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国龙教授讲《道德经》第二十六章

原文：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注解：《道德经》的某些章节，确实令人费解。例如这一章，大意是劝诫君主要稳健持重，像出门远行不能离开车马行囊一样，即使遇上嘉年华式的欢乐聚会，也要看守住行囊。这些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确实不容易理解。谁家的君主出门，会需要看守行囊呢？如果君主的生活活该像走镖的，谁能想象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谁又能说出君主活该如此的道理？实际上，不管谁家的君主，只要出门，总是吆五喝六，仪仗队列，前呼后拥，惊扰百姓倒是常有的，谁见过君主当真像独行侠一样微服私访？所以不好懂，《道德经》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特别好旅行的君主，而且旅行属于域外探险的性质，不在自己的国度里晃悠，这就是西周的第五代继位君主周穆王，时间大约在2900多年前。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人，将周穆王的旅行传奇编写成《穆天子传》，害得学者们至今要研究周穆王的旅行路线、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远古部落等等。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那段爱情缠绵。因为西王母大约是西域某部落的首领，不仅展现出异域风情，还灵光乍现地闪动过异域的信仰和文化，成为后世道教神仙信仰的一大渊源，所以不仅《道藏》中收录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的探险之旅，也成为中国文化探源的一个有趣的题目。照着周穆王的例子来看，万乘之主能够套起万辆马车的大国君主去旅行，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虽然只是干自己想干的，不曾为老百姓谋什么福利，但也不会无端打扰，让老百姓觉得坏了许多事，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君主，能被后世想起的没有几人，而周穆王是其中之一。

按照太上，下知有之的领袖学，周穆王之好远游，即使不是应该鼓励的，至少也是毋须担忧的，所以这章所说的万乘之主，想必不是周穆王类型的。那么，什么样的君主会让老子担忧呢？作为君主的辎重是什么？轻躁的表现又有哪些？

《左传》里有这样一句话，几乎可以作为古代关于国家的理论纲领，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用信仰和仪式凝聚国家共同体；戎是军事，凭武力抵御外来侵扰。这一内一外，一文一武，是为政治国的两大支柱，哪边都不能有闪失。《道德经》所说的君主之辎重，最可能的合理解释，就是祀与戎。这两个方面，哪方面都不能轻躁地对待。

比较而言，中国古代轻玩武力的君主确实不多，中国文化也没有将武力作为国家战略首选工具的传统，充其量，也只是从春秋时代伊始，君主们喜欢学着周武王在盟津集合诸侯、商议讨伐商纣王的样子，搞些观兵也就是阅兵之类的活动。观兵当然有战略威慑的意图，但通常都收效甚微，甚至还屡屡受到讥讽，说是君子耀德不观兵。展示德行或者炫耀武力，中国社会已经为君主们做出了选择，所以轻躁地动用武力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好找，当然也就不是《道德经》最担忧的。

如果说在军事方面，中国的君主们并不轻佻好战，反而是连防御也常嫌不足，所以不轻躁也不敢轻躁，那么在祭祀方面，则轻躁任性的君主代代有之。我们先列举一些例证，然后再分析其危害，理解《道德经》为什么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第一个例证，是商纣王的曾祖帝武乙。《史记》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这纯粹是戏剧性的侮辱天神的活动，让一个戏子之类的人装扮成天神，来与帝武乙搏斗，就不敢也不可能取胜，除非像古罗马的斗兽场那样，弄个死囚来扮天神，自然能赢得了帝武乙。而将兽皮盛血，挂起来当箭靶，叫做射天，更不会有任何娱乐性，只表明帝武乙的目的就在于僇辱天神而已。

第二个例证是汉武帝，在统一信仰以整合社会、学术思想多元以激发活力的国家发展战略上，他似乎完全搞颠倒了。按理说，汉承战国、暴秦离乱之后，应该以统一的信仰作为精神主导，重建社会共同体，学术思想则应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的基础上，激扬其深泓而肆的历史大势，保持创造性的活力。而汉武帝的做法，是在学术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信仰上则皮里阳秋，一方面像传说中的一统天下者那样，登泰山封禅，而实际目的，只是听信了燕齐方士的蛊惑，要去求仙，还先后搞了六次，并留下一句震撼天下的名言，说是若能像黄帝那样修炼成仙，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

第三个例子是梁武帝，先后四次到同泰寺出家为僧，又先后四次被臣民用巨资赎回。经过这四次折腾，佛教方面斩获四万万钱，算是赚得盘满钵满了，都下珈蓝，穷极富丽，梁武帝更是过足了救世主的瘾，好像臣民既然花费巨资将他赎回来，那就说明不是他需要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需要他尽管对于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说，要往返四次出家，实在有些搞笑。至于萧梁王朝，则从此衰败，于是发生侯景之乱，梁武帝困饿致死，南梁实际已灭亡。

这前后三个武帝，做法不同，信仰皈依不同，但带头破败祭祀所象征的国家共同体信仰却相同。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信仰共同体，缺乏精神上的内在凝聚力，那就只能仰赖军政之威去维护，于是帝国的军队，主要职责不是抵御外来的侵扰，而是枪口对内，防民如贼寇。例如殷商，帝武乙僇辱天神，固然超爽地嘲弄了君权神授的鬼话，证明了帝王比天神更厉害，但殷商社会却千聚无社，根本就不是一个信仰共同体，所以当周武王率领弱势兵力来攻打这个强大的王国时，殷商的士兵不是奋起捍卫王国，而是在牧野这个地方阵前倒戈，调转枪口一起去收拾商纣王。汉武帝信神仙，不像帝武乙那么暴戾，但神仙信仰是个人如何解救的私事，与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所需要的信仰形态，有本质区别，所以汉武帝之后，大汉帝国只能依靠霸王道杂之的手段竭力维持，不能发挥信仰共同体的凝聚力，从容治理。至于南梁，在梁武帝信佛之前，曾被称赞如金瓯一片，凝聚力极大地鼓励了社会的信心，而自此之后，迅速土崩瓦解，连门阀氏族都丧失了国家认同和担当，于是在南北朝对峙的大格局中，梁武帝出家成为一个影响历史大势的节点，文化相对发达的南朝，注定要输给还在汉化进程中的北朝。

由此看来，祭祀仪式所表征的信仰，确实是国家的辎重，是维系国家共同体的大纲。而信仰的确立和维护，必须着眼于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要求，既不能走向虚无缥缈的虚化一路，脱离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现实性即使某些宗教和信仰说得天花乱坠，像嘉年华一样让人着迷；也不能由君主轻躁任性地选择，脱离国民的接受和认同。否则，就会像《道德经》所断言的那样，失臣失君，在大中华文明史的画卷里，充其量也只是个没有行囊的游客。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