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国龙教授讲《道德经》第十七章

原文：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犹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注解：这一章讲领袖的品格或境界，领袖学的意味很浓郁，而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很遥远。但转个角度想想，高居梵蒂冈的教皇固然是领袖，参加G20峰会的头头脑脑们固然是领袖，游荡在街头的孩子王也未尝就不是领袖。由此述而广之，诸如种田的、牧马的、放鸭的等等，在各自的世界里也同样是领袖，同样发挥着决定行动方向、选择生存模式、协调整合资源、主导组织建构的首脑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在不同的范围内、不同的事项中、不同的情境下，我们每个人都是领袖。至少在精神上，我应该是我自己的领袖。

既然领袖遍地皆是，那么《道德经》的这门领袖学就有些意思了，就可以说给所有人听了，不至于成为屠龙术。因为社会上的某些公众领袖，碍于架子和面子，很难降尊纡贵，俯下身来听老子的话，所以《道德经》的领袖学，在君人南面之术的行业里，不免有些屠龙术的无所施其技之忧。现在好了，既然时代鼓励我们发扬自作主宰的自由精神，那么我们也就有些兴趣，来琢磨琢磨《道德经》的领袖学。不为别的，只为弄清楚我怎样当好自己的领袖。

就我而言，大概只有精神意志堪当领袖之任，其余的智力、体力，包括头脑的思考、五官的接受和分辨能力，手上的技巧、腿脚的支撑、肩背的承受能力，以及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等资源状态，举凡受精神意志支配的有关我的一切，都可以算作民众。面对这些民众，我的精神意志如何当好一个具有太上品格、达到太上境界的领袖呢？

按照《道德经》的衡量标准，太上级的领袖，不讲究有无高贵的出身，有无强势的军政后盾，有无特殊的韬晦谋略，也不讲究什么软实力，不谋求一言九鼎，万众瞩目，只要下知有之，就可以了。

这么说来，做一个太上级的领袖岂不很容易？这要看做领袖的如何自我定位了。如果领袖自认为只是共同体的精神象征，就像精神意志不强求肢体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强求民众去实现领袖的幻想，执行领袖的特殊意志，让民众在自然的状态中自由自在地生活，那么民众就会常常意识到有这样一位领袖存在，从而各安其位，各治其业，就像手足一样，自然协调，自觉配合，而做领袖的也很容易。反之，如果领袖将太上当做太上皇，不但有许多未了的意志要求实现，有许多利益偏好需要安排，而且还要不时刷刷存在感，担忧被人遗忘了，就像精神意志，将自己当做神一般的天才，自以为出身高贵，怀有许多非凡的设想，即使梦寐了，也还要支使身体去完成这样那样的动作，弄得身心难安，那么要想下知有之而各安其位，可就有些难了。

显而易见，《道德经》所倡导的太上级领袖，是个清静无为的正神，有事不慌，无事不忙，让人彻底放松下来。但这种放松状态会不会引发另外一些问题呢？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虑。因为在我们个人的感受中，精神意志一旦放松了，惰性的情绪就会掩袭过来，身心懒洋洋的，作风松垮垮的。这种状态延宕久了，想不颓废都难。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共同体，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所以在历史上，每当道家学说盛行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出现另一种思潮，呼唤励精图治的大有为之君，扫荡积弊，提振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如汉初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北宋时期从仁宗到神宗等等。这样的历史进程，宏观上就构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德经》之所谓太上，意义似乎也只是相对的，只在紧张之后需要松弛时，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然而我们还是要追问，难道说个人只有在常励志的紧迫感之下才能够成就事业吗？如果一个人真的需要常常励志，不阳亢，就颓废，还有可能成就事业吗？若是正常人，定一个志向，坦然做去也就是了。国家、社会共同体的发展，应该也是这个道理，为什么在领袖清静无为，大环境宽松的状态下，反而就不能有序而持续地发展呢？这个历史老问题，只怕是由制度缺陷造成的。正因为制度将发展的契机太集中于领袖一人之身了，要求领袖充当社会共同体的兴奋剂，不能像个人的精神意志那样，任由身心自然协调，放开肌理机能，朝着既定志向坦然做去，所以才会弄得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以至领袖难做，左右都不是人；社会难弄，和谐与秩序不可兼得。这样的制度缺陷不补正，所谓太上境界，就难免是奢谈了。

于是退而求其次，让我的精神意志与身心形成亲和关系，虽然意志有些好表现，过于主动，但身心依然能感受到来自意志的关爱，不独断，不强梗，我的状态，也因此显现得健康而自信。以此言之国家、社会共同体，也就是儒家之所谓仁政。仁者爱人，不为政治利益牺牲民众，正如意志不为自我实现而戕害肢体一样，所以民众亲之誉之。这样的领袖和政治，虽然不及太上的宽松自由，但也很好了，只是在历史上，学者们议论的多，实际范例很少，我们从中挑选一个，以便对仁政的实际情形有个直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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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