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信众行动与认同研究路径的探讨

【英文标题】Beyond Reductionism: A New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he Religious Believers Social Ac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作者简介】李峰，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后，上海　200333

【内容提要】 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已有的关于个体行动与认同的探讨中，诸多先行成果在研究思路上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化约主义倾向和逻辑上的缺失。行动研究主要体现为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两种化约化。同时，在引入嵌入性的理论框架对此进行完善后，行动中的认同因素就须进入分析的逻辑。社会认同研究则表现为对其形成机制和内容探讨的过分简化，以及仅以态度为取向的化约化。基于此，作者认为在已有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宗教信众行动的分析有必要引入社会网络结构、认同凸显等变量。

【关 键 词】社会认同/信众行动/认同凸显/社会网络/化约主义

笔者认为，宗教社会学大致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研究层面。宏观研究主要从外部制度环境考察宗教问题，中观研究则重点探讨宗教组织问题，微观研究强调对信众层面的行动、心理和认同等方面的了解。

依照研究的议题和方法，微观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00年前我国学界多集中于对信众信教原因、宗教性等方面的宗教行为研究；此后相关的研究则与普通社会学以及西方学界所关注议题的联系和对话日益明显，具有代表性的探讨包括方文等学者围绕信众社会认同的研究，以及杨凤岗等人开展的华人基督徒的叠合认同、基督教伦理与信众(尤其是老板基督徒)社会行动的研究为代表；同时，还有些学者利用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众的行动逻辑进行了分析。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不论是在普通社会学还是在宗教社会学领域，似乎都存在着明显的难以消解的理论风险，这一方面表现为研究的化约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表现为两者之间在分析逻辑上的脱节。本研究立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和宗教发展的现实，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在理论深入和分析路径等方面推动现有关于宗教信众社会行动与认同方式的社会学取向的探讨。

一、行动研究的化约化倾向和认同的缺失

从整体情况来看，在对个体行动的分析中，先行研究的化约主义主要表现为将行动者视为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个体两种倾向。①过度社会化预设了一个社会复制品，它取消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而低度社会化则预设了一个完全理性自主，基本不受社会关系影响的个体。即便将此视为是一种理想类型，但也存在着太过偏离社会真实的弊端。

1.过度社会化倾向：完全社会化了的个体

过度社会化将行动者视为一个完全角色化了的社会人，在内化的社会规则和价值体系的支配下，人们的行动完全被社会规则所决定，为此，对个体行为的分析，只要知道他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扮演的社会角色即可。

这种取向有着两个看似对立的古典社会学渊源：一是韦伯、齐美尔等为代表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他们以价值、观念代替实际行动；二是干脆不谈社会中的行动者，而代之以系统、结构，如涂尔干、帕森斯等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方法论。

西方宗教社会学对行动的研究也表现出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化约取向。如在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论述中，新教信众就被抽象为一个完全受着加尔文教影响的个体，人们在预定论的影响下，产生出一种价值观念(天职观)，进而直接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行为，个体的行为又对社会组织和制度产生影响。这一个逻辑链的弊端在于，它预设了一个似乎没有或者很少受到外在世俗影响的个体。集体主义视角则打破了行动者的实体意义，更多强调宏观的结构，系统成为个体的代言人。如帕森斯在论及相关的宗教社会学问题时，重点分析嵌入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的整合作用，而行动者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把共有的价值观或规范内化为制度化的行动。宗教就是通过成员集体对某种超验的价值共同的遵守而形成的一种集体认同的价值取向②。在我国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论是曾盛行的文化论、功能论，还是后来提出的适应论、和谐论及生态论等都可归为此类，他们同样或以价值、或以系统取代或取消行动者。在研究思路上，这样的研究存在着重应然而忽视实然的缺陷。

