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老子》、《庄子》及其他道家（教）的文化典籍中，蕴涵了十分丰富的伦理思想，诸如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成为了古代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一）先秦道家思想的慈善渊源

道家学派于春秋末期由老子创立，其代表作是《老子》。该书中主要述其自然天道观，强调效法道。在政治上，提倡使人无诤、无为而治；在伦理道德上，主张清净无欲，独善其身的人生观。这对后世的慈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老子作为先秦道家的创始人，对善、恶有着独特的看法。《老子》第七十九章云：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之源，不可名状，亦无法察知，却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由此，他提出尘世间应遵循道的规律，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第四十九章》）以善意对待不善良的人，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社会走向至善。这种观点、看法经过进一步的引申与升华，便成为了后人劝善去恶的慈善道德基础。庄子的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无为而尊者，天道也。（《庄子?在宥》）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由此，人们可以通过修养得道升天，得道之人就是真人。得道之法即是做善事。只要做善事顺应自然，就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让善人修身颐养天年，高寿善终。可见，善恶自有报应是庄子与老子共同的主张。

善恶报应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律令，在道家经典中得到反复的申述。如：积功累仁，祚流百世，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等等。其实，这是殷商时代就有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之说的进一步阐说，并使之世俗化。如《周易?坤?文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尚书？商书？伊训篇》：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古时期提出的善恶观念，一一被道家（教）所继承和发扬，并屡屡论及。如此一来，道家的善恶观便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善恶选择和善恶行为，并衍生为中土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

老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无为而治、民风淳朴的乐土。他对严苛的政治给予了抨击，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第七十五章》）。正是由于统治者损不足以奉有余，造成了老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他提出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效法自然界损有余而补不足，学有道的贤者圣人能有余以奉天下（《老子?第七十七章》）。只要人们都清心寡欲，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的理想社会就会来临。至于庄周，他长期过着息影林泉的隐居生活，追求一种与天地万物游的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他亦主张富而使人分之（《庄子?天地》），救济贫者，颇有可取之处。此外，他认为，为政者养育百姓，应爱人利物，应效法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老庄这种思想对道教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对西汉初年黄老无为的治国方略的制定及其后世慈善之政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早期道教的慈善观

《太平经》一书的内容体系至为纷杂，糅合了先秦儒、道、阴阳诸家思想，企图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来宣扬善恶报应等思想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经》为我们研究早期道教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太平经》提出了建立太平世道的设想，描绘了公平、同乐、无灾的理想社会蓝图。为实现太平社会，它要求道众敬奉天地，遵守忠、孝、慈、仁等宗教伦理道德，提出了乐生、好善的教义。这就是说，道教对世俗民众也深怀仁慈爱意，主张在施爱于他人中体验幸福的境界，才能长生不老，羽化成仙。

《太平经》认为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不应被私人所独占，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惠当从其取也，遇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子是也。由此提出了乐以养人、周穷救急的慈善观，若是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

《太平经》的承负说亦成为后世慈善活动的依据。承负说是在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善恶报应论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认为，任何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在自身遭报应，而且对后世子孙也产生影响；而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如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承负其报应。至于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承负前五代，流及后五代。

承负说还提出，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毫厘不爽。承负说还为人们指明了行善积德、可免余孽的行动方向。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对于扬善惩恶自有其特殊意义。在民间社会，人们暗暗地做好事、修阴功，其慈善活动的思想渊源即可上溯于此。由此而论，承负说的提出，不仅推动了后代道教众徒力行善事义举，而且在中国民间社会也产生了不少影响。

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和上层士族的信崇，道教获得了大发展，道教的思想理论包括慈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丰富。葛洪作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也不乏有关慈善方面的论述。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其中内篇（20卷）蕴涵着早期道教的积善修德思想，这也是道教文化中慈善思想的理论精蕴。葛洪宣扬一种极具神秘色彩的因果报应思想，并将儒家的纲常名教与道教长生成仙的教义相结合。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告诫道众欲想长生成仙，不能光靠内修外养等方术，还须积善立功，为人多谋利益。正如他所言：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换言之，他是要求所有信奉金丹道教的人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时，都要做到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急救穷，见到别人受损失如同自己受到损失，见到别人有所得如同自己有所得一样，推己及人，自觉去为求仙而行善。为此，葛洪还提出了行善成仙的具体做法。他说，仙有地仙、天仙之分，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而且都必须连续立善，不能稍有疏忽。比如要成为天仙，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如果积善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相反，如果不服仙药但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相比之下，行善比服用丹药更重要，更能得道成仙。后来，人们将《抱朴子？内篇》中的《对俗》、《微旨》的内容进一步阐发，改编成通俗的道教劝善书，对后来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葛洪所提出的这些道德行为准则相承日久，至明清之际发展成影响甚广的功过格。

（三）唐宋道教的慈善观

唐宋是道教的鼎兴时期。由于两朝皇帝对道教的尊崇，奉道之风发展到极致，道观几乎遍及名山幽谷。同时还涌现出孙思邈等著名的道教学者，辑录了一些道教经籍，如《道藏》、《太上感应篇》。这些道教学者和经籍，无疑进一步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宝库。我们从中亦可觅见此时期道教文化中所蕴藏的慈善思想。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其影响深远的医著《千金要方》中就提出，医家须具备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还应当志存救济，有慈济救人的普爱之心（《千金要方?序》）。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千金要方》卷一），对病人要一视同仁，竭力抢救。这种以医济世的慈爱思想对后世设立惠民药局、医治所等慈善救济机构颇有启发，使民间善士施医给药的善举频频可见。可以说，此为其端倪。其他道教学者如成玄英、司马承祯等人在修行崇道中，也时时留意对道教信仰及善恶观的宣传，希冀人们在尘世积功累德，行善乐施以感动太上，死后升入神仙之列。

再来看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依道教经籍辑录的一部著名的劝善书，大致编纂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已广泛流传于社会。它以道司命神太上君规诫的方式，宣扬善恶报应，并列出了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其善举主要是指符合人伦的行为，诸如：不履邪经，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等。所谓恶行，主要是指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恚怒师傅，抵触父兄、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这类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如果人们笃行善事，那就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反之，若犯有恶行，司命神定将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简言之，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太上感应篇》通篇千余字，全都借助神道说教来扬善止恶，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并谆谆相诫不要非义而动，背礼而行，不应以恶为良，忍作残害，阴贼良善。这种以行恶遭祸减算、损害现实利益的劝诫，对注重现世利益、希求福寿的中国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文字浅显，通俗易懂，很快就在民间传播开来。绍定六年（1233年），宋理宗在卷首御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更加促进了《太上感应篇》的流布。大约在同时期，道教的另一部重要的劝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也刊行于世，民间行善之举蔚然成风了。应该说，两宋时期慈善活动的普及、发达，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道教早期劝善书有割不断的思想联系。及至明清诸种劝善书的风靡，其源亦应溯于此，可见其影响之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