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教戒律与传统社会道德关系

道教戒律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协调功能。探讨道教戒律的这种社会道德意义，可以促进对道教本身和对传统社会的认识。

一、道教戒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吸收

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是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道德重宗法等级，讲究血缘亲情关系，也重地缘伦理关系，它适合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文明形态，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始终都居于社会伦理的核心地位。它不仅影响社会伦理，亦且影响传统政治和法律，使得传统政治与法律呈现出伦理化的特征，形成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家国一体、君父同格的特征，而三纲五常则成为社会的主要伦理价值观念。

道教戒律在伦理价值观上渊源于我国传统，而且随着道教的发展，世俗伦理观念越来越多地涉入到戒律之中。作为道教最早经典之一的东汉《太平经》中就有《不孝不可久生诫》，强调孝亲与长生的联系。约出于南北朝的《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说欲奉道，不可不勤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教仁义，不可不行惠施，约出于唐初的《虚皇天尊初真十戒文》之第一戒即为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①，而宋元时期的净明道则完全以忠孝为宗旨立派，倡忠孝神仙，奉持《太微仙君功过格》等。其它道教戒律所体现的伦理价值取向也同传统伦理大体一致，如《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要求：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君；与人子言，则孝于亲；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人弟言，则恭于礼②。而《正一五戒品》中则将儒家伦理核心的五常，即一曰行仁，二曰行义，三曰行礼，四曰行智，五曰行信③直接纳入戒律中。可见自早期始，道教戒律便援用儒家仁、忠、孝、悌、爱、惠、恭、和等伦理道德范畴来作为道德修真的信条，并用之作为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准则，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④。其它戒条如不得慢老欺人、不得评论师长，不得面誉人，屏处论人恶、不得轻疏他人之尊长，损己救穷、为人兴利除害、不得嗜酒、不得口是心非⑤，等等，都是中国传统社会所遵奉的道德观念。

随着戒律意识的强化和普化，后期道教中出现了大量的劝善书和功过格，其中更是进一步吸收贯彻了传统伦理规范，将其纳入功德修行的体系内。例如，《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中称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玉历至宝钞》称一曰孝，二曰敬，三曰忠，四曰义，五曰守，六曰忍，七曰端，八曰方，九曰仁，十曰厚，十一曰不骄不诈，十二曰不贪不嗔，十三曰不欺不罔⑥。

二、道教戒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

早期道教以肉体久存、长生人间为信仰追求，这决定了它并非是完全超越的，也决定了它与世俗伦理的必然牵连，因而道教自早期即开始吸收世俗道德。到了中后期，道教以内在精神的绝对超越为目标，于是强调内丹修炼、严格出家修行的全真道出现。但事实上道教却并未因此而相应地走向对世俗伦理的超越，相反地，因为修道者虽以出世为理想，而在实际上却又必然地生存于现实社会中，所以道教又不得不重视对世俗政权的态度，协调与其它社会群体的关系。其途径主要是通过伦理的进一步趋同来达至与世俗社会的一致，结果则是造成对世俗伦理的强化。

一方面，道教通过完善戒律来进一步完善其伦理。通过戒律的完善，道教深入吸纳传统道德，完成伦理的趋同。另一方面，道教不断突出道德修真在达至信仰过程中的地位，道德修真与道德决定论成为后期道教的鲜明特征，如净明忠孝道即是一例。这些都使得伦理道德在道教内部愈益重要。

另外，道教称，其戒律来自于最高天神的降授。《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传自太上老君，老君因见诸男女祭酒，托老君尊位，贪财好色，擅色自用，更相是非，于是向于吉降授王甲禁戒重律，而《老君戒经》则是太上老君授予尹喜：是五戒者，持身法之根。善男子善女人，愿乐善法，受持终身不犯，是为清信，得经得法，永成道真⑦。托太上老君降授的戒律还有《老君音诵戒经》、《太清阴戒》、《女青律戒》、《道德尊经想尔戒》等。

南朝陆修静所造《受持八戒斋文》则称是请授于元始天尊：元始天尊，无极大道，感应灵圣，一切神明。今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欲受持八戒清斋一日一夜，用以检御身心，灭诸三业罪恼者。⑧《玉清经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