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庙产兴学及其对道教的影响（刘成有）

由小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是世界近现代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转型，中国在明朝末年虽然有过一次艰难、但却是主动的尝试，但由于缺乏的类似于西方自１４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社会变革的铺垫，最终换来的却是明王朝的灭亡与满清的入关。平定中原之后，当清廷沉醉于康乾盛世、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方各国却在开足马力发展其资本主义文明。两百年的时空转换之后，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庇护，把罪恶的鸦片贸易推进到了天朝帝国的大门，就这样，古老的中华民族被迫加入到世界工商业文明的洪流之中。对中华民族而言，这次变革无疑是空前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也涉及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涉及到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意义世界。在这种背景下，晚清政府被迫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庙产兴学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那么，庙产兴学究竟是如何出台的?其实施情况如何?对道教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庙产兴学产生的背景

近代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意识，在一部分士大夫那里，具体体现为对变局认识的逐步深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就写道：过去人们不知道洋人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英国法国位于何方，如今这些国家齐聚国门，自西北自东南环伺中国，这真是古今之变局(1)。徐继畲也无奈地发出了天下从此多事矣的感慨。虽然当时意识到天下从此多事的人还是少数，但毕竟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列强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发生的皇帝出逃事件，更直接地把这种危机感普及到了普通民众，使得中国人民对社会巨变的体认更为真切，也更为强烈：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2)；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3)此后，随着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导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烈的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摆在了全体中国人的面前。对这样的危亡境地，康有为形容为：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4)的局面。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王朝于１９０１年被迫与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发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保证，表明满清政府已经蜕变成为洋人的朝廷，从此，中国正式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重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晚清社会开始了艰难的先是被迫、后是自觉的改革探索，洋务运动是其典型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结果表明，具有数千年历史积沉的泱泱大国，在西方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坚船利炮面前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伦理，在与西方物质力量的争斗中，只能屈辱地吞下失败的苦果!无奈，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了当时中国不二的选择，开厂办学一时遍布大江南北。虽然此后有甲午战争失败，但晚清的改革者们并没有怀疑办学育人的重要性。只不过在他们的脑海中，纯粹的文教事业的重要性，远远没有开矿办厂、兴建慈禧太后的休养场所颐和园等急迫!所以晚清时期教育经费的缺口十分巨大。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康有为等为清廷出谋划策，庙产兴学政策浮出了水面。

二、庙产兴学政策的实施

１８９８年３月，洋务运动的主将张之洞写成了传颂一时、且影响深远的《劝学篇》，提出了兴学振国的理念。在这篇著作中，他明确推出了庙产兴学的主张：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热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义安，则二氏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什取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5)其实，当时的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可见，庙产兴学在当时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张之洞和康有为的主张相继呈上，光绪皇帝就下了一道诏书：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地方捐办之义学、社会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6)就这样，思想家的主张变成了国家的政策，付诸实施。虽然由于戊戍变法的失败而短暂停止，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慈禧太后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达了类似内容的诏书。紧接着，就诱发了各地地方官员借口办学经费不足而提拨庙产的一系列举措，也引发一批地方劣绅恶痞从中渔侵的恶果。就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庙产兴学的政策仍然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如北伐时期破除迷信运动中的迷信捐、经忏捐等，都可以说是庙产兴学的遗续。１９２８年，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提议没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改寺院为学校。中央大学邰爽秋教授等人积极响应，联名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并且在各地组织了不少团体迅速付诸行动。

１９３０年，邰爽秋等人再次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以中央大学为中心，到处成立促进会。１９３５年，全国教育会议重新通过了将全国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所有寺庙改为学校的决议。尽管其间南京政府曾一再颁布保护宗教及庙产的训令，但庙产兴学风潮一唱百和，一发而不可收，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佛、道教势力，后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止，但在一些地方也偶有发生。庙产兴学政策实施近四十年，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佛、道教的伤害自然不言而喻。

三、庙产兴学政策对道教的影响

庙产兴学政策对佛教的影响，复旦大学的王雷泉教授等一些学者已经专门做过分析。那么，庙产兴学政策对道教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１９２９年刊印的山东《泰安县志?教育志》中的透露出的信息极为典型：

当时全县共设学校３４８所，其中校址设于佛寺者６７所、设在一般民俗庙宇的有２０３所、设在家庙祠堂的有２０所、设在清真寺者有１０所、不详所属的有２６所，以上合计３２８所，占所有学校的９４．２５％，真正由地方士绅出资兴办者可谓寥寥无几。(7)

其中的前两条信息说明，当时的庙产兴学政策，对传统道教势力的打击十分惨重。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风行的反宗教、反迷信思潮，比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对关帝、吕祖、九天玄女、瘟将军等偶像崇祀活动的猛烈抨击，以及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神祀废存标准(8)，可以看出近代的庙产兴学政策，道教受到的打击，并不亚于佛教。

佛门对这一运动的抗争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不仅保护了一批寺庙，更重要的是佛教开始了积极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需要的改革尝试，积极推行一系列慈善、办学等社会公益事业，也利用庙产开办了大量的僧教育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佛教新型人才，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相反，除了三青以来朝廷在佛教抑道教等原因外道教界自己抗争无力，而且内部不和，一些领袖人物仅仅顾及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根本无法维护道教的利益。所以清廷宣布庙产兴学政策，他们也就只能唯诺而行；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废止的名单中大量涉及到道教宫观时，他们也只能拱手相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道教庙观，被改建为学校、机关、军营等。道教庙产的丧失，反过来又加剧了道教的萎靡不振。

