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文化的历史形成和现实意义

文昌文化，由上古时期的文昌星宿崇拜开始，由道教将其与蜀地梓潼神崇拜相结合，推出了文昌帝君。经过唐宋以来历代帝王对文昌帝君的追封，儒释道合力的尊奉，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文昌文化。

一、文昌文化的发源和形成

道教对文昌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历史贡献。文昌帝君的产生经过了从星神到人神的复杂变化。

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曲星，或魁星，古时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史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 唐司马贞《索隐》引《文耀钩》曰:文昌宫为天府。又引《春秋元命苞》，称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后世称文昌宫为文星、文曲星，专司人间功名禄位。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把魁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

梓潼神张亚子，来源于东晋宁康二年（374），蜀人张育（即张亚子）抗击前秦苻坚的故事，后唐玄宗入蜀，有感张亚子抗击前秦之英烈，遂隆重祭祀，并追封为左丞相。

南宋时期，道教将文昌神和梓潼神合在一起，完成了星人合一，并尊之为帝君，纳入道教神仙体系。孝宗时期的蜀中道士刘安胜，托鸾笔降书撰造《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制作了多种文昌经书，如《文昌大洞真经》、《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等经籍达20多种（多收入正统《道藏》及《藏外道书》），使之在道教神仙系统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道教独撰了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的说法。道士刘安胜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亚子封为主文运、司禄籍的文昌帝君，首次明确地说张亚子奉玉皇大帝旨意，掌管文昌府事和人间功名禄籍。如《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载元始天尊说：迩者蜀有大神，号曰梓潼，居昊天之佐，齐太乙之尊，位高南极，德被十方。掌混元之轮回，司仕流之桂禄。定帝君之职为：桂禄籍汝司，文章为汝全，若要登仕径，赖汝为衡权，善恶是祸福，通达在因缘，把笔为直书，荣枯岂偶然，有福必有报，无善亦无偏。 。

由此，道教将梓潼神和文昌神在职司上完全合并。文昌神的职司是掌文事，司禄籍，察善恶。掌文事，即主天下文教昌明，科举神和道德神合为一体，文昌帝君应运而生。对梓潼神的崇敬又上升为宗教信仰。合并后的文昌神正式成为道教的大神，地位仅在玉帝之下，始领受道教信众香火。

延佑二年（1315），元仁宗下诏开科取士、偃武兴文，这是元朝开国后首次考试。第二年（1316），元仁宗加封张亚子为文昌帝君，祈求元朝文运大兴。从此文昌帝君便成为读书人的偶像和保护神，文昌宫便成了学子们终年祭祀的神圣殿堂。正是在道教和文人儒士的大力推崇下，唐宋元明九个帝王的不断加封，梓潼神才与主管文运的星宿文昌星重合，梓潼帝君变成了朝廷正式推出的文昌帝君。

古代的举子们亟需一个科举的主宰神，而统治者更需一个国家的科举守护神，在民俗、皇权、社会变迁、道教等多种因素和力量的推动下，文昌帝君最终成了中国境内掌管文籍官禄、声威显赫的大神，受到仕人举子与平民百姓的广泛崇拜，文昌庙也遍及天下。

从此国家有了名正言顺的科举神，并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昌文化。各地都争相兴建文昌宫祭祀。

二、儒释道合一的文昌文化

道教推出文昌帝君后，并得到朝廷认可，很快被儒释道所共同尊崇，从而发展成跨教派、跨阶层的文昌文化。

首先，文昌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儒家的仁德内核和忠孝品格，佛教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道教的行善积福和福报现世，都融合到文昌文化中。文昌神的仁德神格，决定其重视人伦道德。如：立身唯存忠孝，莫负君禄亲恩，正是儒家思想。文昌文化的忠孝敬信道德标准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道德高度一致。文昌帝君关心现实人生，利国利物，为国安民，做人行事以行善为准则，以积德为根本，是道教积极倡导的思想。文昌经诰中，劝人慈悲，戒杀，又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文昌帝君本人就经过七十二轮回的转世。道教把文昌君直接纳入教内，封其为元皇真君大帝；佛教将文昌君封为证果定惠王菩萨，道、佛两教都在自己的庙宇里给文昌君建殿塑像，供奉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