毕体下士，务在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至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竟，以负租课殿当兔。民闻，惟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负檐，输租不绝，课更以最。后积官至御史大夫。

录曰：宽本儒生，其治民，谓之儒则可。谓之法则未也。何也。当今直指之官，以假贷为防，一书殿最辄不可易，况以军兴从事乎。汉之罔疏禁阔，尚犹及见此等风俗。此等风俗，贤於季世远矣。非其人之温良，守之介特，安能若是耶。不然，狙桧之尤，狡滑之雄，何处无之，而能大家牛车，小家担负，果孰使之哉。乃知信爱孚於刑辟，儒官仇於俗吏，不可以不录也。

宣帝时，张安世、杜延年并列九卿，二人忠信自着，谨慎周密，外内无问。每定大政，已辄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即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耶。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幕府长史迁辞去之官问以过失。长史曰：将军为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边，远权势如此。故天子甚尊惮大将军，然内亲安世，心密於光焉。延年亦安和，备於诸事，久典朝政，上信任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是时四夷和，海内平，大将军灭后，独能保固终始，天下称之。

录曰：自夫子犁牛辞角之瑜，往往论人者不当，系於世类大贤且然，蚓安世、延年乎。而论者叉曰：天道好还，盖浅之也。天岂屑屑於其问哉。已为不善，则天下后世曰不善之人也；已为善，则天下后世皆曰善人也，岂不益可信哉。不睹已然，而逆其未然，吾未见其能观人也。若二臣之忠信谨厚，正吾夫子所谓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者，然则圣人之论大旨高，此又可见。

韩延寿为颖川太守，郡多豪强难治。先是赵广汉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许。延寿欲更之，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设酒食，亲与相对，问以谣俗，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及收租赋，先明布告其曰，以期会为大事。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棰楚之忧，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有欺负之者，辄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百姓遵信其教，数年颖川大治。后入为左冯栩。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讼田，延寿大伤之曰：幸得沟位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咎在冯栩。因入外传舍，闭阁思过；令丞啬夫，亦皆自系待罪，於是讼者传相责让，皆自髡肉祖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延寿大喜，乃起听事。郡中翕然，莫不转相饬厉不敢犯。於是恩信，周褊二十四县莫复以词讼自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