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敦煌道教的传播

内容提要：唐代是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既是唐代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热点区域。本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道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认为道经中有关少数民族入道的教义，将对西域各民族产生深远影响。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既是唐代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热点区域。本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并结合史籍、道经的记载，对唐代敦煌的写经活动作一探讨，以展现道教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情况。

一 唐代《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写经

敦煌藏经洞的五百余件道经写本，是研究敦煌地区道教传播的重要文献。唐代道教国家宗教地位的确立，唐代《道藏》的编纂传写，社会上写经风气的形成，是敦煌道经传写的历史条件。敦煌道教的写经风气，与唐代《道藏》的编纂有关。道教学界谈唐代《道藏》的编纂，多言玄宗开元中发使搜访道经、纂修成藏之事。但《开元道藏》的编纂，自有其基础。李唐王朝立国之初，即重视道经的收集整理。贞观二十一年（647），蔡晃、成玄英等三十余名高道，齐集长安五通观，日别参议，详核《道德》[1]。这次对《道德经》的整理，开创了唐代重玄学派解老的风气。到唐高宗时，长安昊天观主尹文操编《玉纬经目》，著录道经7300卷。据员半千《大唐宗圣观主银青光禄大夫天水尹尊师碑》载：唐高宗以晋王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尹文操为观主，兼知宗圣观事。据此可知尹文操时为长安道教领袖人物。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载：昊天观，尽一坊之地。贞观初，为晋王宅。显庆元年，为太宗追福，立为观。尹文操死于武后垂拱四年，则《玉纬经目》应撰于显庆元年（656）至垂拱四年（688）之间。

《宝刻类篇》卷八著录初唐道士王悬河在成都刊立的四种道教碑：《追尊老子号玄元皇帝诏》；《太平公主出家敕》；《置天下诸州观诏》；《道藏经序碑》二。其中的《道藏经序碑》一为高宗制，另一为武后制，于宏道元年（683）十二月刊立，此碑明确称道书为《道藏》。此外，道士史崇玄于唐玄宗先天（712713）中，奉敕撰《一切道经音义》，谓据京中藏内见在经二千余卷，以为音训[2]，亦称长安收藏道经为藏。唐代道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载：书写好的道经须用巾帕包裹，将约五卷十卷的一部道经装成一帙，然后再将成帙的道经装入经函，盛放经函的三层或七层橱柜称为经厨，经厨按照三洞四辅的顺序排列成经藏。按照道教的经法科戒，道经都须作藏保存，而且有总藏、别藏的区分。三洞四辅同作一藏称为总藏，三洞四辅各作一藏称为别藏。所谓京中藏内的道经，就是这种汇集数千卷道经的经藏。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高宗时期，唐代《道藏》已编纂成立。尹文操所撰《玉纬经目》7300卷，应是在北周道经的基础上编成，北周玄都观道士上《玄都经目》（6363卷）和通道观道士王延校《珠囊经目》（8030卷），是北周武帝敕命编校道经的成果。北周通道观收集的近万卷道经，经历隋末农民起义的战火，大多已经流散损毁，这就是尹文操收集重撰《道藏》的原因。尽管如此，当时长安的道经仍很不完备，道士史崇玄等修《一切道经音义》时，已经发现长安《道藏》散逸不全、错讹伪妄等问题，他在《妙门由起序》中说：其所散逸，佇别搜求，续冀修缮，用补遗阙。为此，唐玄宗在开元年间要重修《道藏》，敕命搜天下道经，对各地好尚之士，秘之岩穴[3]的道经进行全面征集。开元九年（721），司马承祯将桐柏观道经三百余卷运至长安[4]，即为开元搜访道经之例证。在全面搜集基础上，玄宗组织人将那些或为无识加增，或为传写妄误；或持浮伪之说，窃揉真文；或采箐华之言，将文释典[5]的道经重新校勘，玄宗亲自寻阅，御制其名为《琼纲经目》，后世称之为《开元道藏》，它的卷数，文献中有三种不同记载。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称：

玄宗著《琼纲经目》，凡七千三百卷。复有《玉纬》别目、记传疏论，相兼九千余卷。[6]

