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社会中的宗教增长

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动荡是新兴宗教崛起的沃土。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兴起得益于瘟疫的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则见证了摩门教的 异军突起。民国时期，我国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战争频繁，民生艰苦，但民间教派却异常的活跃，一贯道便是其中之一。该教派始于王觉一于清末所创的末后 一著教，其继任者刘清虚将其改名为一贯道。刘死后路中一续任首领，一贯道在山东一带势力渐大。1930年张光璧（字天然）自立为一贯道第十八代祖 师。在张的领导下，一贯道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从偏居山东一隅的教派成长为覆盖全国的宗教团体。据孚中(1999)研究，在其所收集的545份民国县志中， 有441个县发现一贯道的活动，平均每个县的一贯道信徒数为6525人。考虑到民国时期总共有2300余县，因此孚中估计一贯道的信徒总规模超过一千万 人。鉴于一贯道的秘密性质，这一估计数字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一贯道在民国时期发展十分迅猛确是不争的事实。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变迁社会中的宗教增长 呢？

宗教增长一直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议题。大致说来，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类影响宗教增长的因素：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s)与制度因素(institutional factors)(Hoge and Roozen, 1979)。背景因素包括宗教多元化程度、宗教之间的竞争、社会冲突、政府管制的方式和程度等。世俗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展开，宗教会越来越多元。各 宗教都会宣称自己垄断真理，其结果是相互拆台，神圣的帷幕被拉开，人们对所有的宗教都无法确信。因此宗教多元会最终导致宗教衰落(Berger, 1969)。与之相反，宗教市场理论(Religious economy model)认为，宗教多元会产生竞争，竞争则会推动宗教团体改善服务，从而使整个宗教市场趋向繁荣；而在缺乏宗教多样性和竞争的地区，比如北爱尔兰，社 会冲突则成为宗教繁荣的助推器(Stark Finke, 2000)。制度性因素则更多，包括高效的宣教团队和策略(efficient clergy and policy)、有吸引力的神学主张及其实践(attractive theology and practices)、积极的传教措施(aggressive mission programs)以及制度性的严格(institutional strictness)等(Iannaccone 1994)。承接以上研究，本文试图在背景性和制度性因素之外考察个体因素，也即克里斯玛型领袖在宗教团体勃兴之旅中所起的作用。

一、背景性的因素：传统宗教的衰落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社会变迁，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社会动荡。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部纷争不已，地方割据；外部西方列强步步紧逼，试图 裂解中国。1927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各派系之间的倾轧和战争从未停止；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更是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频繁的战争和灾难增加了人们的无常感，他们需要宗教的精神慰藉。与此同时，原本占统治地位的儒道佛三教却饱受质疑，日渐衰颓。儒教受到的冲击最大。先 是隋代以来建立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止，儒教与强势的官僚阶层割断了联系；后有辛亥革命废除了以祭天祭祖祭社稷为核心崇拜的国家祭祀制度，儒教的礼 乐仪轨逐渐在国家层面淡出；之后五四运动对儒教进行了思想上的清算，认为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打到孔家店似乎成为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共同的选择。由于与 帝制休戚相关，儒教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帝国体制消亡的陪葬品。

佛教和道教同样呈现出衰颓景象。世俗政权不仅不再给予支持，甚至予以打击。1927年，国民政府视道教为迷信，江西龙虎山的天师道上清宫的神像被烧 毁，历代皇帝所封赐的十五颗印信和代表天师传承的印信宝剑被没收，天师张恩溥被当地乡民扭送至南京并被监禁。佛教的情况略微好点，但仍有许多寺庙被毁，或 被占用改为学校和市场。简言之，民国时期儒道佛三教命运多蹇，满目凄凉（牟钟鉴，1991）。

传统宗教衰落之日便是新兴宗教兴起之时。对于新兴宗教的定义，学界有很多争议，艾琳 width:600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