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政治哲学——“实其腹”

老子的政治哲学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生活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对民生日用问题的强烈关注。他宣讲的实其腹， 就是其民生主义的符号，就是其日常生活政治哲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说明他很善于从日常生活的智慧中去发现、总结政治治理的奥妙。在老子看来：不出户，知天下。 生活中处处有道，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问题，不用出远门，也能知晓治理天下之道。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政治哲学的鼻祖，实其腹是对生活教训饥饿的总结。

中国历史上关于饥饿的记载甚至于灾荒年人吃人的记录比比皆是。据《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记载：汉元帝初元元年（48）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曰：为水饥。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记载汉成帝册免薛宣为丞相时说：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 《论衡》卷十八《齐世篇》讲了个故事：琅邪儿子明，岁败之时，兄为饥人所食，自缚叩头，代兄为食，饿人美其义，两舍不食。 灾荒年辰，饥饿者将吃子明之兄，后美子明之义，兄弟二人才免遭被吃掉的命运。此故事亦可见古代粮食紧张状态下人吃人的现象。按《晋书》卷十二《天文志中》所说：蓬星所出大水大旱，五谷不收，人相食。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 《隋书》卷二十《天文志中》也讲：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见则大兵起，天下饥，人相食。又云：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变动也。角而变色动摇，盗贼萌，胡兵起，人相食。填星之精，流为旬始，旬始照，其下必有灭王。五奸争作，暴骨积骸，以子续食。 《隋书》卷二十一《天文志》下记载：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 这一类记载简直就列举不完，举上述几个例子可略见一斑。

在老子那个时代，人们对饥饿的记忆显然已经很深，可谓刻骨铭心，所以《道德经》多处强调填饱肚子对于大国治理的重要性：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圣人治理大国，使老百姓拥有淳朴的心，充实的肚子，强壮的身子骨，却没有野心勃勃的志向，没有填不满的欲望，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即可。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圣人治理大国，去除眼睛中花花绿绿，只因为大饱眼福靠不住；获取肚子中实实在在，只因为吃饱喝足才是实惠。像所谓形象工程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为了吸引上峰之目，并不是为了满足老百姓之腹。治理大国，重在民生实惠，决不是为了表面上好看，捞取政绩。所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就是讲这个道理。那些自以为有先见之明的制礼之人，其实是把道陷入华而不实的困境，是愚昧无知的开始。从政的大丈夫，应当选择民生工程的厚重实在，而非形象工程的浮华浅薄。在老子理想的社会里，百姓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就是吃饭甜甜蜜蜜，穿着打扮漂亮，住宿安逸舒服，老百姓简直就乐在其中。这当中，吃饱吃好是第一位的。因为饥饿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人生叙事的头等大事。大量饿死人乃至于人吃人对生命带来的创伤性事件，使远古的百姓们顽强地记住了饥饿的教训，而吸取血腥的饥饿教训这一集体的记忆，即由老子为腹不为目、实其腹等话语表述了出来。

博古通今的老子深知治理大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让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即实其腹，进而甘其食，经常有点小鲜可烹。饥饿创伤给中华民族的惨痛历史教训，长久地保留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挥之不去，老子之后所谓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无粮不稳，都是这一记忆的话语符号。而最先提醒我们治理大国必须要首先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就是《道德经》。《道德经》第六十章一开头就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虽未直截了当言说圣人治大国第一位是解决实其腹的问题，但仍然让人感受到其弦外之音。经常有小鲜让老百姓可烹，不就是所谓为腹不为目？唐太宗总结其为政之道时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 不失农时，前提条件就是人君推行简静无为的政治，而不失农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经营衣食，以便年年五谷丰登，实现民安物阜。唐太宗已经充分认识到，治国的根本在于人，而人的根本在于吃穿，这是人的最基本需求，故所谓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以衣食为本。这些思想，带有很明显的老子实其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在内。明太祖《道德真经注》在解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揭示说：善治天下者，务不奢侈，以废民财而劳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宫室台榭诸等，徭役并兴，擅动生民，农业废而乏用，国危。故设以烹小鲜之喻，为王者驭天下之式。 明太祖显然已经意识到，治理大国的统治者务必不奢侈，不大搞楼堂馆所的兴建，厉行节约之风，以避免解决人们吃穿问题的农业废而乏用的危机，以避免民财民力因奢侈被剥夺，扰乱民生，民不堪命，以至于国危而亡。他认定，老子是以烹小鲜的比喻，作为王者驭天下之式，从而指导大国的治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首要任务就是使人民衣食不缺。这是《道德经》注重民生的吃饭穿衣问题，对政治家们治理大国的巨大影响。

