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五十

弘道录卷之五十

信

君臣之信

仁宗信任大臣，择报聘契丹者，吕夷简荐富弼。时帝以平治责成辅相，而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至入对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帝为动容，进枢密直学士，弼固辞曰：国家有急，不可惮劳，何至以官爵赂焉。遂往。

录曰：史称帝刚断不足，岂其然哉。以平治责辅相，以北事责富弼，以西事责仲淹，帝之断有余矣。有道之世，大抵如是。及其衰也，猜忌生焉，嫌疑作焉。推原其故，正以怀禄者多，狗国者寡，贤不肖混淆，以致君心之不固也。然则弼之辞官，岂无谓哉。

富弼至契丹，见其主曰：两朝继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主曰：南朝违约，塞祷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弼曰：塞鸣门者，备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遂进说曰：北朝忘章圣皇帝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尔。主惊曰：何谓也。弼日；昔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上下离叛，故契丹师胜。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兵精马壮，法令修明，上下一心，果欲用兵，能保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详。

录日：始契丹之报聘也，择，无敢遂行者。虽郑公毅然请往，而欧阳公上章留之，岂非天下之至难乎。及郑公之既至也，虏未见可畏者，虽反覆数百言，未尝有以难之，又安见其至难哉。盖不难於夷狄，而难於信义。中国之所倚仗，惟信与义，可以摄服夷狄之心。合此而论强弱，较胜负，非君子之所敢知也。然则今之鞑靼，岂皆无一毫之人心乎。抑无信义哄结之乎。若芍开诚布公，啖以利害，晓以荣辱，虽未能尽如吾意，亦不至如斯之背戾也。然则为国者何惮而不为乎。

富弼复如契丹，特和亲、增币二仪。及誓书往至，不复议婚，专欲增币，曰：南朝既增我岁币，其辞当日献。弼曰：南朝为兄，岂有兄献於弟乎。然则为纳字，弼亦不可，曰：南朝既以厚币遗我，是惧我矣。则於二字，何有。弼曰：本朝兼爱南北，故不惮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古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当时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哉。声色俱厉，主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

录曰：景德之誓书一，庆历之誓书二；景德之和好近，庆历之和好远。畎亡宗之世，略不如汉，谋不如唐，强不如秦，富不如隋，惟恃一弼之诚信晓争。二字之献纳，华夷之际，亦可观矣。虽然有帝之谦光，而争纳字不为过；有帝之节俭！而增岁币不为侈；有帝之天性七爱，而弥息息兵不为虚文。不然，口受之词，与临发之言尚有异同，何况异日之史笔乎。此又不可不知。

时西边用兵，守备不足，种世衡建议：延安束有故宽州废垒，请城之，以当寇冲，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束之粟，北可图银夏之旧。朝廷从之。及成，赐名青涧城。蕃部有牛家族奴讹者，素屈疆，未尝出谒郡守，问世衡名，遽郊迎，世衡与约，明日当至其帐，往劳部落。是夕雪探三尺，左右曰：地险，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结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绿险而进。奴讹方卧帐中，谓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讹大惊曰：前此未尝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罗拜听命。世衡在青涧城，元昊未臣，其贵人野利兄弟亲信用事，欲谋问之。有僧王光信者越勇，习知蕃部道路，奏以为三班借职，乃为问书，使遗其贵人，喻以早归之意。元昊信之，果疑野利兄弟，卒以诛死，使其臣李文贵报言，许以通和，愿赐一言。世衡以白仲淹，谕以朝廷，开纳德意，纵使还报。自是元昊请降，遂称臣如旧。

录曰：愚观矜氏，本出放后，初无闻於时也，而其后世遂为名将。要其立功，青涧奴讹为始，野利刚浪为终。其始也，临不测之渊，冒不虞之险；其终也，以前日之信，立后日之谋。今之为边师者，可不知所务乎。或曰：世衡之时，有仁宗在上，仲淹在下，故能成功。若君非宽亡大度，将非公正明信，则虽欲央策於一时，且不能，况望驰声於后代乎。此又不可不察。

司马光为人忠信正直，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大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问，皆化其德，有不善，必曰：君实得无知乎。及居政府，凡新法为民害者，划革略尽。或曰：配一丰旧臣多俭巧，他日有以父子义问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於是天下咸信之，曰：此先帝本意也。

录曰：人何以不可对人言乎。盖人者，对己之称，己非可以自欺，而可欺人乎哉。今之欲欺人者，虽百计言话，然其本心之明，有终不得而昧者，是叉支离湎涊，歌言而超起也。《大学》传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又曰：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人岂有不自信，而能信于人者乎。其所以厘革宿奖，勇罢新法，皆其自信中来也。虽天下祚宋，亦未如之何也已。

唐介拜参知政事，自以进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义，纯诚尽公，多所献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与同列论政事，反覆再三，未尝阿屈。於祖宗法度有所更变，近臣有所进退，尤极其慎。虽在帝前，必究切辩折要，是非之归，未尝反顾。帝於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风采。录曰：愚观唐子方何其幸哉。始也，直声满天下；终也，直道满朝廷。士之生斯世为斯民，虽微贱，亦思自副，蚓贵重乎。虽一命，叉思自效，蚓相业乎。其所以益感知遇，敬信不疑，上下之问，同是无负而已。常安民主信为治，至人不忍欺。与安惇同俺，惇深奸，常毁素所善者，安民曰：若人不厚於君乎。何诋之深耶。惇曰：吾心实恶之，姑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谓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还君，当贵输我。故安民常曰：处厚若贵，天下事可知，我当归谢，宁复校是非邪。第恐累阴德耳。后惇子坐诛，果如其言。时元丰用事之臣虽去朝廷，然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尤窃忧之，贻书吕公若曰：善观天下之势，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宁。无事之时，语人曰：其后必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见几微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於可忧。而忧之於无足忧者，至忧也。夫去小人不难，而胜小人为难。陈窦五王，皆前世已然之祸，今虽登进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内之英，使皆萃於朝，以胜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外。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则人胜；以一人而制两虎，则虎胜。奈何以数十人而制千虎乎。其言历历皆验。又言：昌惠卿贱性深险，今过阙必称先帝而泣，以感动陛下，希望留京。后请对果然，帝正色不答，时论快之。又尝极论章惇、蔡确、曾布。时蔡京之恶未着，人多未信，安民独言：京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章前后至数十百上，皆确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