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录卷之三十

弘道录卷之三十

礼

君臣之礼

《宋记》：太祖皇帝常读二典，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於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骂辱不及於公卿。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法理深害，多得贷死，惟臧吏弃市，未尝容赏。

录曰：此宋朝家法过汉唐，后世鲜能及也。夫礼义康耻，人主所以鼓动维持。举末世於三代之隆者，缙绅之所以异於闲阎，人类之所以异於禽兽，君子之所以别於几民，所系盖不细也。至於臧吏，尤为至切，一有所犯，率至不宥。所以终宋之世，虽臣下有罪，苟非臧犯，法当窜逐，人君自请与一善地，未闻有受杖而毙，受戮而辜者。岂非祖宗用心之厚，子孙守法之善乎。

太宗尝召翰林学士窦仪草制。仪至苑门，见上岸积胱足而坐，因却立不肯进，太祖遽索冠带而后召入，仪遂言曰：陛下创业垂统，宜以礼示天下，恐豪杰闻而解体也。太祖敛容谢之。由是对近臣未尝不束带。

录曰：帝之窒欲，非古人之多欲者。其岸情胱足，一时之偶耳，索冠敛容出于本心，非有所矫揉而为之也。仪本以厚重见推，岂肯陷其君於无礼哉。其部立不进，庶几自重之义。呜呼。君臣之问，两得之矣。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亲试礼部贡士於讲武殿，始分三甲，锡宴于琼林苑，宠之以诗，遂为定制。

录曰：鹿呜之宴，宾兴之盛典也。琼林之宴，使造之殊恩也。我朝名恩荣宴，特异於是，又制百官朝服，称贺致词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礼当称贺，则又非常礼之可比也。

《言行录》：仁宗天圣四年，侍讲胡瑷当召，对例须先就阁门习仪。瑗曰：吾平生所读书，即事君之礼也。何以习为。阁门奏，准令就舟，次习之，上亦不之强，人皆谓山野之人必失仪，及登对，乃大称旨，上谓左右曰：胡缓进退周旋，举合古礼。

录曰：今时朝见之礼，俱赴鸿胪寺习仪，正恐草莽不知。此乃定例，着於典章。若缓之破例，又可以见人主圣德优容，无所不至，而盛时气象，亦略可占矣。录之。

《列传》：神宗熙宁元年，富弼入觐，许有舆至殿门。帝御内束门小殿，令其子掖以进，且令毋拜，坐语从容，访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为，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苟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也，祸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曰反乃退。

录曰：当仁宗之相弼也，尝有言曰：隆之以虚礼，不若推之以至诚。今观肩舆至殿，坐语毋拜，所谓礼也。谏则叉行，言则叉听，所谓诚也。以帝之初，政如曰方升，而弼之者，成如着方次。诚哉，对病之药，立效之砭乎，奈何其不然也。转沛然之势而为默然之应，虚礼虽隆，推诚未至。观於二帝之问，而其得失之判若霄壤矣。

哲宗元佑元年，诏太师文彦博平章军国政事，时年八十一矣。彦博逮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来聘，望见其人於殿门外，却立改容曰：此二腾公也。问其年曰何壮也。苏轼曰：使者见其容，未闻其语。其综理庶务，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穿古今，虽专门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异人也。西兄有名马，请於边吏，愿以馈诏许之。其为外国所敬如此。至是司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辅。宣仁太后乃有是命，特隆其礼，令班宰相。上六曰一朝，两月一赴经筵，古今罕以为比。时公对上泰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曰，上屡却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至去。及程正叔为侍讲，以师道自居，每侍上色甚庄，继以讽谏，上畏之。或谓正叔曰：君视涤公何如。正叔曰：腾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此吾所以不同也。

录曰：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故以游公而当正叔之任，铃不肯废坐讲之礼；以正叔而居游公之位，又岂能易敬慎之常乎。

苏轼为翰林学士，每经筵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尝锁宿禁中，召见便殿，太皇太后问曰：卿今为何官。对曰：待罪翰林。曰：何以至此。对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太皇太后与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程颐请就崇政延和殿讲读，上疏曰：臣近言迩英渐热，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闻给事中。顾临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生於殿上，以尊君为说尔。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尺，始於明肃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矣，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

录曰：程颐之议坐讲也，凛乎其正；苏轼之见便殿也，惧乎其遇。一则宋朝家法远过汉唐，一则太后慈仁有同尧舜。百世之下，令人起敬起慕之不置也，岂不美哉。

绸《礼志》：太祖即位之明年，太常博士聂从义上三礼图，诏集儒学之士详定之。开宝中，命中丞刘温叟、舍人李防、知制诰卢多逊、补阙贾黄中、员外郎和岘等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太宗尚儒雅，修明典章，大抵旷废举矣。真宗承重熙之后，契丹通好，天下无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阴，盖一时弥文之制也。先是天禧中，陈宽编次礼院，所承新旧诏动不就。仁宗天圣初，太常博士王嗥始取国初，至乾兴所下诏，动删去重复类，以五礼之目为礼阁，新编六十卷。景佑四年，贾昌朝撰太常新礼及祀仪。皇佑初，文彦博又撰大飨明堂记二十卷。至嘉佑中，欧阳修纂习散失，命官设局，主通礼而记其变，及新礼以类相从为百卷，赐名太常因革礼，异於旧者，盖十三四焉。

录曰：愚观史之微意虽未露，而为仁宗致惜不既多乎。何也。太祖承五代之乱，虽以禅受而王，未能身任制作之实。太宗当兴国之运，昆从多致暂阻，何有尽善尽美之图。真宗弥文之制，不满者多矣。至於仁宗当积德百年之余，正制礼作乐之曰。且帝之所禀者，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其所施者，以莫不爱，以莫不敬，而溥天率土，怛敬怛爱。又非他君可以彷佛其万一也。苟有如周公者辅而相之，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

金声而玉振之，何至率吏文之旧，无着迷之体，如史之所惜哉。且仁宗笃於好学，尝因王沬讲周礼，命画车服冠冕、篷豆盖盖之制，而不能详其制作之本，以自企於三代之隆，况其他者乎。或曰：使鲁两生遭逢其时，果能制作乎。曰：不能也。夫至礼与天地同序，至乐与天地同和。苟非天下之至诚，尽己性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赞天地之化育，不能及也。两生虽能守鲁之礼义，然岂能致中和，如子思所迷者哉。而况於宋兴人主之学惟务博览，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可以同日语哉。然则仁宗之所好，亦不过器数之末而已。无怪乎，不能副所望也。

朱熹乞修三礼云：臣闻之，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茸，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疏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自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未，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於其问，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实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臣顷在山林，尝与一二学者考订其说，欲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於礼者，皆以附於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而私家无书检阅，无人抄写，久之未成。会蒙除用，学徒分散，遂不能就。欲望圣明，特诏有司，许臣就秘书省关借礼乐乏书，自行招致旧曰学徒十余人，踏逐空问官屋数问，与之居处，令其编类。虽有官人，亦不系衔请俸，但乞逐月量支钱米，以给饮食纸札油烛之费。其抄写人下，临安府差拨贴书二十余名侯，结局曰量支犒设，别无推恩。则於公家无甚费用，而可以兴起废坠，垂之永久，使士知实学。异时可为圣朝制作之助，则斯文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