政治人物治大国，不可脱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百姓们的生活疾苦不问不闻，不知道民生之多艰，只知道耳听好消息，歌舞升平，自我陶醉，自我吹嘘，这是永远治理不好大国的。老子指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这意思是讲，老百姓是不怕威吓的，用暴力威慑维持统治秩序，逼迫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压榨百姓生活不下去，走投无路，大动乱就要到来了。只有不压榨老百姓，百姓才会拥护你的统治。政治的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而非谋取私利，政治家必须明白老百姓幸福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才能树立起正确的政治目标，使百姓能够实现其人生梦想，提高其幸福生活的指数。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从前我们常常将其批驳为平庸低劣、俗不可耐的人生观，这其实是百姓们最质朴的一种生存表达，是对生存的基本需求。民用雕敝，奸轨不禁， 腐败横行，这是老百姓最为痛恨的事情。而吃饱穿暖，则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最低需求，治大国最起码要解决民生吃饱饭的这一最基本要求。大国之民，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基础上时常还有些小鲜可烹，改善一下生活，岂非更上一层楼，进入小康水平？所以烹小鲜这个比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民生的吃饭问题，实际上其中就暗含民生主义。老子这一有饭可吃且吃饱饭的哲学，最实在，最通俗易懂。

老百姓为何陷入饥饿困境呢？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统治者横征暴敛，无休无止地搜刮民财，供其饕餮，百姓则恶衣恶食，以至于饿莩遍野。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卷四揭示：五谷熟而人民育矣！其神亦不伤人也。其神不伤人，道泰时亨，物阜民富，下有常输，上无苛敛，圣人亦不伤人也。 国家财用出于民，上无苛敛则足以保证民富，民富则保证源源不断的税赋常输国家。反之，巧取豪夺则民穷财尽，国家失去税源，也不可能富强。富强的只是少数皇亲国戚、官僚豪强。老子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政治极其腐败，如同强盗头子一般的统治者，用欺骗和暴力抢夺等手段窃取了高位之后，既得利益到手，就露出本来面目，彻底背离无为之道，宫殿富丽堂皇，食不厌精，过着花天酒地、奢侈淫乱的生活。盗夸榨取民脂民膏，霸占多余的社会财富，凭借着利剑在手，蛮不讲理，依靠暴力作恶多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把田野搞荒芜了，把粮食仓库搞空虚了，人民群众焉得不陷入挨饿甚至于饿死的绝望困境？最终迫不得已揭竿而起，于是改朝换代，进入下一个周期的轮回。

若按照现象学的方法来直观的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官民社会，官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古人留下的格言，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话头都是官民矛盾激化的鲜明写照。史家所谓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士、农、工、商构成的四民社会，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而漏掉了官场社会这非常重要的另一半。官场社会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不小，举足轻重。如果说中国古代话语中所谓江湖代表民的社会，那么所谓庙堂则代表官的社会。官与民的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官民社会。唐宋以后，科举制度成为民转化为官的主要通道，而官员犯错误或退休等等原因，又从庙堂回归江湖。需要从官民社会这一角度去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矛盾，许多问题才能认识得更透彻。官民之间的矛盾又与贫富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做官和发财是紧密联系的，故有所谓升官发财一说，更有所谓棺材谐音官财之说。无论大官小官，做官的相对于民众而言，都更为富有，占用更多资源。而在四民社会中，除了少数的富民，譬如豪绅、地主以及富商之外，包括所谓穷酸的寒士在内，穷人还是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仇官与仇富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劫富济贫，尽管也打劫那些富民，但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劫官济贫，包括官府的财富。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也是民之饥的主要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民生太穷困，官生太富强。老子所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也就是说统治者禁忌太多，不许老百姓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许老百姓做自己想做的事，搞得人民大众越来越贫穷潦倒。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上面的官生太厚，吃得太饱，脑满肠肥，占有的绝大部分生活资源自身根本就消费不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人数众多的老百姓则贫无立锥之地，甚至贫病交迫，家破人亡。正如《太平经》深刻揭示的：夫人畜金银珍物，多财之家，或亿万种以上，畜积腐涂，如贤知以行施，予贫家乐，名仁而已。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 所谓多财之家的金银珍物畜积腐涂云云，就是指责富人占有了超出其需求的大量资源，致使资源畜积腐涂，造成巨大浪费，而那些贫家则连春天播种的种子都成问题，更不用说秋天的收获了。也就是说，天地间的自然资源本来是人类的共有财产，应当由人类来共享，但少数人财富积累过剩，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有饿死者。《太平经》在此打比方说，如同大仓库的粮食，本非少数几个老鼠独自拥有，所有的老鼠本来都有份，但少数凶狠的老鼠却霸占了粮仓吃独食，自己吃不完，还不准许其他弱小的老鼠分食。于是《太平经》耐心地教导那些富有的愚人说，天地所生的财物，并非个别人能够终古单独占有的，富人应当遵从天道，体现仁爱精神，实现天道周穷救急的宗旨，以共养人。试图唤醒那些吃霸王食的独鼠们良心发现，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然而，这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太平经》所抨击的那些吃霸王食的独鼠，主要是指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所谓贫家自然是民。官与民博弈的最终结果，毫无疑问就是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以至于民之轻死、民不畏死，揭竿而起，此时此刻，官府试图以死亡来恐吓民众，也无济于事了。百姓弥贫，不能实其腹以至饿死，民不聊生所导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的治理问题，《道德经》站在社会批判的立场上予以高度关注，并提醒作为官的统治者千万不要忘记这一问题。

