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人生哲学的历史作用——兼论儒道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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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儒、释、道三家，长期以来互相抗衡，又互相吸收，互相补充。其中任何一派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其功都不可没。近年来陈鼓应先生等倡中国哲学的主干是道家而非儒家，这一论点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反响。我认为道家思想是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其中的传统哲学中居于主干地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陈鼓应先生等人从思辨哲学的意义上，对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论证。本文则拟从人生哲学的层面上，对道家思想的历史作用给予一个论证。笔者认为，若没有这一层次的开拓，道家的历史作用难以得到深入说明。

这是因为，由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思想，其人生哲学居于核心地位。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是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然而，如果我们了解老子思想的真正动机，我们当可知道他的形上学只是为了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道家的真正动机，在于它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社会人生所依据的道是什么？也就是，人们生存于世，其安身立命之道是什么？这一问题，既是道家、也是儒家所必须回答的问题。正因为此，才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的特征。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天道与人道往往并非是一以贯之之道，而是打成两截的，也就是说，自然观、宇宙观与人生观和政治观往往是分离和脱节的。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天道本身不仅是被作为自然界的本体、本质，而且同时也被作为社会和人的本体去把握、去认识。这个本体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换言之，天道与人道是一个道。这个道，也就是人生所据持的根本。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既以人生哲学为核心，又包含着自然哲学，并以物我打成一片的形态出现。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中国哲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生活实践出发，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入手处，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即是，先在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了悟所至，又验之以实践。要之，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一）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道家人生哲学是与中国文化的其他哲学主流尤其是与儒学人生哲学一道共同起作用的。道家人生哲学因其特殊的品格而与儒家人生哲学既相抗衡，又相互补充，共同支撑着中国人的心灵。正因其互补性，使得中国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同时，由于儒家人生哲学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表层占支配地位的生活理念，因此，要认识道家人生哲学的历史作用，首先必须对儒家人生哲学有一认识，从而可使我们从儒家人生哲学的内在欠缺来看道家所起的作用。

儒家人生哲学是围绕着对社会伦理的关注而展开的。人生哲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个体人生安身立命的问题，涉及到个人与社会的处境关系，以及人面对自己的处境应当采取的态度。与道家人生哲学崇尚自然（无为）、返朴归真的自然型价值取向相反，儒家人生哲学是社会伦理型价值取向。它的基本信念是个体人格与社会历史和天地宇宙的合一，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知心、知性可以知天。在这一信念整体中，首先是对人践行礼的内在本性（仁）的能力的肯定，然后及人，达到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整合。也就是说，通过人的内在本性的扩充，达到与历史、社会秩序和天地宇宙的合一。然而，仁、礼关系本身既有现实的历史的一面，又具有超越性的一面。两者既有可整合的一面，又有内在冲突的可能。环绕仁、礼关系，派生出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特性，因而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仁、礼关系问题。仁指的是个体的道德内在性，个体的自主道德人格，是个体成圣的内在依据。所谓成圣，是个体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而礼，亦有特定涵义，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礼。这个礼，既体现着儒家哲学的理想的历史王道，也是现实世界本身的理想政治秩序。就儒家哲学而言，首先是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历史王道的传承者，把先王业绩看作业已存在的社会蓝图，来观照现实，积极入世。因此，人与历史的同一，承继道统，最终的落脚点在于现实的社会。在这里，礼、仁打成一片。其内在联结的关键在孝悌。仁以孝悌为本，孝为血缘家长对下辈的道德要求，悌则为血缘同辈兄弟之间的道德要求。因而，孝悌从纵横两方面把仁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及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及规范（礼）联系起来。

礼、仁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人类社会的群、己关系。礼法制度，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准则和规定，而仁，则是立足于个体，从个体的层面提出的对个体的行为要求。礼为外在王道，仁为内圣准则。儒家哲学不仅强调仁要合乎礼，而且强调仁向礼的合理转化，也就是说，儒家强调先内圣后外王，即从己身的修养上下功夫，内圣才能行王道，而行王道，也就是把自身与社会群体同一，与社会体制秩序同一，礼治天下，达到仁礼同一。由此可见，在儒家哲学那里，仁与礼相辅相成，践礼以培养仁德，而仁德在礼中呈现。仁礼打成一片，就是道德仁心与社会世界融为一体。

毋庸置疑，仁、礼的规定是儒家伦理的规定，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这又是儒家人生哲学核心所在。这是因为，它在深层次上确定了儒家对生命的态度，确定了对人的道德价值生命的高度弘扬，以及积极的入世态度。仁、礼的这种双向互构，一方面，使人们朝心灵内部探求善的内在源头，培养内在的道德生命；另一方面，又使人们的追求落实到现实社会，认为价值生命的归宿在于体现历史王道的现实世界中。内圣外王既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又是儒家的理想人生的实现。

然而，儒家人生哲学的这一信念整体，又有内在冲突、内在分裂的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王道不仅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而且具有它的超现实性。就它的超现实意义而言，历史王道所代表的是一种审视现实的理性尺度，先王典籍制度中的微言大义（道统）的超越性是特定时空历史现实的准绳。而当人们以道统来观照现实的制度规范（政统）时，往往发现的是历史准绳与现实的礼乐制度的冲突。儒家学说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内在冲突的可能，儒家哲学认为，在外在的制度规范与仁心的冲突面前，应当坚持的是道的责任担当。在孔子那里，如果现存的礼不足培养仁德，或不是作为内在仁德的表现，那么就是必须被废弃或更改的。因而，对于礼，在儒家哲学那里，就有两种基本态度：一种是体现历史王道的内在实质的礼，这是不可更改的，但孔子又认为，夏、商、周三代之礼也是可以有条件损益的，而不是无条件传承的。因而，孔子的最高道德境界是从心而非从礼，君子不可须臾所违的是仁而不是礼。就个体人格而言，是有仁才有礼。仁不可放弃，不可违背，这是个体道德人格的历史，社会的责任担当，亦是人的价值生命的最高体现。

另一方面，道德人格的超现实性历史意蕴，又动摇了儒家人生哲学的整体信念。具有历史承担的道德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如果没有王夫之那样的坚定信念，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在儒家的人生信念里没有提供这个答案。孔子只是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