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宗教异端到邪教

当今人们所说的邪教，主要是一个政治名词，不同的社会、时代，不同的宗教，社会制度不同的政权，都有各自不同的邪教观。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当代邪教有共性，在于两者都受到政府及合法宗教的排斥，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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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统治者视为邪教的宗教异端

要注意的是，邪教与宗教有不解之缘。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宗教或宗教异端，也会被统治者视为邪教，比如在今天被视为正统、合法的佛、道，两者之间连绵不断的争斗固不待言，即使就各有偏好的统治者而言，也往往视此方或彼方为妖妄。在道教、佛教的演变过程中，它们与统治者和社会主流的关系，确实多有不和谐之处，尤其是在它们的早期。而且，由它们内部分裂而出的一些异端教派，以及打着它们旗号的某些民间教派，其言其行，确实与我们现在所说的邪教已经相差无几。

从中国邪教发展的总体情况看，元末白莲教正式形成以前出现的种种邪教妖贼吃菜事魔等类，多为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宗教异端，以及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民间秘密教派、迷信团体。白莲教形成后，比较正规意义上的邪教开始出现，无论它们是崇道还是奉佛，也无论他们安分守己与否，他们的组织、经卷、教义和活动都与现实社会秩序不相吻合。如果看到他们的反社会层面，就不妨直呼为邪教。

明清邪教十分活跃，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其一，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分布范围广泛；其二，以弥勒佛（白莲教系统）和无生老母（明末以后的众多邪教）为核心，信仰多元化；其三，邪教的反社会、反政府活动突出，政府的禁止、镇压措施日趋严厉。

元末农民起义由相互混合的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发动，这些秘密宗教倡导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之说，便于起义者用以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推翻旧政权，开辟新天地，因此成了元末起义者用以发动斗争的武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推翻了蒙元帝国，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大明帝国和一个起于下层的新帝王。

朱元璋起初由一介平民参加邪教发动的造反时，对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颇为信奉，但为时不长。朱元璋深知民间教派对现行秩序为害之烈，如蚁穴溃堤一般，建立明朝后，即以峻法严刑治理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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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意义的邪教

但是白莲教等教派活动并没有止息，它贯穿着有明一代，遍布大江南北，构成了整个明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明代的白莲教从整体上已不具备南宋茅子元创教时期的特点，应该说是传统与非传统相掺合。传统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白莲教的宗派上。茅子元尝发誓言，愿大地人普觉妙道，每以四字为定名之宗。无论朝廷如何严厉镇压，正宗白莲教的血脉总能代代流传。

至于非传统的因素可能更多一点。元末以后的白莲教从整体上已不具备南宋茅子元创教时期的特点，与元普度复教时的信仰也大相径庭。如果谈论明代的白莲教，就历史传统而言，它仅具其名而不具其实了。从绝大多数教派的活动中，弥陀净土信仰的色彩渐渐褪去，几乎都信仰起弥勒救世观念，从白莲教起事的众多案子可以看出，他们都打着弥勒佛的旗号，以妖言惑众。

而且，白莲教也不仅仅作为下层民众反抗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它表现出的形态要复杂得多。众多的白莲教支派从来没有统一过，它们从活动内容、方式到对统治者的态度往往各有千秋。一些支派仍被民众用为对抗现行秩序的工具；一些支派则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导致明中叶后诸多邪教的产生；一些教派的首领则发生蜕变，把白莲教作为敛钱致富和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加以利用，甚至走向社会上层；还有一些白莲教派，在边寇窥视中原时，充当奸细，沦落为民族败类。

虽然明代白莲教的组织因为环境压迫而显得十分松散，但它在教义方面，毕竟有一个信仰核心，就是宣扬弥勒佛出世，当主世界，号召教徒起来反对现存政权，建立新政权。在传教方式上，多采取神秘方式，或聚众烧香，或写佛号、传谶语、撰妖词，或以幻术相引诱，如撒豆成兵、剪纸人纸马相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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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质的白莲教

在朱元璋、朱棣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香会、红巾军、白莲教团因袭抗元传统，揭竿起事，涉及面几达半个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永乐十八年（1402）山东康赛儿的起事。史书称唐赛儿藏妖书、宝剑，通晓诸术，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

明朝中、后期，一方面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社会财富比以前积累得更多，而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中固有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却日益激化。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地租与赋税剥削越来越重。政治上日益黑暗，贪官污吏横行，地主阶级生活骄奢淫逸，广大农民则纷纷破产，沦为流民。内政的腐败，导致边防的废弛，边患因之经常发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危机中，种种民间教派，包括邪教，滋生蔓延，并不时竖旗举事。

如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座，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千里。万历二十三年，有司捕系森，论死，用贴得释。乃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如故。后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两教相仇，事尽露。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至天启年间，王森的信徒巨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分别于今山东、河北发动武装起义，均遭明政府的残酷镇压。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一些不安本分、追求现世利益的下层社会中人，把传教敛钱视为一种摆脱生活困境甚至借以致富的门径，遂不避风险，以医病、巫术等为手段，以消灾纳福延命及来世利益（成仙成佛）为幌子，创立种种名目的教派，由于它们在创教伊始就受到政府或重或轻的压制，最终都不免归于教门、邪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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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从镇压到与民休息

明代的著名教门有罗教、闻香教、弘阳教、黄天教、三一教以及由它们演变而成的一些支派，其组织和活动对明代社会的影响极大，并逐渐超过了白莲教的影响尽管由于政府的蒙昧而常常把各类邪教都称为白莲教，即所谓皆隐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

明中叶后出现的各类邪教教派往往延续至清朝甚至民国。

明末清初则开始遍地发芽。明末清初是民间教派的活跃时期，因为当时社会出现了大动乱。明末，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民间教派是对明王朝的严重威胁，不加遏止，势必星火燎原。

清政权入主中原不久，就遇到了邪教这个令前朝统治者头疼不已的重大社会问题。为了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清廷决定对邪教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

顺治年间，各地邪教活动蜂起，愈演愈烈，且带有反清色彩，实为民族矛盾激烈的结果。面对一股股不可遏止的民间教派反抗的浪潮，顺治十三年十一月，皇帝下旨严禁邪教。

至于康熙、雍正时期，两朝皇帝多少带有与民休息的味道，对于邪教没有采取什么大的动作，乾隆以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仅乾隆、嘉庆两朝，就先后有王伦、林清和李文成及川陕五省教匪的大规模起事，至于大大小小的邪教案件，则不胜枚举，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各种名目的邪教就有三四百种之多。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六卷（2005年），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