与强烈抨击盗夸的财货有余相反，《道德经》高度赞美：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圣人特别关心民生的疾苦，所以自己并不积累财富，对人民群众利而不害，鞠躬尽瘁而不与民争利。正因为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正因为圣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积的圣人在上，人民不会感到经济上的负担重；不争的圣人在前，人民不会感到政治上的危害性。因为圣人不与民争权夺利，全天下的百姓都乐于推戴而不厌弃他，所以他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有人能打败他。圣人之所以不积、不争，是由于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圣人只有把天下治理好的公仆欲望，而无自己的贪心私欲，不希罕那些世俗之人看重的珍奇物品，学习的是众人所不学的东西，以便补救众人常犯的过错，顺万物之自然而不敢有一丁点胡作非为。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圣人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的贪欲，只有一心一意爱民治国的欲望，反而成就了他这个私心。因此，真正的圣人执政治理大国，爱惜民生，体恤民情，大公无私，结果是民富国强，百姓发自内心高唱赞歌，绝不会像盗夸的治理那样，搞得民怨沸腾，出现苛捐杂税满天飞，老百姓缺吃少穿，苛政猛于虎的悲惨局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这是圣人治国理政的伟大情怀，亦即老子所说三宝之首慈的情怀。有了这样高尚的情怀，何愁老百姓不能实其腹。

具体来说，如何才能实现老百姓实其腹？在老子那里，实行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无为政治是不错的道路选择。《道德经》第六十章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不折腾，待小鲜的一面已成熟再翻动，而非不停地翻来复去搅动，这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生动写照。这一写照绝非从纸上能够得来，而是从日常生活里得来的，更具体地说，它是从厨房里面的烹调活动中得来的，与纸上得来终觉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推想起来，老子应该是一位美食家、烹调艺术家吧，常常亲自下厨房动手操练，忽一日，由烹小鲜时猛然联想到治理大国也是同样的道理，于是其烹调艺术家的角色身份，在瞬间又转换为政治艺术家和思想家。

对治大国若烹小鲜，张默生的《老子章句新释》说：烹小鱼，不可常常翻动，恐怕把小鱼弄碎了。治大国，也不可朝令夕改，过于多事，恐怕把国家弄乱了。所以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但治大国若烹小鲜，必须有道的人才能如此。有道的人临莅天下，是无为而为，使物物各得其所。 这样解释，应该说是抓住了老子的真精神。陈鼓应先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个警句，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喻示着为政之要在安静无扰，扰则害民。虐政害民，灾祸就要来临。若能清静无为，则人人可各遂其生而相安无事。如此，则一切外在的力量都不至发生祸难的作用。 可以说，自古以来直到现在，蜂拥而上的注家们，在解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一致认定其精髓就在于暗喻无为而治，其诠释所用关键词都是静态的不挠、不扰、不烦、无为之道。