我们认为，宗教伦理可结构化为观念层面上的教义伦理、组织层面上的制度伦理以及信众层面上的实践伦理。在现实生活中，教义伦理、制度伦理和实践伦理间并非完全吻合，教义伦理是宗教典籍中规定的伦理规范，制度伦理是经由宗教组织解释和生产出来的规定，实践伦理则是信众在行动中体现的规则。信众个体对外界世界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而是一个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③为此，在现实层面上，除了宗教因素外，在个体层面，信众作为一个并非生活在宗教真空的社会人，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不是唯一的宗教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庞大的角色丛，而且在有些场所还会出现角色失调和角色冲突。

2.低度社会化倾向：十足理性化的个体

低度社会化则是另一种化约主义，它基本否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对人们的经济乃至社会行动的影响。与过度社会化相比，它虽然强调了个体的主体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又将个体推向了另一种机械论的极端，即完全的理性，而这与复杂的现实显然也存在着差距。为此，该理论中关键性的理性人、完全竞争和最大化等假设受到了学界诸多质疑。④面对来自理论和现实的各种挑战，近年来，该领域的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偏好(preference)与理性选择的关系。

美国社会学界发展出来的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或宗教经济学即是该理论在宗教社会学领域的体现，其出发点是：人们作宗教选择跟作其他选择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即权衡代价和利益⑤，信众行动的逻辑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基础之上。该理论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进路：一种观点是宗教市场的连贯模型，它认为在理性选择的过程中，信众个体的基本偏好是相对稳定的，其行动体现为支出的经济化和收益最大化；⑥另一种观点为偏好理性影响模型，它认为偏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而偏好则受到诸多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⑦为此，选择也有一定的限度，人们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内，在其喜好和趣味等引导下，作出理性选择。

不论是过度社会化还是低度社会化，表面上两者分别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但其实质却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即它们都试图将复杂的人类行动化约为简单的原子式个体。在过度社会化那里，原子化表现出个体将社会规则和关系等情景完全内化，并自觉地按照社会的规定安排行动，个体犹如社会的傀儡；在低度社会化那里，原子化表现为个体完全基于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进行行动安排，个体犹如利益的偏执追求者。

对此，笔者认为，近年来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分析对个体行动的探讨颇具理论和现实魅力，特别是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上述困境。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行动是在社会网内的互动过程中作出决定，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而决定的，即行动者的行动是嵌入具体社会关系网络，面对着不同的社会网络，行动者的行动方式有所不同。宗教信众的行动亦然，其行动方式也受着其嵌入的社会网络的性质影响。

笔者还认为，一方面，对于宗教社会学来说，这种嵌入性分析框架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两种倾向，但它同样存在着解释上的问题：在研究信众的行动逻辑时，我们必须回答，在同一社会关系网络场景中、在现实中，为什么不同的信众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行为安排？网络与行动间还存在着可能的不一致。另外，他们的行动逻辑既有对市场关系的考虑，同时也有对自己宗教身份的考虑。如基督徒老板在与一群其他有着不良嗜好的商人做生意时，其基督徒身份使得他不可能与之同流合污，但又无法在现场用基督徒的行为模式处理，他可能借机离场。⑧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若要体现研究的实在性，我们必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视价值内化环节，即信众是如何处理宗教教义规定的，这也涉及他们对这些规定及其活动场景等的认同。

这样，在社会网络与信众行动之间，除了个体特征外，我们还有必要将个体的认同融入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加以考虑。这样在研究思路上，信众个体的社会认同受社会网络和个体因素等影响，这种认同最终在个体的行动中得以体现。

二、社会认同研究的化约化及行动的缺失

不论是西方学界抑或国内学界，现有的社会认同研究自身也存在着化约化的研究困境。

第一种化约化取向表现为对社会认同的形成和内容的过分简化。从已有研究的基本思路来看，对认同的诸多探讨长期以来都是基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立场。这种研究的基本逻辑认为，不论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还是宗教认同，个体的这种群体资格是设定的，是被赋予的，认同仅是个体对这个自我角色的单向觉悟和判断⑨。在研究内容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社会人都有着众多的认同，而且这些认同之间并非全部不相关。但先行研究中的许多探讨却存在着将个体认同区隔化的弊端，它们在探讨某种或某几种认同时，完全割裂了这些认同与其他认同间的相互支持或互为紧张的关系。

