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与蒙元时期的五岳祀典

蒙古国蒙哥汗（元宪宗）元年（1251），时任全真道掌教大宗师的李志常，奉大汗诏命，开始了代祀岳渎之行。

所谓岳渎，即五岳（东、西、南、北、中岳）四渎（江、河、淮、济）之合称，是中国国家祭祀中的一项重要体系（岳渎事同一体，本文论证时为减省头绪，只标举五岳，以概其余；而通论五岳仪礼时，则以东岳泰山为代表）。如五岳制度，确立于汉，汉宣帝诏令定五岳之制，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皆使侍者持节侍祠。[1]后世王朝无不继承五岳祭祀之制，唐封五岳神为王，宋代晋号为帝，使其神威几无以复加。祭祀五岳之庙均由朝廷加以管理，朝廷有大典礼、大政务，必遣使诣庙告祭，形成相沿不替的代祀（也称遣官致祭）制度。[2]

由李志常代行的祀岳之典，是蒙古汗国立国后首次举行的国家祀典（较之《元史》卷七二《祭祀志》所记蒙元最初的国家祭祀宪宗二年蒙哥拜天于日月山早一年），其事在五岳祭祀史及全真道历史上，皆具有非同寻常之意义。今钩稽史料，试加诠说。

一、李志常代祀岳渎始末

李志常代祀岳渎之行，在各种李志常碑传中有十分详尽的记录，汇列于此，以见其事始末。

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下真常真人：岁舍辛亥，宪宗皇帝嗣登宝位，欲遵祀典，遍祭岳渎。秋八月，遣中使诏师至阙下，上端拱御榻，亲缄信香，冥心注祷于祀所，赐师金符、宝诰及内府白金五千两以充其费。师奉旨驿车南下，遍诣岳渎，以行祀事。[3]

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岁辛亥，先帝即位之始年也，欲遵祀典，遍祭岳渎。冬十月，遣中使诏公至阙下，上端拱御榻，亲缄信香，冥心注想，默祷于祀所者久之，金盒锦幡，皆手授公，选近侍哈力丹为辅行，仍赐内府白金五千两以充其费。陛辞之日，锡公金符，及倚付玺书，令掌教如故。公至祭所，设金箓醮三昼夜，承制赐登坛道众紫衣，暨所属官吏预醮者，赏赍有差。询问穷乏，量加赈恤。自恒而岱，岱而衡，衡隶宋境，公尝奏可于天坛望祀焉。既又合祭四渎于济源，终之至于嵩、至于华，皆如恒岱之礼。祀所多有征应，鸿儒巨笔，碑以纪之。（页579）[4]

除去李志常碑传，在《道家金石略》所收诸多元代全真道碑记中，也均记录了这一事件：

姬志真《咸宁清华观碑》：壬子夏四月，真常真人承旨代祀名山大川，以暇及此，喜其地秀人杰，信宿而还。（页515）

李鼎《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初上即位，建大中以为天下极，修玄默以为天下先，诏征真常真人，以白金五千两，佩金符，代巡祀岳渎，凡在祀典者，靡神不举。（520）

冯志亨《重阳成道宫记》：辛亥，宪宗皇帝即位之元年，诏征掌教大宗师真常李真人，上亲受（授）金盒香，白金五千两，佩金符，代礼巡祀岳渎，凡在祀典者，靡所不举。明年春二月吉日，以御香来致上命。（页526）

徒单公履《冲和真人潘公（德冲）神道之碑》：壬子夏四月，真常因奉朝命祀岳渎，过永乐。（页555）

孟攀麟《重修真常宫碑》：辛亥，上即位之元年，佩金符，以白金五千两代上延祀。（页574）

王鹗《洞玄子史公（志经）道行录》：庚戌，掌教李真人屡以书请，辞不获已，来燕。辛亥，从真人北觐，例赐紫衣，加号玄真宣义大师。壬子，复从真人遍祀岳渎。（页577）

姬志真《大朝曲阳县重修真君观碑》（至元五年）：国朝隆兴，岁舍重光大渊献，上即位之元年，秋七月，诏命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代礼名山，降香望祭。越十月二十七日，先诣北岳圣帝庙焚御香，修设清醮，保安国祚。又铭曰：国朝辛亥，帝位初陟，诏命真常，山川望秩。百度更新，重兴是迹。诚明克绍，协赞无逸。（页585～586）