尽管这些情况可能比较典型，但毕竟透露出当时内忧外患的道教面临着空前的危机，道教的改革，同佛教一样，任务十分迫切，也十分艰巨!尽管１９１２年在北京白云观全真祖庭也成立了全国性群众组织中央道教会、第六十二代正一天师张晓初在上海筹建正一派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但未能取得政府核准。其他地方也成立了一些道教组织，但影响不大。道教学者陈撄宁创办中华仙学院，主编《仙学月报》、《扬善半月刊》等道教学杂志，试图分清以练养为主旨的中华仙学与道教的某些关系，继承发扬仙学传统，在道教界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的范围与深度，应该承认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１９５７年，全国性的道教徒群众组织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白云观成立，标志着中国的道教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虽然有文革时期的极左错误的干扰，但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１９８０年中国道教协会重新开展活动以来，各地道教活动恢复很快，影响日益扩大。中国道教协会不仅引导各地道教协会和广大道教徒积极与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而且积极加强自身的建设。中国道教学院的创办，道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全国性《中国道教》杂志的发行，与台、港、澳及欧、美、东南亚等境外地区道教界交往的开展，特别是一批年轻有为的道教人才的崛起，所有这些，都为中国道教今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的坚实的基础。

由小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转型是世界近现代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一转型，中国在明朝末年虽然有过一次艰难、但却是主动的尝试，但由于缺乏的类似于西方自１４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社会变革的铺垫，最终换来的却是明王朝的灭亡与满清的入关。平定中原之后，当清廷沉醉于康乾盛世、纂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西方各国却在开足马力发展其资本主义文明。两百年的时空转换之后，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的庇护，把罪恶的鸦片贸易推进到了天朝帝国的大门，就这样，古老的中华民族被迫加入到世界工商业文明的洪流之中。对中华民族而言，这次变革无疑是空前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也涉及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涉及到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意义世界。在这种背景下，晚清政府被迫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庙产兴学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那么，庙产兴学究竟是如何出台的?其实施情况如何?对道教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庙产兴学产生的背景

近代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意识，在一部分士大夫那里，具体体现为对变局认识的逐步深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就写道：过去人们不知道洋人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英国法国位于何方，如今这些国家齐聚国门，自西北自东南环伺中国，这真是古今之变局(1)。徐继畲也无奈地发出了天下从此多事矣的感慨。虽然当时意识到天下从此多事的人还是少数，但毕竟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列强及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发生的皇帝出逃事件，更直接地把这种危机感普及到了普通民众，使得中国人民对社会巨变的体认更为真切，也更为强烈：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2)；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3)此后，随着甲午战争中方的惨败，导致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烈的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摆在了全体中国人的面前。对这样的危亡境地，康有为形容为：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4)的局面。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王朝于１９０１年被迫与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太后发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保证，表明满清政府已经蜕变成为洋人的朝廷，从此，中国正式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重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晚清社会开始了艰难的先是被迫、后是自觉的改革探索，洋务运动是其典型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结果表明，具有数千年历史积沉的泱泱大国，在西方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坚船利炮面前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伦理，在与西方物质力量的争斗中，只能屈辱地吞下失败的苦果!无奈，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了当时中国不二的选择，开厂办学一时遍布大江南北。虽然此后有甲午战争失败，但晚清的改革者们并没有怀疑办学育人的重要性。只不过在他们的脑海中，纯粹的文教事业的重要性，远远没有开矿办厂、兴建慈禧太后的休养场所颐和园等急迫!所以晚清时期教育经费的缺口十分巨大。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康有为等为清廷出谋划策，庙产兴学政策浮出了水面。

二、庙产兴学政策的实施

１８９８年３月，洋务运动的主将张之洞写成了传颂一时、且影响深远的《劝学篇》，提出了兴学振国的理念。在这篇著作中，他明确推出了庙产兴学的主张：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热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义安，则二氏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什取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5)其实，当时的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可见，庙产兴学在当时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张之洞和康有为的主张相继呈上，光绪皇帝就下了一道诏书：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地方捐办之义学、社会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著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6)就这样，思想家的主张变成了国家的政策，付诸实施。虽然由于戊戍变法的失败而短暂停止，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慈禧太后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达了类似内容的诏书。紧接着，就诱发了各地地方官员借口办学经费不足而提拨庙产的一系列举措，也引发一批地方劣绅恶痞从中渔侵的恶果。就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庙产兴学的政策仍然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如北伐时期破除迷信运动中的迷信捐、经忏捐等，都可以说是庙产兴学的遗续。１９２８年，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提议没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改寺院为学校。中央大学邰爽秋教授等人积极响应，联名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并且在各地组织了不少团体迅速付诸行动。

１９３０年，邰爽秋等人再次发表《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以中央大学为中心，到处成立促进会。１９３５年，全国教育会议重新通过了将全国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所有寺庙改为学校的决议。尽管其间南京政府曾一再颁布保护宗教及庙产的训令，但庙产兴学风潮一唱百和，一发而不可收，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佛、道教势力，后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止，但在一些地方也偶有发生。庙产兴学政策实施近四十年，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佛、道教的伤害自然不言而喻。