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的国士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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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9日，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溘然离世，使我心灵极为震撼。一个月前，我多次联系他和乐黛云老师，想去探望他，可是电话总打不通，座机留言也没回音，突然接到他离世的消息，我给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去一副挽联：

慎思明辨朝乾夕惕重铸国魂为大宗师深孚众望留风骨；

传道授业高品雅量奖掖后学是真仁者广布教泽享米寿。

我和汤一介教授结识于1986年，那年春天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事，我们在研究生院的大门口聊了一会儿天，知道他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汤一介教授。先师王明研究员是北京大学汤用彤教授的学生，当时我正跟随王明老师攻读博士学位，获悉汤一介教授是汤用彤大师的哲嗣，按辈份来说汤一介教授和任继愈教授是我的师叔。后来我和汤一介老师交往渐多，相知颇深，我毕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后，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我文革下乡期间的一个妹妹信红霞考入北大图书馆系，汤一介老师帮了大忙，这件事对我毋宁说恩重如山！当时任继愈教授以国家图书馆委培的名义开了证明信，这也帮忙不小。此后，每次到北大我都和红霞到汤一介老师家中见他和乐黛云老师，简直无话不谈。后来汤一介老师和季羡林教授主编《神州文化集成》，我参与撰写了《道教与丹道》、《道藏与佛藏》两本书。萧克将军主编《中国文化通志》（百卷本）共分十大典，汤一介教授主编《宗教与民俗典》，我参与了《道教志》的撰写，还有我主编546万字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张岱年教授邀请胡绳院长题写了书名，汤一介教授也担任顾问并参与策划，还亲自邀请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和澳大利亚柳存仁教授列名参与。甚至在我评职称遇到不公正的压制时，汤一介教授出面力挺，还有张岱年教授、李学勤教授、黄心川教授、方克立教授、叶秀山教授、王树人教授、张家龙教授等也出面做工作，这使我没齿难忘。后来我的学术专著《道学通论》出版，张岱年教授亲自题写书名，汤一介、黄心川、叶秀山撰写了序言。当时汤一介老师正因肺病在小汤山住院，序言是他在病院中强支病体写的，使我感激万分。这本书是根据钱学森院士的建议，按张岱年老师综合创新的安排，为创立新道学而著的第一本书。张岱年老师说，新儒学的创立已历四代，新道学还没有创立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道学文化才真正是接引现代西方文化的砧木，中国要完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诸多革命先烈百年以来的民主、共和、宪政之梦，必须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这个学术任务就交给你了。奇怪的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学术会议后，我正准备转身离去，突然见任继愈教授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将来的学术重任就要由你承担了。我知道先师王明教授逝世前曾将我的学业委托给张岱年教授和任继愈教授指导，但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因之到北京大学和汤一介老师商量，汤一介老师建议在全国成立中国道家与道教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挂靠哲学所，并亲自来哲学所同陈筠泉所长商定了此事，会长由汤一介老师担任，我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由他在哲学所工作的博士生杨深担任副秘书长。随之，由汤一介、陈鼓应、卿希泰、胡孚琛、李养正、许抗生六位学者联名向全国发出倡议书，得到全国各重点高校、省社科院、著名道观多名学者的热烈响应。这件事情后因某些原因而中止。

2003年以来，我又再次带我指导的博士后陈霞女士到北京大学见汤一介教授，决定重新启动报批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汤一介教授亲自签名支持。2007年9、10月间，陈奎元院长带我到中南海202（原毛主席游泳池）给中央首长讲课，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也于2008年3月被批准成立。2009年11月5日，距钱学森老师逝世4天，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领导原常务副院长汝信、副院长藤滕，院外事局、合作局有关局长和哲学所领导，民政部、国台办、国家出版总署等有关部委领导，知名学者汤一介、方克立、葛荣晋、许抗生、李景源、陈祖武等出席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原常务副院长汝信讲了话，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主持了《丹道法决十二讲》的首发式，高占祥、任继愈、李学勤等为大会发来贺电，成中英、陈耀庭及海外知名学者做了大会发言，会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用午餐，接下来在中国大饭店继续大会分组讨论，胡德平等首长出席了闭幕式。这次大会海内外有800人与会，来自23个国家的海外学者147人，其中欧美国家院士7人，各国大使馆文化参赞6人，美国好莱坞影星2人，还有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负责人，会议的规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式上，汤一介老师特别提议全体与会代表起立向钱学森院士的遗像默哀三分钟，这件事在北京震动很大，等于为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院士的人体科学正了名。我们这次大会开得非常低调，官方媒体没做只言片语报道，但我们的胆识和魄力必将使这次大会载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史册并深入到学术界很多人们的记忆中。

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来衰而复盛一脉相传，伟大祖国的疆土之所以分而复合最终统一，中华民族之所以至今仍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牢不可破的根基。在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里，士为四民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担者，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大脑和灵魂。只要中华民族士气高涨，中华民族就有主心骨和凝聚力，任何强敌都不能使中国灭亡，中国就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中国的百年强国梦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就是不可侮的！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很多人可以号称知识分子，但不能称作士，因为这些人缺少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心。在我同汤一介老师29年的交往中，汤一介教授确有国士之风，他继承了老一辈知识分子教育报国的传统，又时时关注着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年轻学子的时代气息。我一生深受杨石先、黄友谋、陈国符、钱学森、王明、张岱年六位师长的亲切教诲，这些老师都是出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从大学时代就给我灌输了浓重的忧患意识，因此我和汤一介老师可谓心灵相通。汤用彤大师一生酷爱背诵庚信的《哀江南赋》，显然也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无疑极大影响了汤一介老师自幼的心灵。先师杨石先校长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汤用彤教授也曾任南开大学教授，汤一介老师就出生在天津。抗战时期杨石先教授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先师王明教授1937年北大毕业后考取陈寅恪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生，因日本侵华回乡两年，后又间关至昆明考取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文科所首届研究生，汤用彤教授作为导师指导他写出了《太平经合校》，同时入学由汤用彤教授指导的还有任继愈、石峻等同学。中国自清末废除科举创立大学直到军阀混战时期，知识分子尚被尊为国士，社会地位很高，出现了蔡元培主持的自由、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学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名扬天下。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更是名师辈出、人才济济，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材。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

中国的学术教育机构源于古代先民的明堂之制，本来有传道、授业、参政、议政之传统。《尸子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