张好古《洞元虚静大师申公（志贞）提点墓志铭》：庚子，真常宗师委公（申志贞）任宫门事。辛亥，奉旨代宗师诣东岳作醮，礼成，授简龙潭，殊获征应。（页648）

按李志常（1193～1256），字浩然，号真常子，开州观城（今河南范县西北）人。为丘处机亲传弟子，于蒙古太宗九年（1238）继尹志平之后出任全真道掌教。其人通明中正，学问该洽，宪宗即位，以志常领道教事。戊午岁（1256）卒，凡主全真教事者，二十有一年。[5]全真道在李氏掌教期间达到鼎盛。代祀岳渎之事发生于其出任掌教的第十三年。综合各史料所记：蒙哥在即汗位伊始，便于当年八月遣中使征诏李志常；十月，志常至和林，蒙哥下诏委其代表汗廷，致祭境内诸岳渎。为使仪式郑重，蒙哥除颁予志常以金虎符、宝诰及银五千两而外，并选近侍哈力丹随同行祭。其年十月二十七日，李志常循路线由北而南，首先致祭恒山，再行祭于泰山。时衡山隶属于宋境，为显示蒙廷大一统之主权，仍于天坛行遥祭之礼。接着合祭四渎于济源，再分祭嵩山、华山。至翌年夏，代祀岳渎之礼始全部告成。其典礼前后历时半年，行迹达北方大部。所过除循旧仪奉祀行仪于五岳庙外，志常还巡谒祖庵重阳宫等全真庵观，会晤地方官吏，赈济贫困士民。从行祀典者，有道士史志经、申志贞等多人。无论规模之大，参众之多与时间之长，都可称的上是全真道前期历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动。

二、李志常祀岳的历史意义

以笔者的一愚之得，深感全真宗师李志常当日的代祀岳渎之举，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全真道人策动五岳祀典在蒙古汗国恢复，具有以夏变夷的性质与事功。

早有学者睿智地指出：全真宗师丘处机西行进谒成吉思汗，万里赴召，一言止杀，其实质是用中华文化规劝教化异族首领，系一场实施以夏变夷的空前壮举，别有一段精诚贯彻。[6]而李志常敦促蒙廷恢复五岳祀典，也有着与乃师相同的寓意与作用。

正如历史学者所论：自汉代确立五岳四渎的常祀制度之后，从此，岳渎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构成一个超越了本身属性的礼法地理大坐标，一套象征王朝正统性的经国体野的文化符号。[7]一个王朝认同、遵循五岳祀典，在某种意义上讲，就等于认同中原传统文化。此点对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则更具有象征意义。如鲜卑北魏开始汉遵行权法，便恢复诸岳之祀，孝文帝并遣使以太牢祭泰山，以表时示谨承前王遗轨；女真金朝世宗改制，也率先于大定之初恢复岳镇海渎之祀，其封爵并仍唐宋之旧。[8]明乎此，则可知五岳祀典施行与罢废，与中央王朝对中原文明是否认同密迩相关。

蒙古部落崛起于漠北，蒙昧方脱，文化落后，他们刚刚进入中原地区之时，不仅对汉族民众施以疯狂杀戮，而且还将其原有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对中原文明的严重破坏。在这场社会大动荡中，不仅四岳（南岳除外）祀典全部中断（清《泰山志》载金末最后一次对泰山的祭祀止于宣宗兴定二年），而且诸岳之山体、庙祀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以东岳泰山为例，其宫卫，其辇辂，其祠宇，自经劫火（指蒙古攻金之役），百不存一[9]。在礼崩乐坏、血雨腥风的历史巨变中，以五岳为代表的中原文明能否浴火重生，确实面临着严峻考验。

当此社会变革之际，全真道为汉族文明的兴亡继绝作出了艰辛努力。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至金元时代，北方又受到第二次大灾祸，其时士族门第已不存在，社会无可屏蔽，全真教诸祖师乃借宗教为掩护，其所以弭杀机，召祥和，为社会经济保存一线生机，为传统文化保存一脉生命，正犹西方罗马覆亡以后之基督教会也。此乃全真教在当时之大贡献。[10]作为继丘处机之后的全真道实际执掌者，李志常为保存和持续北方经济与传统文化，苦心孤旨，贡献甚多。窝阔台即汗位时，李志常利用觐见之机，向其进献《诗经》、《尚书》、《道德经》、《孝经》等传统经籍，试图影响感化蒙古首领。后又承诏在燕京教授蒙古族贵官子弟汉文化，志常征冯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将，而才艺有可称者，[11]加速了汉文明在蒙古上层的传播。随着全真道在蒙古朝野影响的扩大，如何能通过其所施影响，敦促汗廷发布诏令敕旨，恢复传承中原文化固有的礼制传统，便成为天崩地解中全真教士的一项时代使命。而此恢宏事业，首先从恢复祀岳之典上打开缺口。

