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活”，修道的起点与归宿

道教讲修炼成仙。达成即身成仙，何等逍遥自在，自然是让人羡慕的乐事；而修炼过程本身，历代高道也多强调其中之乐趣，将修道之是否快乐，作为道人是否了悟真道的一个证明。自汉末道教正式建立以来，以快活为中心的类审美体验与感受，在修道、炼养之中就是重要心理和精神需求。问题是，这种来自修炼的心理体验和精神追求，怎样逐步发展成为道教文艺家的审美的体验和追求，同时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道教文学艺术创作，影响了道教艺术精神的与时俱进。

一 早期道教的乐活观

《庄子》就以神龟宁可曳尾涂中的寓言，来强调生的美好和重要；以鼓盆之乐来阐释自己生亦乐、死亦乐的超脱境界。早期道教追求即身成仙之乐，其实并非庄子式的蝴蝶或鱼之乐，而是不老不死神仙之乐。

乐生，是早期民间道教的艺术精神核心。在汉末，道教刚刚成立之初，作为最富大众性的早期民间宗教的太平道，其传教方式和吸引群众的办法，就是用宗教形式的医和巫，来救治人们的肉体，解除人们现实的灵与肉的苦难，进而获得信众的。再加上它的很有互助组织意味的宗教组织形式，有利于团结和组织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抗拒现实生活的压迫和痛苦，因此，当农民起义需要它作为信仰和理想的支柱的时候，宗教组织很容易就变成了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太平道的这种此岸性，自然会反映到它的宗教思想的方方面面，其美学思想也不例外。所以，《太平经》说：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它认为，人间最美好（即最善）的事，不是高官厚禄、封妻荫子，或者发财致富、锦衣玉食，甚至也不是彼岸的、天堂的幸福，而是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现实的平凡生活之乐，一种现实的审美的愉悦。这种以生为美的观点，被认为既是一种本能，又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被道教认为是最美好的、非功利的、充满了审美情趣的人生态度。生，是人生目的，也是审美态度，更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的快乐和最神圣、最崇高、最伟大的美。所以，《太平经》宣称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2。寿，就是长生不老（即后来的长生成仙）的古代的通俗说法；善在古汉语中本来就有好和美的涵义。也就是说，健康长寿，在道教中是永远的宗教理想和至高的美学境界。这其实就是道教的生－美思想的总纲，也是道教美学思想核心的道－美观点的进一步世俗化和人道化。道教的生－美观点，明显带有早期道教所吸收的那些民间宗教思想的色彩，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它不但比这时已经进入中国的佛教的思想具有更强的民族特色，而且比汉末－魏晋知识分子追求生命自由的玄学及放诞作风，具有更为脚踏实地的现实性和务实性。

自然，神仙之乐，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是需要努力修炼方有可能。葛洪在讲过长生即至道之后进一步论证说，然长生养性辟（避）死者，亦未有不始于勤、而终成于久视（寿）也。道成之后，略无所为也；未成之间，无不为也。因而，他为了长生而无所不为：既爱好金丹大药，又崇尚服食房中，还兼炼行气导引，一心要白日登仙。这种美好的宗教理想体现在他的修道理论中：或问曰：世有服食药物、行气导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药，而不知还年之要术，则终无久生之理也。或不晓带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则只可令内疾不起，风湿不犯耳。若卒有恶鬼强邪、山精水毒害之，则便死矣。如果把这段话中对于金丹、神符、禁戒、身神、真一等种种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神秘的东西略去不计的话，那么，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相当客观、相当科学的了人，都是要老要死的。这难道不是真理吗？而老和死，正是神仙家认为最莫可奈何、最可悲的。道教美学认为，可喜的事，令人愉快的事，就是美；而可悲的事，令人伤心的事，就是丑（即恶事）。因此，惜生之惜，就是对于生命的极大的热爱；恶死之恶，就表达了对于死亡的极大的憎恨。对于道教的生－美观来说，对生死的爱和恨是永远需要表达和表现的主题。当然，作为道教的第一个理论家，葛洪已经感觉到，要在人世间修炼成为一个至美的、快乐的神仙，是要历尽艰辛，无所不为的。

比较西方宗教，如基督教，则从不将生看成美，也不想体验其乐。罗马新柏拉图派创始人、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哲学的始祖普洛丁一方面承认活人的美是更可爱的，其所以更可爱，是因为他具有生命，具有活的灵魂；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强调死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喜欢独立于肉体之外的人，就不怕这种分离。心灵的伟大就在对尘世事物的鄙视。心灵一旦经过了净化，就变成一种理式或一种理性，就变成无形体的，纯然理智的，完全隶属于神，神才是美的来源，凡是和美同类的事物也都是从神那来的。所以，他认为真善美只存在于神、统一于神1。稍后的圣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