当前，在认同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研究取向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第一种困境，它认为，认同并非单向的、设定的，而是一个过程，是个体在与群体及社会互动、认同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笔者亦认为认同是一个建构过程，但当我们面临着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时，个体的社会认同还会有一个即时性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他在处理已有认知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如矛盾、是否妥协等，这种认同的策略可能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对规律性的遵从，它是个体的、已有的社会认同轨迹函数与客观机会的获取方式函数间协调的产物。

在宗教社会学领域，方文教授提出的认同研究的群体资格路径就是一个极佳的方案。他首先明确指出行动者有着多重群体资格，经过皈依后，个体就开始对宗教群体资格进行识别和觉知，并在社会范畴化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比较得以强化。最后，宗教群体有惯例性和典范性的行为模式，使之不断地激活宗教群体资格的显著性。⑩对于第二个内容方面的困境，杨凤岗教授提出的叠合认同(11)、方文教授提出的多元群体资格认同(12)等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困方案。杨教授认为，美国华人基督徒的认同建构是将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叠合在一起，而不丧失任何一种认同的特性。方教授也认为，任何宗教信众都是多元身份或多元群体资格的统一，而不仅仅只是唯一的认同。

第二种化约化表现为将认同等同于态度的简单化。(13)不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认同研究，虽然它们都承认个体对群体成员形成身份意识是产生群体行为的前提条件，但其潜在的理论假设应是知行合一。在心理学看来，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在群体成员所具备的资格以及这种资格在价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并由此与其他一部分人加以区分。(14)在微观社会学看来，包括古典社会学时期的库利、米德，现代时期的符号互动论一直都围绕着对宾我(me)形成的研究，讨论在互动中形成的自我意识过程。对社会认同的探讨即成为对个体某种态度的分析，这也忽视知行之间可能的不一致性。

这种研究路径同样存在于宗教社会学领域。大体来说，此类取向的研究主要可有两个焦点：一是宗教对社会认同形成中的作用。如有学者的研究显示，宗教认同可为群体成员资格提供一种神圣的世界观，由此，它可在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具有两面性，可能使得信众更好地融入社会，也可能与社会形成紧张。(15)二是探讨宗教认同因素对信众诸如政治行为、社会观的影响，其研究思路仍是沿着个体的宗教认同到其对社会认同的思路，而这种认同态度则被视为信众在各领域的行动逻辑。

这种关于个体是完全根据其社会认同行动的假设似乎在现实世界并非完全如此，人们的认同与行动在很多时候并非完全一致，这对当下中国的宗教信众尤为如此。鉴于这种不足，西方学界也开始了此方面的修正，对行为层面的考量也就成为认同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成为这一理论，特别是社会学取向的认同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势。(16)如费希贝恩在对族群认同研究中曾提出认同的三个要素：认知、情感和行为，前两者可视为认同的心理学成分，后者则当属认同的社会学成分。(17)瑞切尔在对社会认同的反思中提出，不应只静态地将社会认同视为一系列属性和特征的集合，而应动态地将认同与行动联系起来，根据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地位的变化来看待认同过程和行动。(18)同时，近年来，社会认同理论的研究还开始从态度延伸到对集群行为的探讨，它综合了传统的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提出了一套新的精细化社会认同模型，特别强调了群际互动对个体社会认同和集群行动的影响。(19)

三、整合的尝试和新的问题意识

综合前文对行动和认同的探讨，我们认为，相关的研究应将认同置于社会关系结构与个体行动之间，即将认同作为信众个体特性与其行动方式的中间变量，那么，认同就与社会网络、个体行动都发生直接联系。对此，笔者提出两种克服先行研究中化约化的方案：