杜光庭是唐末五代著名的科教宗师，其撰著在道门有深远影响。据杜光庭的记载，玄宗著《琼纲经目》，仍沿袭《玉纬经目》卷数，著录道经7300卷，但入选经目似有不同，所谓《玉纬》别目，应是未选入《琼纲经目》之玉纬经。史崇玄先天中奉敕修《一切道经音义》，参与撰修的有两京诸观高道大德、两宫文人学士。《开元道藏》之修撰，亦应有这些人参加，其编撰必较严格审慎，故有《玉纬》别目、记传疏论近二千卷，未选入《琼纲经目》。《开元道藏》卷数的另两种记载，都为宋元时期文献。《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引《宋三朝国史志》载：

唐开元中，列其书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

《宋三朝国史志》为仁宗天圣八年（1030）修成之《三朝国史》的艺文志部分。此外，《道藏阙经目录》书末附《道藏尊经历代纲目》载：

唐明皇御制《琼纲经目》，藏经五千七百卷。[7]

此见载于至元十二年（1275）之刻石。对《开元道藏》卷数的三种记载，陈国符先生认为是卷数分合不同所致[8]。

安史之乱中，两京秘藏多遭焚烧，《开元道藏》亦不能幸免。安史之乱后，唐王室又重新恢复长安《道藏》。据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载：

肃宗上元年中，所收经六千余卷。至代宗大历年，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海内搜扬，京师缮写，又及七千卷。穆宗长庆之后，至懿宗咸通年之间，两街所写，才五千三百卷。[9]

道士申甫是唐后期重建长安《道藏》的重要人物，据《唐故太清宫三洞法师吴先生碑铭并序》载：道士吴善经从冲虚申先生受三洞经法。冲虚之师曰清简泉君，泉君之师曰来君，来君之师曰万君，皆有遗像在开元观。[10]可知申甫是唐代长安一道派的传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道士由原来的隶司封检校，改为隶两街功德使检校，两街功德使成为唐后期管理道教的机构。穆宗长庆（821824）至懿宗咸通（860874）计54年，杜光庭说两街写道经5300卷，如理解为数十年间共写经5300卷，显然不合情理。《道藏尊经历代纲目》载：

唐文宗太和二年，太清宫使奏陈，止见五千三百定数。[11]

可知重建之《道藏》，定数为5300卷。故杜光庭记载两街所写的5300卷，应指两街功德使组织缮写的《道藏》之卷数。唐末黄巢义军攻占长安，长安《道藏》再遭兵燹，玉笈琅函，十无三二。僖宗入蜀避难，杜光庭作为崇玄馆大学士，亦随僖宗入蜀，他在成都欲重建《道藏》，再为搜捃，备涉艰难，新旧经诰，仅三千卷。因《开元道藏》曾在全国十五道传写，巴蜀地区道经并非仅三千卷之数，所以杜光庭在光启二年（886）后，重游三蜀，更欲搜扬，只是累阻兵锋，未就前志[12]。

应该指出的是，在唐代官方文书中，多泛称道经总集为一切道经。敦煌文书S.1513号《一切道经序》说：

今者黄离遽陨碧旋虚，翔鹤可羁，奄促游仙之驾；鸣鸡载响，无复入谒之期。瞻对肃成，惨凝烟于胄序；循临博望，吊苦月于宾阶。拂虚帐而摧心，俯空筵而咽泪。兴言鞠育，感通堪胜，故展哀情，为写一切道经卅六部。龙经宝偈，还开垂露之书；凤箓英词，更入飞云之篆。九宫秘册，罄金版而无遗；五岳真筌，窥琳房而毕备。所愿以兹妙业，式祜储灵。总万福以扶维，严十仙而警卫。靡流星之琳旆，上星甸以游衿；驭驰日之琼轮，下日门而弭节。镇升光碧之宇，常安泰紫之庭；天地之所包含，阴阳之所播植。并乘六辨，俱出四途。

文中所言的孝敬皇帝，为唐高宗第五子李弘，生母为则天武后，显庆元年（656）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死，年二十四。此序题为御制，应为唐高宗撰写，当作于上元二年（675）或仪凤元年（676）。高宗爱子李弘死后，高宗敕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以为济度。高宗以道经济度李弘，此度人之法有道教义理的根据，唐代道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说道经的书写流通，随我本心，广写供养。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条轴，函笥藏举。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13]。《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传》载太子多疾病。因此，唐高宗曾敕命天下道士写经，以为太子李弘祈福。敦煌道经P.244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七》，P.3233号《太上洞渊神咒经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