五岳不仅列为历代王朝的国家祀典，也与道教关系甚深（详后），作为自接道家以往之统绪的全真等道，自然也与五岳有着文化渊源。因此，当中原板荡初现止息之象，一些地方上的道门中人便致力于岳渎崇祀的恢复工作。如泰山全真道士张志纯，依托世侯东平严氏之力，重兴泰山祠庙，经构三十馀年无虚日。[12]东平严氏还以世侯的身份，恢复对泰山的祭礼。[13]祀岳复兴初见端倪。而同为新道教流派的太一道道士，也通过蒙古宫闱的关系，试图重启岳渎的奉祀。王恽《故真靖大师卫辉路道教提点张公（善渊）墓碣并序》记载：丙午（1246）夏四月，侍中和（指太一道掌教萧辅道，其人后被元廷封赠为太一中和仁静真人）赴太后幄殿，及见，亦沾宠眷，奏受真定路教门提点，仍赐白锦法服，命代中和颁锦幡宝香于崧高、太华二岳，以祈福佑。不过，五岳作为国家祭祀，仅依托地方诸侯和后宫后妃的势力，很难实现尽复旧规的理想。五岳祀典的恢复，必需寻求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此时的蒙哥之立，为全真道谋求五岳祀典的恢复，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蒙古宪宗窝阔台死后，围绕大汗宝座的争夺，蒙廷分为两大派系：一派以定宗皇后为首，主立皇孙失烈门；另一派则以诸王拔都、木哥等为首，主立皇侄蒙哥。经过反复角逐，最后蒙哥击败对手，被拥立为汗。面临蒙古诸王异谋图位的威胁不断，新汗蒙哥亟需得到汉地的拥戴，因此他一方面命皇弟忽必烈总治漠南，加强对汉地的抚揗，另一方面征召全真道掌教李志常入觐，意图借助全真道教之力影响中原民心。祀岳之典便在此一背景下提出。

前引全真碑石文献均称初上即位，建大中以为天下先，欲遵祀典，遍祀岳渎。这显然是归美于上的属辞。盖元诸帝多不习汉文[14]，日驰于戎马、醉心于射雕的蒙哥，绝无可能洞悉中原礼仪旧典而首发此论。祀岳之议，显然是出于李志常的积极陈请。只是李氏所著《又玄集》已佚，今无法获知其奏请的具体内容，以理度之，必是李志常洞悉此时蒙哥亟需汉地归心的政治欲求，便列举前朝祀典旧规，阐明祀告岳渎可以加强其嗣位的合法性，有助于赢得汉地士民拥戴，以此打动蒙哥，最终促成蒙古汗廷全面恢复中断数十年的岳渎祀典，李志常也因此成为国家任命的祀使，获取了代祀岳渎的特权。

对于李志常力复祀岳之用意，中原士人深明于心。在李志常于泰山举行代祀大典之后，以承担汉文明复兴自任的金遗老杜仁杰兴奋地写下一首《古澶真常子李志常代行礼毕醮罢题》诗：历世干戈百战馀，东渐徐兖已无虞。德音元自新天子，祀礼重申古帝谟。岳灵载瞻祈圣寿，神明恩格为民苏。默知人事皆天意，祈祷齐诚代国输。[15]杜诗一方面认为祀礼的重申是对古帝谟也即中原文化传统的继承，从而蠡测出蒙元国策改易的风讯；而德音与新天子之词，同时也表示了对日渐采用汉法的蒙古汗廷的政治认同。默知人事皆天意则是对至诚格天、促使异族统治者幡然易辙的真常子，表达了由衷地感佩与赞赏。如果说当日丘处机西行劝戒成吉思汗，还限于息战止杀的层面，而此时李志常策动蒙哥恢复岳渎祀典，则已有敦促蒙廷接受中原礼制的深刻用意，其举其行，在当时无疑也是一场以夏变夷的壮举。

复次，全真道策动对岳渎祀典的恢复，既有以此重建汉文化传统的用意，同时也有用道教影响国家祀典的用心。

五岳祀典的道教化由来已久，据学者研究：自北魏时新天师道道士寇谦之奏请修诸岳祠，已使五岳祭祀蒙上明显的道教色彩，[16]而自唐开始的道教岳渎投龙仪式，使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唐代茅山宗大师司马承祯奏请五岳立真君祠，更是以道教理论改造国家五岳祭祀系统的尝试。宋代以后，五岳祭祀的道教化日趋明显，至迟在金代，官方奉祠五岳之所五岳神祠（岳庙）虽仍由地方官员督察管理，但实际已由道士主持庙务。《大金集礼》卷三十四《岳镇海渎泰山雅咏：永乐大典中的泰山佚书》，载《古籍整理与研究》2003年第6期。
[16] 雷闻《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八辑，上海古智出版社2002年版。
[17] 《大金集礼》卷三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18] 《汉书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