在老子的理念中，无为就是不控制支配自然、社会与人性，而是尊重自然、社会与人的本性，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假如试图掌控自然、社会，支配人性，不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治理国家，那就是有为。在老子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的烹饪之道，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天道，遵守天道无为的自然规则才能烹调好小鲜，与此相同，运用无为而治来治大国，其思想基础也是建立在天道无为之上的。正因治大国与烹小鲜都遵循天道无为行事，所以老子得出结论说治大国就如同烹小鲜一样。无为而无不为，以无为来烹小鲜则无不为，色香味俱全，同一个道理，以无为来烹治大国，就会收到强国富民无不为的效果。一旦富民强国，老百姓实其腹即填饱肚子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老子讲无为并非不作为，而是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烹小鲜就要求这样，你要把小鲜烹调好，就得按烹调小鲜本身的规律性及具体操作步骤来进行，不能瞎折腾。如果不该翻动时你迫不及待给它翻身，那就会翻腾烂了，这是越位；如果该翻动时你不及时给它翻身，那就会烧糊了，这是缺位；如果应该从边上给它翻身，你却从中间去翻动，那也会翻腾烂了，这是错位。治理国家同样不得越位、缺位、错位，政府必须对自己的管理权限和职能作出准确无误的定位，亦即不得在权限和职能的定位外有为，更不得胡作非为。其实，无为而治并非是政府不作为，而是划定应该作为和不该作为的范围，从不该作为的范围内退出去。无为而治就是要求政府自我限制自己的权力，自我约束，成为有限责任的政府，把无能为力做的事情交给社会，由社会去承担一部分老百姓实其腹的权力和责任。无为而治反对建设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全能政府，因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风险也越大，无限权力要承担无限责任，当老百姓不能实其腹，就会把所有的怨气和不满意都扣在全能政府头上，这样的政府毫无疑问不仅活得很累，而且把自己放在充满危险的风口浪尖上，随时可能翻船。

烹小鲜需要无为而治，治大国亦需要无为而治。无为既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其腹的好处，产生很多实惠，在国家治理中也产生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的效益，无怪老子说：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治大国必须为清静无为的道理，就在于此。可惜的是，漫长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并没有按照老子所渴望的清静自然、无为而治来演出。帝国的统治者们简直太有为，太多欲，太好动，太滋事，试图把权力扩大到无限，成为全能政府，实际上却又做不到，能够为百姓办的事很有限。这样一来，反而搞得民之饥，不能实其腹，使人民群众十分不满意，以至逼上梁山，挺而走险，天下大乱，战火纷纭，而帝国的统治者们也就在血与火里国破家亡，江山易主，无可奈何地哀叹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国古代历史正好应证了《道德经》所揭示的：强梁者不得其死。 具有无限权力、强梁的全能政府无法让老百姓可持续地实其腹，终究走不远。反之，历史将会证明，只有老子倡导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无为政治造成的小政府、大社会，才能使老百姓可持续地实其腹，实现长治久安。这的确发人深省！

实其腹，故重农。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没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如何能填饱老百姓的肚子？由此可以推测，老子是位重农主义者，他对粮食生产是关注的，尽管他没有提出如何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有充裕的供给等一整套方案。但他一再强调要让老百姓实其腹，已可窥视其深谙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的道理，或许这一道理在他的语境中是不言而喻的。

《论衡》卷九《问孔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最重也。对于孔子的观点，王充提出疑问和批评：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在肚子瘪瘪，易子而食、以子为食的春秋战国，人如何能够做到去食存信？这是王充依据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提出的问题。相信老子如果活着，一定赞同王充的这个问题意识，因为按照老子的思路推导，人们自然会逻辑地推出实其腹，知荣辱。

人活着首先要吃饭，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文革时有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说，此说之荒谬不言而喻，且不得人心。粮食岂能分崩离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吃饭本身也难以想象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管你什么主义，老百姓要填饱肚子才能活下去，这才是硬梆梆的道理，天经地义的大事情。导演王全安在说起电影《白鹿原》时这样发问：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的胃远远比我们的思想更深刻？ 胃的深刻性就在于：没有饭吃快饿死的人还能思想吗？这与老子虚心实腹的观点英雄所见略同。在老子那里，老百姓的思想不需要那么深刻复杂化，只要单纯直率、朴实无华就足够了。从肚子空空会饿死人这一点上说，胃远远比我们的思想更深刻，所以老子明确主张治大国之道应使老百姓虚其心，实其腹。所谓实其腹，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来讲就是填饱肚子。可以说，老子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哲学实其腹，也就是填饱肚子的哲学。

今天我们党秉承老子所赞不绝口的圣人的伟大情怀，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实干兴邦，为实现美好的中国梦，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享，以民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把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关怀备至，制定出台了不少惠及民生的福利政策，不仅实现老百姓实其腹填饱了肚子，而且使人民群众走上了全面发家致富的小康之路。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的国家，将来还会取代美国成为经济总量第一位的强盛国家。老子在天之灵如若有知，一定会当惊世界殊！

以上文章为作者在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