第一，认同与社会关系结构的联系：嵌入式认同与认同凸显(identities salience)。在处理信众个体多元认同时，本研究采用斯特瑞特的认同凸显(20)概念。他认为，自我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层级体系，认同凸显是在众多的认同中，在整个认同位阶中最重要，或起着支配作用的认同。

那么，在信众社会认同的即时性建构方面、在特定的场景中、在众多的认同中，哪种认同起着重要作用，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对此，如同前述行动分析一样，我们认为，认同凸显也是嵌入具体的社会网络中，网络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种认同在整个认同位阶的重要程度，当然，其中还有个体社会和宗教性特征等因素。如在市场关系网络中，当遇到与基督教信仰相悖或不符合的场景时，信众的认同凸显是宗教信仰还是世俗通行的做法，这不仅取决于信众自身的宗教性等条件，而且还决定于其所处社会网络的性质及对他的影响。

第二，认同与行动间的联系：个体行动的考虑。前述两种研究困境实质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众多的研究仅集中于对个体认同宣称的探讨，重视的是个体的认知；然而，知(应然)行(实然)是否一致，心理学和哲学层面的研究可以止步于此。但我们认为；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应从应然走向实然，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其知是如何通过行得以表达的，两者之间是否一致。因此，对认同的研究还应考虑其行动，我们认为应将认同视为连接社会结构与个人行动的关键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若按照实证社会学的逻辑，在对宗教信众的行动或认同进行探讨时，我们的问题意识也应更具社会实在性。这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首先，当我们不是将宗教信众视为生活于真空的宗教人，那么，我们的问题应转换为，在世俗活动中，作为一个扮演着诸多角色的社会人，他的宗教背景是否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认同选择，并进而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方式。如果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其次，宗教信众的认同与行动的一致或不一致受到哪些宏观及微观因素的影响。如前所述，不论是行动研究还是认同分析，相关的研究都存在着重应然而忽视实然的缺陷，思辨层面的研究可以止步于此。但我们认为，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应从应然走向实然，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其知是如何通过行得以表达，两者之间是否一致，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知行的一致与不一致。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和当前的研究现状，在分析框架的设计和思路的选择上，我们将在宗教信众的个体特征、认同和行动方式之间引入社会结构和认同凸显等变量(见下图)。

具体来说，在考虑信众的认同与行动时，其个体特征，尤其是其宗教性是重要的影响因子，因为它反映的是信众的宗教虔敬程度。从理论上来说，宗教性越强，其世俗行动中的宗教因素越显著。但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说，宗教性仅是一种静态的特征，在现实的行动场景中，信众的宗教性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的性质及其参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影响着其认同的位阶，宗教性认同和世俗性认同如何排列，即其认同凸显对行动方式产生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同样不是决定性的。如对某些信众来说，虽然其高度的宗教虔敬使其认同凸显呈现出明显的宗教特征，但在行动时，他也并非完全按照凸显的认同行动，而是采取一种折中的方案。从理论上来说，其原因在于此时信众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若对其个体来说，凸显的认同在此网络结构中无法运用或不便完全运用，其行动中可能既有宗教性的因素，也有此网络中通行的因素。

简而言之，信众的宗教性特征、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及其参与程度影响着其认同的凸显，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及其参与程度又使得信众的认同凸显与行动之间建立起一种或完全或不完全的联系。其中，信众卷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程度又以网络的性质及其内部的强关系和弱关系表现出来。

注释：

①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Vol. 91: pp.481-510.

②石丽：《帕森斯宗教社会学述评》，《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3期。

③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J. Coleman T. Fararo,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dvocacy and Critique, 1992,Newbury Park: Sage; Bruce, Steve, Choice and Religion: A Critiqu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199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⑤罗德尼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